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爱德华·哈珀·帕克（Edward Harper Parker，1849—1926），汉名庄延龄，英国外交官、汉学家，曾在天津、汉口、九江、广州、上海、福州、镇江、重庆、温州等地担任助理领事、代领事、领事等职务。1881年，帕克担任英国派驻重庆的第二任领事代表，期间对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进行了多次考察，所撰系列行记连载于香港汉学期刊《The China Review》，后经整理收入其1891年出版的《Up The Yang-tse》一书。
此前我们选译过作者关于渝黔古道和渝合古道的纪行，本次为读者呈现的是作者探访川东大路（成渝古驿道）的珍贵记录。作者的东大路行踪未及全程，其至隆昌后转向自流井考察，后沿沱江、长江水路返渝，但留下的相关记述译出后达万字，篇幅颇具份量。在东大路的四天行程中，作者对沿途的社会经济、民生百态、植被作物、地貌景观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地名记录尤显细致，其史料价值在我们所收集的外文行记中堪称上乘。
作者涉及东大路的文字，初记入《Short Journeys in Sz Chuan》一文见载期刊，整理成文集时改名为《The Great Salt Wells》。仔细对比，两版的文字略有差异，后者更显凝炼，本次译介即取自后者。为保持史料的完整性和客观性，我们对作者个别带有偏见的描述未作删削，敬请读者明鉴。
庄延龄原文地图，标注的中文地名为其东大路行踪。
我踏上了英勇的吉尔上尉[1]曾走过的同一条道路，启程日期与这位进取的探险家在当年的选择几乎不谋而合。
出重庆城（Ch‘ung-k‘ing）数英里内，目力所及之处，道路两侧唯有连绵不绝的墓碑和坟冢。许多墓穴被称为生基（Shêng-chi），据我所知，这是两百多年前收复四川（Sz Ch‘uan）的战争致人口锐减后，由善心人士为安置遗骨所建。坟冢间零星散布着蛮子洞（Mant-sz Tung），即原住民的穴居遗迹，外观几乎与生基无异。再次欣赏到大江（即岷江
重庆的地势堪称雄伟——它坐落于大江两个弯折河道构成的S形中段，合州河[2]（Ho Chou River，嘉陵江）在此汇入。重庆城址的形势与罗马颇为相似，差异在于，重庆被丛山拥簇、两江环抱，而罗马仅有一条台伯河穿城而过。在我游历中国的足迹中，福州（Foochow）是唯一可与重庆周遭景致媲美的城市，然其更显精致小巧，可一览无余，变化稍显单调。至于气味，二者不相上下，或许福州略胜一筹。
重庆城及郊区形势地图（1905）
重庆通远门外通往成都的大路和墓群（清末）
出发后第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是在距重庆一英里多的道路右侧，有一口厚重的制盐铁锅倒扣在石柱上。我的苦力（coolie）头目解释，这是用来镇鬼的。我问为什么要用如此昂贵的盐锅——它的重量超过了一千磅。他说，唯有如此重量才能镇压那些时常从你周围坟墓中悄然逸出的哀魂，而盐船不时从其下驶过，心怀家国的盐商们出于这个目的，便献祭了这口盐锅。
合州河与大河在佛图关[3]（Fou-t‘u Kwan）几乎交汇，那里矗立着高出水面约1000英尺的山岩，宛如微型的直布罗陀，扼守着通往重庆的唯一陆路通道。这条道路从南侧攀岩而上，景色非常富有画意——石壁上刻满了色彩斑斓的浮雕，或祭祀神灵，或颂扬先贤，表彰贞节烈女的牌坊尤为精美。通往璧山（Pih-shan）的道路从佛图关右转，这座古老的堡垒由一名低级武官管辖。
佛图关仁靖门外的巴县节孝总坊（清末）
重庆往成都大路上的牌坊（清末）
