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开始之前，何利群研究员首先介绍了近年来国家文物局为推进石窟寺考古而采取的重要举措以及颁布的重要文件。其中重要举措有2020-2021年组织的全国范围内石窟寺专项调查；推动“石窟中国”保护项目，将石窟寺考古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文件则包括2021年编制印发的《石窟寺考古报告编写体例指南》《中国石窟寺考古中长期计划（2021-2035年）》以及《“十四五”石窟寺保护利用专项规划》，其中《中国石窟寺考古中长期计划（2021-2035年）》对中国石窟寺考古的概念、定位和时空范围在新形势下进行了重新审视和界定，同时明确了学科发展的总体目标，进一步指出了今后石窟寺考古的六项主要任务，也拟定了石窟寺考古的重大项目和重点研究方向。

其次，何利群研究员给我们展开介绍了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和全国范围内的石窟寺考古人员培训及学术讲座。石窟寺专项调查共有320支调查队伍、2440名专业人员参与其中，摸清了家底，全国共有石窟2155处、摩崖造像3831处，共计5986处，这次调查工作为建设国家石窟寺资源数据平台，推进重点区域石窟寺考古，深化多学科合作研究，健全石窟寺考古与保护机制奠定了基础。为解决石窟寺考古专业人员紧缺，基层单位技术力量薄弱等问题，2021年至2024年，国家文物局指导举办了一系列全国范围内的石窟寺考古培训班，培训班课程涵盖石窟寺考古理论与方法、石窟保护技术、数字化技术、考古报告编写体例等，累计培训文博系统专业人员二百余人，促进了石窟寺考古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常态化。为促进中国石窟寺考古及相关研究的深入发展，2022年还举办了两场以石窟寺考古为主题的系列学术讲座，这一系列讲座聚焦中国石窟寺考古的理念与研究方法，展示了佛教考古最新研究成果，从不同视野对中国石窟寺考古进行了回顾、展望与理论探索，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再次，何利群研究员还介绍了近年来石窟寺考古调查报告与综合研究情况。其中大型石窟报告有敦煌石窟考古报告、云冈石窟考古报告、龙门石窟考古报告和大足石刻全集、须弥山石窟考古报告等，此外还有部分中小型石窟考古调查报告和数量众多的综合研究著作。

最后，何利群研究员重点为大家介绍了石窟寺考古技术、方法和理念。中国石窟寺考古是运用考古学方法调查、分析、研究与石窟寺及摩崖龛像有关的遗迹和遗物的学科，包括应用田野考古技术与方法对石窟本体、窟外建筑遗迹和相关寺院遗址进行野外调查、发掘、测绘、记录，以及建立在田野考古基础上的石窟寺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属于历史考古学范畴，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随着石窟寺考古理念的发展和进步，将石窟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运用考古学方法对石窟本体、窟前建筑及相关寺院遗址进行全面调查勘探、发掘整理、分析研究已成为学界共识。中国石窟寺考古的学术目标有五点：一是以基础资料的调查发掘、归纳整理、分析总结为重点，推动石窟寺考古报告的编撰与出版；二是搭建中国石窟寺考古的总体框架和谱系传承；三是促进以中华文化传承和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为核心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研究；四是探索中国特色石窟寺考古理念与方法；五是建立完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研究体系。它的主要任务包括以下六个方面：开展区域考古调查和重点遗址发掘，构建石窟寺考古学文化序列；推动现代科技应用和多学科合作，建立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研究体系；促进石窟寺考古与保护相衔接，建立石窟寺保护项目考古前置机制；加快石窟寺考古研究成果转化，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石窟寺考古国际合作，增进“一带一路”人才交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夯实石窟寺考古研究基础。

在方法论方面，石窟寺考古调查与发掘应借鉴史前区域系统考古调查与历史时期城市考古的理念和方法，点、线、面相结合，以点及线，由线带面，通过全面调查、普遍勘探和重点发掘，从宏观到微观揭示不同层次和功能的遗迹现象，解决石窟寺环境景观、整体布局、功能结构、宗教信仰、艺术特征、传播路线等，为研究中国佛教石窟寺发展传播脉络和本土化进程、丝绸之路考古和中外文化交流、中国古代艺术史和物质文化史等提供实物证据，以考古材料为依据构建中国石窟寺发展史，从而达到恢复人类社会本来面貌的学术目标。在这些方法、理念的支持下，中国石窟寺考古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实践，其中包括敦煌莫高窟窟前遗迹考古发掘、云冈石窟窟前及寺院发掘、龙门石窟窟前遗迹考古发掘、新疆龟兹石窟和吐峪沟石窟发掘、山西太原童子寺遗址发掘、川渝石窟考古发掘和响堂山石窟区域考古调查与发掘等。另外，重点区域石窟寺考古调查发掘项目包括新疆石窟寺及相关宗教遗迹考古项目、西藏石窟寺及摩崖造像考古项目、甘肃早期石窟考古项目、川渝地区中小型窟龛考古项目、山西石窟寺考古项目、河南龙门石窟及周边区域考古发掘项目、山西石窟寺考古项目、山东石窟寺考古项目、浙江石窟寺考古项目和江苏石窟寺及摩崖造像考古项目10项。通过上述区域考古调查和重点遗址发掘，逐步完成石窟寺集中分布区域的考古调查和重点遗址发掘，进一步廓清中国石窟寺发展演变的时空框架。此外，何利群研究员认为，中国佛教考古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与佛教相关的寺院、石窟及造像、经典及佛教用具等遗迹和遗物，作为一门近代发展起来的较为成熟的人文科学，考古学具有一套完整、严密的方法论，而其最基本的方法就是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其中，地层学是田野考古发掘的基石，以石窟寺为代表的佛教遗迹同样适用地层学的原理，如石窟的改建、洞窟间的相互打破、壁面龛像的补刻、壁画的重绘等都是地层学中的叠压打破关系在佛教遗迹中的体现，对判断石窟造像的相对年代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而考古类型学进行分期断代的要旨在于将遗迹和遗物进行型式划分，按用途、制法等要素归类，通过确定标准型式，以型式的差异程度排出演变的系列，从而体现出相对年代。何利群研究员指出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考古学研究必须把重点放在遗迹和遗物的整个系列和类型上，而不是研究孤立的、单独的一件遗迹或现象，亦即侧重于整体的组群研究，而不执着于个体和特例。

讲座的最后，何利群研究员对中国石窟寺考古进行了展望，国家文物局高度重视石窟寺考古工作，在近年颁布的一系列规划文件和通知中，明确了各省文物行政部门和石窟寺管理机构的职能，强调了机制创新、机构建置、人才培养等学科发展方面的建设。《中国石窟寺考古中长期计划（2021-2035年）》通过明确的学术目标、主要任务、重大项目设置和重点研究方向引导，冀望在实践中带动石窟寺考古从基础工作、综合研究、人才培养、机构建设以及评价体系等方面同步发展和创新。全力推进中国石窟寺考古工作和考古学科建设，充分发掘石窟寺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这既是履行国务院《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的指示精神，也是新时代中国石窟寺考古学术进步和学科发展的客观要求。（本文已经何利群研究员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