帝问瑀：“朕欲长保社稷，奈何？”瑀曰：“三代有天下所以能长久者，类封建诸侯以为藩屏。秦置守令，二世而绝。汉分王子弟，享国四百年。魏、晋废之，亡不旋跬。此封建之有明效也。”帝纳之，始议封建。
——《新唐书》卷一百一十四《萧瑀列传》第二十六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之秦汉帝国》是“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丛书第三册，讲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秦汉时代共计约四百四十年。作者鹤间和幸是日本从事中国秦汉史研究成就卓然的学者，其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帝国史、秦始皇、中国文明史、黄土高原·长城·黄河历史环境史。
贞观初，以巩固了统一国家基础的明君而闻名的唐太宗问萧瑀，如何使国家长久。身为梁明帝之子，经历了西梁、隋朝、唐朝三代的萧瑀劝太宗行封建之制。在东汉灭亡后的四百年，唐朝的帝王仍在思考以何种政治技术驾驶帝国的巨轮。由此可以想见，当中国进入秦汉这一早期帝国时代，面对新兴帝国的急速增长，如何控制庞大的身躯，良性发展，无论是始皇帝还是高祖、文景、武帝，经历着怎样艰难的“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而这也是作者鹤间和幸在《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之秦汉帝国》中展现的野心——用大众化的语言，梳理和展现中国进入早期帝国时代是如何构建政治逻辑及治理结构的，秦朝是如何为中国的整个封建时代书写开端与逻辑起点，“汉承秦制”又是如何继承了秦始皇创建的格局和遗产，并采取了不同于秦朝的制动措施，得以延续四百年之久的。
一、重新认识“始皇帝的遗产”
统一天下之初，在是否有必要恢复地方王的问题上，丞相王琯与廷尉李斯在御前会议上形成了紧张的对峙局面。最终，秦始皇力排众议，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不再置王，而在全国实行自上而下的郡县制。
御前会议的紧张状态源自地方治理所面对的紧张局面。秦始皇政治的原型，来自对秦昭王政治的认同，昭王帝国主义政策的欠账，使得六国上下对秦的仇恨，代代相传，在统一天下之初达到燃点。
“统一天下”是李斯尚在做吕不韦门下舍人时就成型的战略目标。其后的数十年，李斯在变化中摸索，正是因为他深知地方民众的反秦动向，了解“统一天下”的困境，故将“天下”具象化为郡县制的组织结构。郡县制，由此成为中国数千年权力结构的起点。
和一般读物的主流观点不同的是，在本书中，鹤间和幸认为，秦始皇统一度量衡、车轨、文字并非秦统一大业的首要大事，这种改革与一般庶民百姓的生活并无直接关系，亦非综合七国制度所做的新型规格，而只是将秦国旧有制度作为全国的标准而已。而对于秦所设立的郡县制，以及汉如何承袭秦制，则成为鹤间和幸全书主线。可见，作者是以整个中国历史的视野来看待郡县制的重要地位的。
鹤间和幸认为，汉代在政治上完全继承了秦始皇创建的这一遗产，并采取了不同于秦朝的制动措施，才得以延续四百年之久。在西汉之前，项羽采取了一个傀儡皇帝“义帝”之下，并存十八个诸侯王国，基层设置郡县的制度，以霸主治天下。后刘邦战胜项羽，汉朝初立，残余势力十分强大，为了稳定统治，刘邦采取了“郡国并行制”，即一面对家族及功臣推行分封制，一面以郡县制作为补充，中央直接管辖15个郡。“郡国并行制”是汉朝对秦国单一郡县制创新式继承的产物，对稳定当时的政权和社会秩序起到了关键作用，具有维护中央集权的机能，避免了短命王朝的命运。
显然，“郡国并行制”并非刘邦的终极设想，只是其基于现实努力靠近“郡县制”的不得已为之。设立之后，为了稳固中央政权基础，进行政治清洗成为刘邦晚年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以刘氏宗族王取代异姓王、将异姓诸侯或废或诛。此后的汉景帝，则通过分化诸侯王的权力，来削弱分封制的影响。汉武帝更是通过“推恩令”等手段，进一步削弱诸侯王，让分封制名存实亡，进一步强化了君权。以此可见，从项羽到刘邦再到汉景帝、汉武帝，这些曾经执掌中国最高权力的政治人物，在摸索如何驾驭庞大帝国的过程中，对“郡县制”这项秦始皇遗产的认识有一个明显演变、深化的过程。此后的封建帝王，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也从未脱离过“郡县制”这一秦始皇遗产的框架。分封经常以新的形式出现，分封与郡县之争，演变为地方自治与中央集权之争，这成为帝制时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
阅读本书，有助于从历史的偶然与必然上，重新看待“郡县制”这一“始皇帝的遗产”是如何贯穿于中国整个封建时代的，深化与拓展了读者对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模式与皇权政治的认识和思考。同时，书中也谈到了其他“始皇帝的遗产”，如对外开拓的国家视野、将法家思想融入治理的手段以及皇权和仪式等，殊值一读。