吉尔上尉提到的紫杉，与此地的柏树同称“pê”，据其描述，实为柏树。他所称的草莓，中文名蛇莓（shê-p‘ao，蛇泡果），近似杨梅（yang mei）。这天还见到了两种新木，一为黄连（haung lien），一为叶色深暗的桐毛（t‘ung mao-ěrh）。刺楸[5]（ts‘z ch‘iu）有很大的五分叶。我想寻找石榴树，但一株都没见到，更别说享受吉尔上尉提到的树荫了。
罂粟几乎绝迹，即便有零星种植，也早被收割干净，土地重新犁过。几处孤零零的枯茎仍立在地里，蔫蔫地支着苍白皱缩的荚果，这些一两周前还饱含鲜汁的骄傲存在，此刻活像宿醉后萎靡不振的浪荡子。干枯的荚壳与茎秆可一同焚制钾肥，叶片沤肥喂猪，籽粒或制甜食，或榨甜油，实为高价值的经济作物。
重庆郊外的罂粟田（清末）
重庆至走马岗间的东大路（清末）
市集上称量盐块（民国）
上述各处的客栈（以中国标准论）堪称上佳，与赴京大道上的驿馆不相上下。璧山境售卖的盐品颇为新奇，之前从未见过，名曰雪花盐（shui hwa yen），其色如新雪般皎白，质地酥脆如英式盐，迥异于常见之污浊锅巴盐（kwo-pa）。二者虽皆产于自流井[19]（Tsz-liu Ching），然雪花盐精炼程度稍逊，马坊桥售价每斤43文，经隆昌（Lung-ch‘ang）、荣昌（Jung-ch‘ang）地区转运而来。各市集皆公然售卖新鲜鸦片，俱以杯碟盛之。途中更屡见负重八十斤鸦片赴重庆的挑夫。除了土布（染色和本色的皆有），我没看到其他有价值的商品。但对中国家庭来说，即便仅为家宴购买一磅猪肉的开销，就足以吸引男人们郑重其事地聚议赴集了。与湖北省（Hu Peh province）的情形相仿，此地妇女多从事纺棉工作，使用的纺车看起来颇为笨拙，洁白如雪的轧棉和精棉每斤售价360文。织布工作似乎主要由男性完成。
璧山马坊桥的主桥和便桥（清末）
重庆附近的染坊（清末）
玉米地（清末）
黄葛树（清末）
第二天的行程比较悠闲，于大安十五里外的茶店场[21]（Ch‘a-tien Ch‘ang）用餐后，再行十五里安顿于永川县（距重庆总二百里）一处清静舒适的客栈。行走在这条主干道上非常惬意，当地人几乎不会肆意张望，更别说透过轿顶、窗缝和墙洞喧嚣地窥探了。永川位于（重庆）西南方向，当翻过一处山口俯瞰平原的另一端时，就能望见那座城市。中国人用“槽”（ts‘ao）一词来形容这些岭谷或盆地状的平原，它们构成了四川地貌的显著特征。该词意为沟槽或渠道，从语言学角度印证了冯·李希霍芬男爵的地质学观点。
水牛犁地（清末）
农民插秧（清末）
临近永川城时[23]，路上挤满了向商贩兜售本地鸦片的村民。售品中，未经熬制的生浆（sheng chiang）状如糖蜜与石榴汁的混合物，每盎司卖80文，“加固”后的稀面[24]（hsia mien）则卖到120至130文。乡民声称他们无需缴纳关税（或厘金
途中经过几处在硬黏土挖成的靛蓝池。靛蓝叶需浸泡一周后才能捞出作肥，剩余液体则与石灰混合。但时节尚早，待我亲眼目睹其工艺流程后再详细介绍。我还经过了染坊，那里挂着一匹匹浸过靛蓝的棉布晾晒。一名正向市集运送粗纺土纱的男子说，它的售价为每斤240文，计每盎司15文。当被提醒上海（shanghai）的已轧棉售价为18文时，他表示自家的棉纱更粗制，只卖13文。他补充说，一名妇人每日可纺两三盎司的纱线。当被问及6文钱（约合半便士）是否算得上妇人一天的合理收入时，他坦言自己会浸湿棉纱（如同苏格兰北部的老妇在针织袜中掺沙），以此虚增重量牟利。
途中唯一新奇的植物景观是攀附棚架生长的藤蔓，常见于北京（Peking）和广州，为屋前遮荫之用。路上矮种马和骡子的数量远超我在四川以往所见，前者多为四肢匀称的小马，酷似朝鲜马。自大安场至茶店场间，道路由非普通的长条石横铺筑就，材质凿自红砂岩层，延绵数英里，这是我首次见到此类路面。
永川铁岭山东大路（王昌文供图）
通往成都的“四川大路”（清末）
