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是探索人类历史与文明的重要途径，是推动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基础。考古学工作者通过发掘遗址、分析文物，揭示出古代社会的生活方式、信仰体系和文化面貌，不仅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过去，也为当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和启示。保护和利用好考古发掘研究成果，是我们文物工作中在新时代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增强文化自信的历史使命。

2013—2017年，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今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下同）对永川区朱沱镇的汉东城遗址开展了区域性考古调查、考古勘探和考古发掘工作。汉东城遗址西邻长江，地处长江左岸二级阶地。遗址北侧相邻台地为新石器、商周时期遗址—溪咀上遗址，西面为西汉时期大墓—坪坪上墓地，西南为田塘沟唐宋时期窑址及烟房沟唐宋墓地，历史连续性较好。考古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晚期、商周、汉代、宋代及明清时期遗存，发掘揭露出的宋代城墙（护堤）、建筑房址、排水设施、街巷道路、加工作坊等117处遗迹，以及6200余件出土器物[1]，为廓清宋代汉东遗址属性提供了丰富的依据。通过重点研究与遗址性质密切相关的宋代遗存，确认汉东城遗址为北宋成书《元丰九域志》中所载的江津汉东镇故址[2]。2016年，汉东城遗址作为重庆境内现存遗存最丰富、保存最好、时代延续最长的古遗址之一，被列入“十二五”期间重庆考古十大发现。

2016年汉东城遗址发掘现场－东城墙中段（代玉彪供图）

汉东城遗址遗迹分布示意图 （图片来源《重庆市永川区汉东城遗址保护规划》）

同年笔者参与了“重庆永川区汉东城遗址保护规划”（后文简称《规划》）项目。项目有周期之限，加之遗址周边新城建设如荼，对《规划》编制工作紧迫。依据2016年考古揭露的灰坑146处、排水沟24个、房址18座、墓葬7处、道路5条3处、窑址1处、灶址2处、墙体4处（包括已发现城墙段及可能城墙遗存）为保护对象，《规划》确定遗址保护范围面积9.24公顷，建设控制地带范围23.44公顷。2019年1月，经多轮评审后，《规划》获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批复同意（永川府〔2019〕6号）并予公布，为保护汉东城遗址及其环境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汉东城遗址保护区划（图片来源《重庆市永川区汉东城遗址保护规划》）

“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3]。2013至2017年的考古工作已确证汉东城遗址为宋代市镇遗址[4]，至明代为“汉东水驿”[5]。近期笔者结合文献对汉东城遗址的价值有了一点新思考。汉东城所处的川江水路自先秦以来持续发挥着沟通巴楚、襟带吴越的重要作用。至两宋之际更因其维系政权的突出作用，成为王朝军事、经济生命线。宋廷不仅沿川江水路置水驿，更置地铺、陆驿，使水陆兼济，江峡一路跃至四川古代交通发展史上的高峰[6]。元代巴蜀地区交通呈现出水站远多于路站的显著特点[7]。例如元初，连通湘黔滇道与中原政权的通道多循汉唐旧路建都道（即清溪关道）、乌蒙道（即石门关道）[8]，《经世大典》所记“在先赴云南有二道，事不急者由水站，急者取道建都”[9]。可见虽此二路皆出四川，但因路况艰险或时有淤阻，且别无便道连接政治中心，故致水站居常设地位。宋朝川江水驿地望难征，元代水站则历历可考。《经世大典》载，“二十三日，枢密院奏重庆至荆南府二千里，水站凡十四处，其间多阙站船。若于夔府之下，巴东之上巫山县增立一站，复以峡州白沙站移至下流黄牛庙前安置，似为便益。”[10]《永乐大典》引元《经世大典》载“重庆路所辖站一十九处。陆站三，马三十四匹。水站一十六，船一百四十二只。陆站，古渝站，马一十五匹。……水站，白庆水站，船一十只。朝天站，船二十五只。石门乌蒙站，船一十七只。汉东站，船七只。……”[11]。《元代四川驿道站赤考》中据《经世大典 站赤》[12]、《寰宇通志》[13]著录，考证元代成都江陵水道汉东站地望应为江津县西80里之“汉东驿”。考古发现与文献考据两相印证，笔者认为，汉东城遗址在元代疑为“汉东站”址。

2019年公布的《规划》在展示利用方面，提出“根据对汉东城遗址区遗存的历史文化价值、保存现状及展示条件的综合评估，规划建设汉东城考古遗址公园、公众考古体验区及遗址公园配套服务区，并将汉东城遗址区适合进行展示利用的遗址、遗迹分为以下四个主要类别，分别是城墙遗迹、建筑与生活遗迹、道路体系遗迹、“通史式”标准文化层遗迹。”并提出“展示遗址文化序列及各个时期考古发现，选取一处标准文化层进行实物展示，体现汉东城“通史式”古遗址文化”等展示策略。现在看来也并无差池，但若能更深一步探讨遗址的突出特征，围绕“峡江地区元代站赤制度的“水站”标本”这一价值核心，融合元代站赤制度研究，制定更能体现汉东城遗址属性的展示策略，展现水站站户生活、站夫劳作、站官驿舍的历史场景，或许能够更好讲述遗址故事，投射更多遗址背后的时代民生。