二、几个值得注意的观点
第一，作者重新评价了项羽的历史地位，认为其系秦汉之间曾复兴楚国的君主。这一评价与主流观点不同，但与司马迁将项羽载入本纪，置于《秦始皇本纪》和《高祖本纪》之间，而非载入列传相合，即承认项羽的君主地位与其所建立的独立国家体制。另外，作者以《秦楚汉的三国志》为章节名展开对项羽的介绍，将秦末的历史描述为秦、楚、汉相互斗争与更迭的过程，认为“始皇帝的遗产”是以项羽为中介，再由刘邦继承下来的。
第二，作者重新认识了秦始皇最为人熟悉的罪行之一——“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是作为秦始皇暴君形象的证据而众所周知的。作者认为，“焚书”并非法家李斯镇压儒家的政策，李斯的动机在于防止当时秦实行的郡县制因为受到批判而无法施行。“坑儒”的对象实际上是“诸生”，即寻求长生不死仙药的方士和信奉孔子的儒者。事发原因在于方士，方士寻仙药不得，转而诽谤秦始皇。秦始皇得知方士享受优厚待遇，耗资巨大却一直没能找到仙药，反而在背地里诽谤自己，勃然大怒，对咸阳诸生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查审讯，在这个过程中有460名“诸生”被活埋处死。事实上，“坑儒”事件的导火索是秦始皇被寻仙求药的方士激怒，将“坑儒”特定为坑杀儒者的说法，则是东汉以后的事了。
另外，作者认为，秦的统一相较兼并六国尤为重要的是通过军事手段和战争方式实现了中原文化向北方匈奴控制区和岭南越人居住地的扩展，将汉景帝时期的吴楚七国之乱看作是战国以来东方各国与秦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地缘政治的延续，认为陶渊明所咏桃源乡具有真实存在的可能性，认为战国时代中期的山东人与欧洲人有着相近的血缘关系等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贯穿全书，读之令人忘俗。
三、研究方法的独到之处
以前，人们对秦汉历史的研究多来自文字，如《史记》《汉书》。2002年里耶秦简、2003年走马楼汉简等史料的陆续出土，揭示了一个依据出土史料从事秦汉历史研究的时代的到来，对秦汉历史的认识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鹤间和幸对于前述考古新资料的大量运用正是本书与其他秦汉历史著作最重要的区别。作者运用考古新资料说明了很多历史文献中没有记载，难以用文献直接论证的问题。比如用里耶秦简展现了秦统一天下时周边地方和基层官吏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反应。相关的木牍共四块，呈现出秦官吏处理本县行政事务的情况，包括地方官署管理徭役、迁陵县发生的越人举城叛乱、竟陵县狼姓男子可能出于军事目的借用官有船未归还等情况。这些出土的木牍所记载的内容中完全没有庆贺天下统一的气氛，依然残存着被占领以来所产生的紧张状况。虽然这一史料并非来自中央，但通过地方保留下来的公文——里耶秦简，作者带我们看到了《史记》等文献中所没有记载的天下统一时地方的紧张局面。
此外，本书的每段论述几乎都能做到有出处和根据，将出土文献与历史文献相对照，将近年来秦汉考古学的发现贯穿其中引用佐证，可见其严谨的学术精神。与此同时，作者十分重视历史实物如建筑遗址、陵墓、画像石、壁画、帛书、墓志、买地券、碑刻等的论据意义，用这些反映平常人在秦汉间的生活的事物构建着一个活生生的秦汉世界，而非一个冷冰冰的，只存在于正史中的帝王将相组成的秦汉世界，将精英写就的历史还给塑就历史的常人，实在难能可贵。
四、公众考古学的意义
纵观本书，另有两点特别引人注意的是——第一，作者擅长利用民众所熟知的人物和事件来吸引读者的眼球。比如，讲述楚汉之争时提及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刘邦战略的论述、梅兰芳戏曲中的霸王别姬和陈凯歌的电影《霸王别姬》。作者用这些在民众中尚有余温的话题性事件，去讲故事、讲历史，使历史更具亲切感。第二，作者大量运用里耶秦简等出土史料，少见地从地方底层的视角来反映宏大的时代。透过小人物的视角、脱离宏大叙事去看时代，剥离了遥远历史的疏离感，实现了历史的“情景化”。
以上，使得《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之秦汉帝国》这类严肃的通俗读物呈现出巨大的意义：它突破了精英层面的研究范式与视野，将历史还给公众，使得公众得以脱离长久不变的普及于民众的历史，接触到历史研究的前沿，也由此感受到个体与历史的一体。这正契合了“公众考古学”的意义——公众教育、公众参与以及提供反权威的视角。
图文：朱益儋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
重庆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