当我们穿过永川城的主街时，正逢赶集日，我从未见过如此繁忙的街道。就像其他的中国水果一样，枇杷（p‘ipas）尚未完全长熟便被售卖。还有大量用于猪饲料的粉碎豆荚，称胡豆或蚕豆（fu tou，hu dou，or s‘an dou），这种豆子要等到豆荚完全发黑后才会被采摘。
永川与璧山同为归丁（Kwie-ting）县份，即盐税摊入地丁合并征收、食盐流通交由民间私营的地区。璧山每年名义地税约三千两，实征逾万两，每三年两试可出十二名生员。永川令我印象十分深刻，是自合州之后我在四川所见最繁盛的城区（当然，除了重庆），尤以烟馆林立为甚。一种砖茶亦引人注目，据称产自贵州仁怀（Jên-hwai in Kwei Chou），经合江县（Ho-kiang Hien）运抵此地，售价每磅40文。
永川至荣昌沿途的地貌景观无甚殊异。行二十五里至响水洞[25]（Hiang-shui Tun），又遇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在油溪汇入大江的那条小河[26]。续行二里，从一座长木廊桥再次跨过此河，桥廊两侧商铺栉比，该市镇名双石洞[27]（Shwang-shih Tung）。下一个村庄为黄葛树[28]（Hwang-kwo Shu），距永川三十里。继而，在距永川四十里处的太平镇[29]（T‘ai-p‘ing Chên）、五十八里处的单石铺[30]（Tan-shih P‘u），据说又两次跨过了同一条河，然溪河蜿蜒、驿路迂回，实在难以辨别所经是否为同一水系。
永川县城（民国）
永川城西的碑林（清末）
邮亭铺[31]（Yu-t‘ing P‘u）属大足县（Ta-tsu，此地称“足”为chiu），该市镇如楔子插入永川、荣昌两县之间，在邮亭铺两侧各数英里外分别立有两座精美的界碑，标定了大足县的辖境。永川堪称中国最尚德的地区之一，城郊遍布贞节牌坊和贤士碑碣。自邮亭铺行十五里至石盘铺[32]（Shih-p‘an P‘u），三十里至峰高铺[33]（Fêng-kau Pu），再行三十里即抵荣昌。
沿途虽景致平平，然考察民生百态和稼穑盛况，确如历代旅人所称赞的那样。礼仪教化之风似乎东止于重庆——包括涪州在内的大江以南地区，乡民好猎奇而多粗鄙。此地林木较他处稀疏，唯稻田弥望。沿途还见有常被误称为中国红枣的枣树、一种俗称卷叶或叶子烟（ch‘üeh yeh or‘brinjal tobacco’）的辛辣烟叶、正被掘起移栽田埂的红苕（hung-shao，我认为是一种甘薯）、如稻秧般种于六寸深水中的芋头（yü-t‘ou），另有橘园数处。我听到了贵贵阳（kwei ku yang，或称阳雀
水稻梯田（清末）
路上乘轿的行旅（清末）
我多次有机会仔细观察了被称作龙骨车（lung-ku ch‘e）的灌溉水车——这是中国著名的水利器械，形制全国统一。其主体由一根雪松或紫杉木（pê mu，柏木）开槽而成，长约十二英尺，深一英尺，宽半英尺，两端开口。以橡木（ch‘ing-kang，青杠）制成的链条上，每隔五六英寸固定一片柳木（ma liu，麻柳）制作的方形挡板，约四英寸见方。链条结构如下：每节链环呈楔形，宽端分叉以嵌入后一链环的窄端，二者以橡木销钉连接，确保活动灵活。因链环为楔形，挡板可自然贴合，另以螺帽加固。此器械可手摇驱动，也可脚踏驱动（需架设木架，适用于大面积灌溉），皆由两人协作，效率大致相仿。
手摇模式中，槽体两端各置木制滚轴，每只滚轴嵌有六枚略小于挡板的齿轮，用来驱动链条。两人各执一侧手柄转动上侧滚轴，带动链条拖绕下侧滚轴循环运转。链条和槽体下端浸于水中，每片挡板皆可携升一定水量。由于链条转速较快，相邻挡板间距小，水流几无回落。按比较松弛的节奏驱动，此车每秒汲水约一加仑。据称，若两人协作，十二日可为一英亩稻田增加六英寸水位。具体数值是否一致，有待数学验证。
