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国门大开、行船技术突破，各地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密集；民国初期，通俗教育兴起、报纸新闻业起步，人员、信息交流越来越频繁，全国各地越来越需要一本介绍自己城市的通俗指南，相当于今天“City Walk”手册，最初的命名大抵是“XX指南”“XX一览”，后直接演绎为“XX旅行指南”“XX名胜指南”。

此类城市指南，内容主要涉及城市地方史、地理、交通、实业、民俗方言、法规、食宿游览、名胜古迹、地名注解表、街道对照表、杂录等。重庆作为西南重镇，1914年便有了半文半白版城市指南读本[1]，从1933—1947年，更有本地出版先贤持续出版《重庆旅行指南》[2]和《重庆指南》，而寓居重庆的“下江人”也不甘寂寞，间有出版《陪都要览》《重庆风光》等书籍，如此一类“故纸堆”，正是阅读民国、战时重庆城市风貌的最佳参考书，更是赘续城市记忆的重要载体。

自蜀来渝的领读者

宣统二年（1910年 ），简阳人傅崇矩[3]编制的《成都通览》大作终于面世，一举拿下成都报业创始人的头衔。但他不甘心于在成都的所作所为，因为他深知，要想真正在四川盆地有所作为、扬名立万，必须征服另外一座城市，那就是川东重镇——重庆。

转眼进入民国，举国革体。1913年某个深秋的早晨，傅崇矩收拾行李，从成都出发来到重庆。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搜集这个城市既往的《重庆府志》《巴县志》和各种地图，看着那些规制严谨、体例严格的志书和详绘山水、细具街巷的地图，他心中有数了，开始盘算着自己的重庆计划，以《成都通览》的逻辑，编辑一本更加白话的《重庆指南》，并突破成都模式，详绘地图，图文互证。

对于重庆，傅崇矩并不陌生，他一生曾六次造访渝州，其中第一次最为偶然，是因为儿时随父亲前往开县（今重庆开州区）任职，而因“七月大水，在江州阻水三日”[4]，期间其父对重庆的描述，让他留下深刻印象，“天生重庆，因城在石上”。后几次再过渝州，便对这个城市有了更理性的认知，“地接滇黔联指臂，江通吴楚扼咽喉，宝街珠市山阴道，鬓影衣香水上楼”。第六次造访重庆的傅崇矩，已经有了《成都通览》的成就，此次之行，他一路“问禁问俗”，抱着解决“人地皆生，食宿游览，东西莫辨”等问题，发愿并动手编辑一幅详细街图和一本重庆通览。

1914年春节前的腊月二十五日，第一份《重庆指南》面市。此版《重庆指南》主要为外地人服务，所以有不少风花雪月场所之描述，通体略显粗略，这估计也是未被广泛推介之原因。其中“旅馆卷”介绍，“重庆旅店分五种，一曰旅馆，二曰客店，三曰干号店，四曰寄宿店，五曰水桶店，据本年一月之调查，旅馆凡一十六家，客店凡三百余家”“旅馆附有餐馆者，如蜀东旅馆、四时春、大江东等，是为旅馆较为安好，上等价有被褥，并有电灯”。如此之类信息甚为详细，而“餐馆”篇也是如此，“近来重庆饮食店最为发达，大小餐馆及酒食馆，凡数百家”，并费笔墨细致罗列了不同档次酒席的价位和配菜。

最能反映出傅崇矩读城能力的，当属于其对重庆街道的描述。民国初年的重庆城，可以说是一个十足的老城，街巷空间已经固化，城市大的地理格局已经数百年未曾发生改变，生活在重庆城内城外的百姓，早已司空见惯。傅崇矩凭着自己敏锐的观察力，迅速把这个城市标注为 “上下半城”，精准地锁定了这个城市独特的山地结构，定下了一个众人皆知的论断，并影响了此后的百余年。傅崇矩如是描述：   