汉东城遗址展示规划（图片来源《重庆市永川区汉东城遗址保护规划》）

201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家文物局印发《关于促进文物合理利用的若干意见》，标志着我国文物事业进入从“文物保护”向“文物保护利用”拓展的深化改革时期，合理利用业已成为贯彻文物保护法和指导文物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如何践行“合理利用”，真正讲好遗产故事，科学准确地提炼文物价值当为其中的首要环节。科学准确的价值评估结论不仅是“全面而深入地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的保障，更是文物保护、展示、活化利用中的工作核心。如何准确提炼文物价值呢？业界学者早有讨论。谢辰生、晋宏逵等诸位先生认为文物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也有学者认为文物价值是后人赋予的。[14]笔者认为考古遗址的属性固然为客观存在，但对其价值认知的过程却是随着时间、信息的积累而呈渐进性发展的。因此深入地研究、全面地发现、记录和评估，不仅是了解文物内涵、阐释文物价值的可靠手段，更是保护规划、保护和展示工程实现更好的向公众传达遗址于民族发展或区域历史文化演进中独特内涵的的不二法门。例如山西临汾陶寺遗址总体保护工作中能够准确把握“具备早期国家特征的都邑性遗址”属性，紧紧围绕“最初的中国”核心价值，通过多种展现陶寺先民经天纬地的时空经略，筑城建宫、敬授民时、“礼乐制度”初步形成的都城图景，我想40余年间几代考古人矢志不渝的发掘和研究才是百尺高楼的可靠基石。反躬汉东城遗址规划，“文物的历史价值是文物以其自身为载体所承载的历史信息的总称”[15]。汉东城遗址历代沿用，见证各朝代发展的历史价值勿用赘言，其“墙堤一体”的筑成技术也具有较高价值。但结合其至元代或为官设水站的线索，笔者认为汉东城遗址的突出价值或可提炼为见证峡江地区元代站赤制度的“水站”标本。考古学者仍孜孜以求，自2015年汉东城遗址考古工作的发表，到《寻城记—遇见汉东城》见刊，遗址发掘人员扭转了最初疑为唐万寿县治的判断。对汉东城遗址出土植物遗存所进行的浮选分析研究，也在对了解遗址宋元时期作物种类和食物资源不懈探索[16]。而未来针对汉东城遗址的展示利用工作也当结合对遗址价值的新认知提升阐释、展示水平。

如今，“遗址+公园”的模式作为重要考古学成果的集中展现方式，日益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和认可，重庆的考古研究成果也正以多样化的保护利用方式，保持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2024年钓鱼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游客数量创下历史新高，体系化展示三峡考古研究及文物保护成果的“长江三峡考古遗址公园”正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创建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荔枝道、成渝古道等线路文化遗产正在扎实的考古研究工作基础上，探索“文物主题游径”新模式。如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如何提升对重庆考古遗址研究阐释水平，如何创建保护、利用和文化传承方面具有示范意义的考古遗址公园实例，笔者临江自问，唯有以汉东城遗址规划为例，以考古研究成果为据，加强文物规划过程中的资料研究，提升文物价值阐释水平，践行“一址一策”的规划理念，真正做到“让文物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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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代玉彪，白九江，邹后曦，《重庆永川发掘汉东城遗址》，中国文物，2015 年8 月28 日，第008 版

[2] 代玉彪，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寻城记——遇见汉东城》，《大众考古》2020（10）。

[3]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4] 代玉彪，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寻城记——遇见汉东城》，《大众考古》2020（10）。

[5] 左群，《浅谈清代重庆长江水驿》，中国集邮报，2008-10。

[6] 蓝勇，西南大学教授，西南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

[7] 蓝勇，西南大学教授，西南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巴蜀文化通史，交通文化卷》。

[8]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台北坤记印刷有限公司,1986:1285-1297。

[9] (明) 姚广孝,等，《重编影印永乐大典》.台北大化书局,1985:8390.8394,8444。

[10] (明)《永乐大典》卷之一万九千四百十七，二十二勘站 〈 站赤二 〉。

[11] (明)《永乐大典》卷之一万九千四百二十三，二十二勘站〈站赤八〉。

[12] （元）《经世大典》，又名《皇朝经世大典》，元代官修政书。

[13]《寰宇通志》，明代官修地理总志。

[14] 晋宏逵，《如何正确评估文物的价值》，《中国文化遗产》，2019-01-004。

[15] 王世仁，《保护文物古迹的新视角—简评澳大利亚<巴拉宪章>》，世界建筑,1999,(5):21.WANGShi ren.The conservation's new angle of viewThe review ofBalla charter,Australian[J].WorldArchitect,1999(5):21.

[16] 马晓娇，白九江，邹后曦，代玉彪，《重庆永川汉东城遗址2013年度浮选结果及分析》，《农业考古》，2020-04。

图文：白莹 邹后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