当使用脚踏模式操作时，链条通过固定于槽体上端外侧框架的轴轮转动。轴轮两端各牢固安装了四根形似槌球棒的木条，每只脚对应两根，右脚木柄与左脚木柄呈直角交叉。轴轮两端延伸至一对支撑杆，杆间跨一横杆供操作者依靠，姿态类似于踏车作业。操作者大约以每秒一步的频率交替踩踏，可持续数小时。手摇模式虽然速度更快，但更为费力。
脚踏龙骨车（清末）
手摇龙骨车（清末）
根据我的观察和打听，一头水牛估计要十天至一个月才能犁完一亩稻田，具体耗时取决于水量和田土的黏性。但这里最大的“田野”不超过四分之一英亩，且通常田界被划分得更为细碎。此处的犁与我曾在贵州所见并描述过的原始农具相同——犁头平置，前端尖锐而后部宽扁，略微上翘以起到类似犁壁的作用，而扶犁者通过左右摆动犁身进一步辅助翻土。用于稻田的耙（pa）是一把六英尺宽的木齿耙，齿深一英尺。今日我还见到一种人拉犁具：将十英尺长的木杆扛在一人肩上，另一端以某种方式（此刻我记不清细节了）固定在另一人扶握的犁具上。尽管场面滑稽，但看着那可怜人在泥泞中蹒跚挣扎，仍感同情——我从未见过人类陷入如此“牲畜般”的境地。无论耙、犁、轮，还是其他附属器具，均可由一人轻松扛运。
今天另一项有趣的考察是关于砂锅（sha-kwo，或称砂罐）的制作。这种陶器以黏土为原料，混合煤灰及松树叶焚烧所得的钾碱（草木灰）制成。烧制后的成色介于黑铅与铸铁之间，价格极其低廉，每只仅约半便士，但烧水效果丝毫不逊于其他任何炊具。据说永川的耗子沟[34]（Hao-tse K‘ou）以出产优质陶器而闻名，但我看到沿途许多村庄都在经营此业。
这一地区的猪与人的关系尤为亲近。市集上的猪在脖子上系着一束稻草，乳猪被小心翼翼地抱赴市场，在等待买家时惬意地躺着，一幅美滋滋的样子——这些都是中国日常里饶有趣味的景象。大致而言，猪肉可以说是中国人唯一普遍食用的肉类。
穿草鞋的猪（民国）
据说，荣昌县每年实征地税约七万两白银，但名义数额我未能查到。此地原有十二名生员学额，后又新增了六名。通过划拨一些公田，其收益用来抵免盐税。雪花盐时价为每斤31文。
吉尔上尉提到的那条河（指荣昌城西的濑溪河——译者注），可分段通行小船，下行至泸州（Lu Chou）上游四十里处的胡市[36]（Fu Shih）汇入泸州河（沱江）。但就在那里，确切地说在胡市上游几里一个叫胡子场[37]（Fu-tsz Ch‘ang）的地方，有一处险滩阻碍了航运，等我到达那里后想必会对其有更多的考察。从荣昌上溯六十里可通航，口岸有三溪场[38]（San-chia Ch‘ang）和龙水镇[39]（Lung-shui Chên），舟楫止于大足境内的鱼口[40]（Yü-K‘ou）。这条河上只有小划子往来。
荣昌城西的濑溪河和施济桥（民国）
荣昌至隆昌途中，二十里檬子桥[43]（Mêng-tzs K‘iao）；又十五里至烧酒坊[44]（Shao-chiu Fang），一个非常长的集镇；十五里蒋家寺[45]（Tsiang-chia Sz），那里有两座标志着两县边界的石坊；再行七里至李市镇[46]（Li-shih Chên）。未来的旅行者可以放心，从重庆到隆昌只需四天轻松的行程。不过，由于沿途客栈众多，如果你不懂当地语言，苦力们总会想着把每段行程说得比实际更远。
隆昌的道路上（清末）
在最后一段路途中，有许多竖于墓旁的石柱，是一位仁厚的地方官专门设立的，以告诫人们不要割草或放牧。这些墓园犹如绿色孤岛，是茫茫稻田中仅存的几片草地。在街边摊位上，我注意到有出售一些非常粗糙的硫黄，看上去几乎如炉渣。此外还有石膏，用于制作豆腐，比例为一比二十。另有一种奇特的豆子，让我想起了枳椇，这里称使朘子[47]（shih chün tsz），据说用以治疗儿童腹疼。一种采自山中的红褐色烧制黏土引起了我的注意，它与桐油混合制成一种暗红色的涂料，用来涂刷门面和墙板。硫酸铜也以同样的方式使用。新见植物中我只注意到了甜荞（t‘ien chiao，一种“甜味”的荞麦），其品质被认为不如苦荞（k‘u chiao）。冷杉和松树已变得稀少，雪松更少，竹子依然常见。所见果树中，李树、橘树和枣树都长出了鲜嫩的新叶。唯一开花的树是夜合花（ye-hoh）。