同时，更为熟悉成都的他，还把两地的街道做了一些对比，“街道与成都不同，成都街道多成非字，渝城街道多曲线及三角形，成都路平，渝城坡多，成都街面宽，渝城街面窄，成都人烟稀，渝城人口密”。

事到细处，方显功夫。傅崇矩将其对街道的观察，附注于《重庆街道新图》，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将城里的街道，分成了三大类：有四时不干之街道、有坡坎之街道和最繁盛之街道。“四时不干”对外地人来说或许不易理解，因为重庆城内饮水不易，挑水工从早到晚，从长江和嘉陵江边将水挑运到城内各个地方，满足一城百姓的生活起居，路上泼泼洒洒，街面潮湿，自是难免，固有“四时不干”一说。

虽1914年版《重庆指南》推广不够，然傅崇矩并没有放弃对重庆的通俗推广。1917 年，也就在傅崇矩去世的同年，他在《重庆街道新图》着彩加墨之后的《重庆街道全图》面世，此图的空间范围更大一些，至今仍是解读重庆民国初年城市历史的重要舆图。

重庆指南为城市编黄页

自民国之后，旅游业开始起步，对于城市指南的需求在加剧。1919年，中华图书馆编辑出版了《北京指南》；1925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了《上海指南》；同年，湖南史地学会出版了《长沙一览》、 六艺书局出版了《游杭指南》；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于1924年出版了《游川须知》之后，商务印书馆于1926年出版了《四川省一瞥》，然而此时，由于川省年年内战，格局未定，截至20世纪30年代初期，重庆并没有一本自己的城市旅游指南。

最早的重庆指南当为应急之作。1933年，在渝乐山人杨世才和同乡好友唐幼峰得知中国工程师学会[5]即将于1934年考察四川，并造访重庆，而彼时重庆居然没有一本通俗易懂的旅行指南，于是两人一拍即合，于1933年出版了一本《重庆旅行指南》，虽条目粗略，但也通俗易懂。

1937年，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比起上次的考察团行为，此次西迁更是历史性大事件，嗅到机会的杨世才，再也坐不住了，决定再编一本升级版的《重庆指南》，献礼当下的重庆和时局。杨世才在1937版《重庆指南》“编者小言”中也说明了缘由。

说来容易，而此时政局变化很大，这一版本《重庆指南》的编辑也实属不易。“起初以为既有两书可作蓝本，轻而易举，心里自然胆壮，满以为一席剪刀浆糊便可了事，结果实际上哪里是这回事？从十一月半着手调查、收集材料，经过整理、编稿、付印、校对，当中国府各部会院继续迁渝，又须等待各处的地址决定后，才可以加得进去，又因为人力不够的关系，除了比较次要的材料，由李杰、范毓兰两君为我奔走收集讯问调查抄录外，其余重要一点的，必须自己出马，所有整理、编辑、审查的工作，均一人自任，有时还得亲自送稿，深夜的工作经过半月，如此麻烦的生活，直到出版时足足两月又一星期。”

熬更守夜的杨世才，1937年年底总算将最新一版的《重庆指南》送到山城的各个书店，成为很多外来人了解重庆的最新指南。这里面除了较早的国民政府移居信息外，还有很多实用价值，如“居住”篇介绍，“本市佃屋，在昔距热闹街市愈远愈便宜，城内比城外贵，最近则反是，其原因不外受中日战事影响，重庆距战地较远，各省避难者纷纷来此。国府移渝，更增加大批公务人员及其眷属，而国府及各部院会地点又多在新市区，故近来城外空房子几乎全无，而出租城内空房子比较不少，但旧式房屋为多、城外新市区房租，最近一月来已飞涨一两倍，原前每一房间季租二十元者，现在须五六十元，城内每间五元至八九元仍可租得”[6]，这些显然为外来者提供了租房的参考建议。

这份《重庆指南》既是当时重庆提供了有据可查的城市黄页，也成了日后杨世才的重要事业组成部分，从1937年—1948年，《重庆指南》时有延续，目前存世可见的有1937年、1939年、1940年、1941年、1942年、1943年、1947年、十周年特刊八本。在目录上，所有版本大抵都设有疆域、气候、户口、公共事业、经济、交通、经济概况、食宿游览、名胜古迹、专门人才、重要工商行等栏目。

此时，彼时重庆外来者甚多，不熟悉渝城的他们，对“交通”信息诉求很具体。《重庆指南》详细罗列水道、旅行社、轮船公司、报关行、转运公司、堆栈、华洋商轮一览表、上下游轮船票价表、力夫搬运行、滑竿和出租汽车价目表等信息，陆道车站、航空公司及机场、邮电、电报、长途电话、市电话、乡村电话，也应有尽有。

杨世才十分关注时局，1939年版《重庆指南》开始，经常会看到“民族更生，复兴指南”[7]“战下去！战下去！战下去！服兵役不论贫富、有钱的出钱，还要出力、肃清一切主和的民族败类、到前线去！到前线去！”等宣传口号。1942年，还专门出版了“陪都建立周年纪念刊”，其中也专门刊载了关于陪都成立的“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明令”和“林主席祝词”。[8]而此版指南中，也第一次出现了“陪都新八景”，而这一时期栏目中，多了关于“防空洞”“近郊交通”的信息。

同时，随着大量外地企业移驻重庆，此时的《重庆指南》中，开始大量出现外地企业的广告。如中国航空公司和广东省银行，就曾占据过1939年和1940年的《重庆指南》封面。

1939年《重庆指南》的封面。

1940年《重庆指南》的封面。

1947年，时值《重庆指南》出版10周年的纪念年度，此时抗日战争已经结束，杨世才的媒体地位也已经很高，他主张出版了《重庆指南》十周年，在当时经济岌岌可危的情况下，渝城诸多企业，上到银行、保险、信托钱庄，下到牙科诊所、五金商店、文具店，都争相在其杂志上刊登广告。时重庆善后市长张笃伦也前来凑热闹，亲自为特刊题字，并在书中刊登肖像照片，以志恭贺。

1947年重庆市长为《重庆指南特刊》的题字。

寓居者也为城市作导览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量下江人移居重庆。面对陌生的城市，两眼一抹黑，一时类似《重庆指南》的书籍，开始大量出现。

先是本地的出版社开启了“旅居向导丛书”。1938年，巴渝出版社开始出版《旅渝向导》，此书分入境问俗、登岸、日之夕矣君何往、吃、杂项、娱游、风土记等7章，书后还附有重庆市街道图、各种车船价目表。

《旅渝向导》为外地人考虑得很周全，其“气候卷”直接开启比较模式，“上海、汉口都是长江上比较暖和的地方，但是重庆的气候，还要比较暖和些”“如果你到重庆来避寒，也许可以得到相当的满意”。[9]而对于山城的特点，作者也毫不隐晦，专门有章节描述“上坡”一事，“重庆依山为城，因此任何地方码头的石级，都没有这里的多而且高，上坡时很是费劲，走惯这样坡路的本地人，上坡一次，尚不免累得气喘吁吁，没有走惯的人，当然更不用说了。”[10]此书作者颇有风雅，第三章用“日之夕矣君何往”来命题，其实主要是介绍重庆旅馆和住宿店的情况。

1942年“旅居向导丛书”有了延续，新重庆出版社出版《新重庆》[11]一书，着重介绍市区概况、风景名胜、文化交通、机关团体等21部分，大量的图表目录，罗列重庆各种机构的详细地点和电话，更加图同近代的“城市黄页”。

而此版本更早、更有学理性的《新重庆》出自民国作家陆思红之手。该书扉页首先用两幅长图，反映了重庆城区和长江南岸的城市风貌，作者在自序中坦言作此书的心态和缘由，“由汉入渝，屈指旅重庆甫告匝岁耳，以此短暂时见闻，见闻寡陋，自不待言，乃不知藏拙，贸然执笔草是书，复阅一过，悚然浃背，但古人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土著人士，对本地风光，每习见不以为奇，尤其名胜古迹。”