在隆昌，我似乎住进了吉尔上尉赞不绝口的那家客栈，且在同一房间。那里有葡萄藤，不仅如此，还有一个小套间。这家客栈据说以“最好的上房”闻名于整个官场，也确实是我在并不宜居的中国见过的最好客房了。我将描述一下这里的主室。地板是冰凉彻骨的硬地，门槛与地面之间的缝隙足以钻入一只大猫。墙壁由上漆的柱子与横梁架起来（以柴郡建筑风格的交叉结构），中间填满了泥土和白灰。墙面虽斑驳但算不上肮脏，偶见孔洞和裂缝。屋顶由铺在托梁和椽子上的瓦片构成。下层窗棂采用中国人称为“冰裂纹”的彩纸框架，容十余个透孔；上层窗棂的方格糊着污浊的白纸，遍布破口和裂纹。家具包括：一张扁平的木炕（k‘ang，或长榻），像一个微型戏台，上面铺着一张薄草席；两张半月桌，桌腿齐全，但踏板和撑条已破损；四把硬木扶手椅；两张木制茶几；还有一张方形木桌，腿脚完整。房间十五英尺见方，高二十英尺；两侧为普通卧房，门可闭锁，后院为葡萄园。这是中国最好的客栈了。
在李市镇与隆昌之间的中途，我们从石燕桥[48]（Sz-yüan Ch‘iao）渡过了一条小河，据说它在富顺县（Fu-shun Hien）附近汇入了泸州河。大量骡子、马和牛从城里运载着农产品而来。抵达隆昌之前，我们经过了一条南向延伸道路的端点，这是通往泸州的大路，距泸州一百五十里。
隆昌石燕桥（清末）
成渝大路与成泸大路分岔处的隆昌云峰关（清末）
隆昌是一个小县城，于本朝初期从荣昌、富顺和泸州三地划分而置[49]，现隶属于叙州府[50]（Sü-chow Fu，Sui Fu）。最初分配给隆昌的学额为十名，至战乱四起的咸丰年间，为回报或多或少的军需捐款，学额也与其他许多地区一样有所调整，增至十三名。隆昌的名义地税为七千两白银，但加上额外的津贴（ching tieh）和捐派（chüan p‘ai），实际征收的总额在两万至三万两白银之间。
树木一如既往，没有观察到新品种。四野稻禾连绵，罂粟的踪迹不多，不过因为已过了收获期，不好判断之前的种植情况。无论如何，隆昌的鸦片产量似乎不大，赶不上荣昌和永川——两者的产量可堪比巴县。当地食盐皆为雪花盐，离井后完全免税，市价28文一斤。道路上的运盐苦力络绎不绝，有的从隆昌往东，有的从自流井过来。隆昌城区与东郊隔着牛佛渡河[51]（Niu-fu Tu River，或称沱江
负重行进的苦力（民国）
[1] 威廉·约翰·吉尔（Willian John Gill，1843-1882），英国探险家，所著《金沙江》（The River of Golden Sand）一书记录了其1877年沿长江上溯至重庆，进入四川西部和藏区东部考察，再从云南进入缅甸的经历。
[2] 合州治今重庆市合川区，旧时往往称流经合州的嘉陵江下游段为合州河。
[3] 今重庆市渝中区佛图关公园。
[4] 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nfen，1833-1905），德国地理学家，所著《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Ferdinand von Richthofen's Tagebücher aus China）一书收录了其在四川盆地的考察行记。
[5] 原文未落学名，刺楸和枳椇的读音皆接近“ts‘z ch‘iu”，从叶片形态来看，刺楸更符合相关描述，且原文在他处以学名提到过枳椇，故取前者。
[6] 今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桥铺街道。
[7] 今重庆市高新区白市驿镇。
[8] 今重庆市高新区走马镇。
[9] 今重庆市涪陵区。
[10] 今重庆市璧山区、高新区、江津区在缙云山脉交界处的老关口。