1939年《新重庆》一书中引用的老照片。

陆思红所作《新重庆》绝对是一本相对细致的重庆读本，全书分成市政沿革、市政府组织现状、历史上的重庆疆域、开埠与租界、市区勘划经过、地理上的重庆形势、城与码头、新市区、马路与街道，人口、气候与雨量、警备、防空、名胜、交通、风俗、生活状况、工商业、物产、教育、俨然一本微缩版的志书，详尽地介绍重庆的林林总总。

此间，不少外地人以“新都”“陪都”命名重庆。1941年，周俊元《陪都要览》[12]，全书分陪都素描、话古、述胜、散记、调查统计、南泉、北碚7部分。书前有卷头语、陪都风光图片7幅，对南泉和北碚的实地调查，还有街道图、新旧街道对照表，算是读城者中费了心思的人。

1942年，陪都鸟瞰编辑社出版了《陪都鸟瞰》[13]，介绍了重庆的沿革、生活、消防、交通、经济、文化、中央机关、近郊风景名胜，开头用“关于雾的话”拉开重庆的家常，作者都是外地人。

以精神堡垒为元素的《陪都鸟瞰》封面

另有一份关于“新都”的细致描述，当来自吴济生的《新都见闻录》[14]，比常规的指南更具可读性。就“餐馆”的考究，就可见作者的功夫。

故纸堆里封藏着这个城市的历史记忆和底蕴。而今重庆作为全国最著名的旅游目的地，吸引了重庆及来自全国各地的自媒体，他们正在以“赛博朋克”“网红重庆”这类具有噱头和新奇吸引力的新的“重庆指南”，通过海量的作品以流量来快速重塑重庆的城市形象和符号记忆。一方面，这确实短时间内提高了重庆作为旅游目的地城市的热度和知名度；另一方面，却难以避免在不断弱化着这座城市的山水自然和历史文化特质，更不用说那些经常掐头去尾甚至以讹传讹的流量作品了。

自媒体时代，文旅需要热闹，同样需要本土学者扎根本土的持续深耕和真实传播，需要有扎根于本土的地方文化自信。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这个城市不只有网红的颜值，还有历史文化的气质，更有居民美好生活的烟火气。

注释：

[1] 1914年，傅崇矩（亦作傅崇榘）曾编《重庆城》，内文亦作又名“重庆指南”。

[2] 1933年，唐幼峰、杨世才曾合编《重庆旅行指南》，是重庆第一本通俗城市指南。

[3] 傅崇矩（1875—1917年），字樵邨（村），四川简阳人，后随父迁成都。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于成都创办第一家公众阅览室，后出版成都第一张科学性报纸《算学报》，是成都通俗教育和报业开创者，其所编《成都通览》至今流传，而其《重庆指南》鲜有人知。

[4] 傅崇矩，《重庆城》，1914年印本，今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典藏室。

[5] 1918年，在美的部分中国工程学留学生发起成立中国工程学会，后来，中国工程学会逐渐转入国内，逐1931年，国内的中华工程师学会与中国工程学会合并，定会名为“中国工程师学会”，该组织于1934年考察四川，著有《中国工程师学会四川考察团报告》（1935年）。

[6] 杨世才，重庆指南，1937年，第93页。

[7] 杨世才，重庆指南，1939年，第34页。

[8] 杨世才，重庆指南，1942年，第27页。

[9] 杜若之，旅渝向导，1938年，第4页。

[10] 杜若之，旅渝向导，1938年，第12页。

[11] 陆思红，新重庆，中华书局，1939年。

[12] 周俊元，陪都要览，自力出版社，1941年。

[13] 何玉昆、卞愚侠、张克东，陪都鸟瞰，陪都鸟瞰编辑社，1942年。

[14] 吴济生，新都见闻录，上海光明书局，1940年1月印于重庆。

[15] 吴济生，重庆见闻录，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1年，第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