[11] 巴县为清代重庆府附郭首县，治今重庆市渝中区，乾隆二十四年（1759）分置江北厅后，其县域包括除今嘉陵江以北和北碚区澄江镇（清代属璧山县）之外的重庆主城区。
[12] 清康熙元年（1662）至雍正六年（1278）间，璧山县曾并入永川县。
[13] 今重庆市璧山区来风街道。
[14] 今重庆市璧山区丁家街道。
[15] 今重庆市璧山区丁家街道马坊桥。
[16] 今重庆市永川区仙龙镇张家场，不过高洞河上源并不流经张家场，作者记录有误。
[17] 今重庆市江津区油溪镇。
[18] 今重庆市永川区大安街道。
[19] 今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自流井盐场老街。
[20] 在铁篱笆的众多别名中，“企头簕”的读音相对更接近原文的拼写。
[21] 今重庆市永川区大安街道茶店场。
[22] 今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恩施市。
[23] 作者原记为“Yung-ch‘ang”，而荣昌一般拼作“Jung-ch‘ang”，结合文中记述内容的空间顺序，此处应为“Yung-ch‘uan”的误写。
[24] 此为根据近似读音和场景推测，方言中的具体术语有待求证。
[25] 今重庆市永川区双石镇响水洞，双石桥下游约一公里南岸。
[26] 这里对水系的记录有误，流经双石镇者为小安溪，与流经马坊桥在油溪汇入长江的高洞河非同一溪流。
[27] 又称双石桥，今重庆市永川区双石镇。
[28] 今重庆市永川区双石镇黄桷树，双石镇西北约二两公里。
[29] 今重庆市永川区双石镇太平场。
[30] 今永川区邮亭镇单石铺桥。
[31] 今重庆市大足区邮亭镇。
[32] 今重庆市荣昌区峰高街道石盘村。
[33] 又称峰高驿，今重庆市荣昌区峰高街道。
[34] 今重庆市永川区双石镇耗子沟。
[35] 清代巴县的县丞驻白市驿。
[36] 今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滩区胡市镇。
[37] 此为音译，胡市镇濑溪河上游并无近似读音的场，作者的拼写应该有误，可能为胡市镇上游不远的洞子上险滩。
[38] 今重庆市大足区珠溪镇。
[39] 今重庆市大足区龙水镇。
[40] 此为音译，具体地点待考。
[41] 今重庆市江津区朱杨镇，旧时又名复兴场，朱杨溪（临江河）在此汇入长江。后庄延龄顺江回渝途中，过永川松溉镇后不远提到左岸有复兴场，可互证。
[42] 今按江津、永川境长江沿岸无此近似读音及别名的场镇，泸州龙马潭区长江北岸有名罗汉场者，然无支流汇入，后庄延龄顺江回渝途中也未提到此场名，待考。
[43] 又名广顺场，今重庆市荣昌区广顺街道。
[44] 又名安富镇，今重庆市荣昌区安富街道。
[45] 今重庆市荣昌区与四川省隆昌市348国道交界处附近。
[46] 今四川省隆昌市石燕桥镇李市老街。
[47] “使朘子”是作者唯一括注的中文名词，本地一般书作“使君子”，作者在注释中有提及。
[48] 今四川省隆昌市石燕桥镇。
[49] 隆昌建县的时间为明隆庆元年（1567），作者叙述有误。
[50] 今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
1.对于原文首次出现的威妥玛拼音及邮政拼音词汇，本文均以括注形式保留原拼写，以便读者参考查证。
2.原文所记县级以上的行政区专名，若今名或今址无甚变动，则省去注释。
原著：[英]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
翻译：张 颖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
重庆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