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时期，长寿县的发展经历了从“凤山之麓”到“凤山之壑”，再到“凤山之巅”的演变过程（见图一、图二）。

图一 明清长寿县城池与县治示意图 柴兆杰制作

凤山，周长八里，东南部环绕着桃花溪，西南部紧邻长江。现今的凤山与明代的凤山有所不同，其范围在清代有所扩大，包括了过去的铜鼓山、白虎山、西岩、北山等地。

“凤山之麓”指的是凤山脚下的河街地区。明初在此设立县治，成为长寿县最早的行政中心之一。“凤山之壑”一词源自清代的《蜀水经》，特指凤山的腹部，尤其是半山腰的铜鼓坎地区。由于兵灾，县治在洪武年间从河街地区迁移到铜鼓坎，天顺八年，知县时顺在铜鼓坎的县治基础上增建土城，形成了长寿城最初的城池。“凤山之巅”则来源于元代涪州行政长官拜都的《文昌祠记》，指的是凤山的山顶。清嘉庆五年，知县余钰将县治从凤山之壑迁至凤山之巅，在山顶建造了石城，长寿县因此更名为凤城。从“凤山之麓”到“凤山之壑”，再到“凤山之巅”的演变，并非一帆风顺的直线发展，而是一个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过程。这个不断向上攀登的过程，正是长寿县坚韧不拔精神的体现。

 图二 明清长寿县城池平面图 柴兆杰绘制

一、明代长寿县治与城池考：“从河街，到铜鼓坎，再回河街”

（一）凤山之麓：河街县治

在明代洪武年间（1368年-1398年），长寿县的行政中心坐落在凤山脚下的河街地区。所谓县治，即地方行政的中心，也是古代县令的办公地点，换言之，相当于现今的县政府。长寿学术界对于明初县治位于河街地区的观点较为一致：刘治安先生在其著作《长寿县境治城考略》中提出，明洪武初期的长寿县治实际上位于铜鼓山下，即现今河街一带。[1]在《长寿河街记忆》一书中，李永明先生同样认为，明初长寿县的治所设在河街。[2]余云华先生在《光绪元年长寿县志》中提出，明洪武初年的旧县治位于河街的城二小校址。[3]但上述观点基本上是直接得出结论，缺少具体论证过程。

笔者发现二则新的历史资料，可作为补充论证之用。嘉靖年间长寿县知县余鋐在《重修县治记》（图三）中提及：“长寿县，先为乐温，国初迁于今治。依山面江，溪流环带”[4]，明初县治背山临江，溪流环绕，这一地形特征与被长江、桃花溪、西岩小溪所环绕的河街地区相吻合。此外，《长寿县新开路记》（图四）亦有记载：“洪武初，始迁今治。据形胜之会，菩提耸峙于后，龙溪环带于前，凤山金龙盘绕左右……后因兵燹，乃徙于铜鼓坎上，山巅巇险。未几，遭流贼之变，仍复于旧所”[5]，由此可推知，明初长寿县的治所并不位于铜鼓坎之上，而是在铜鼓坎之下，靠近凤山（即现今的白虎山）与金龙山（即现今三倒拐所在的位置）[6]之间，基本上，这就是今天的河街地带。综上所述，可以明确指出洪武初年长寿县的治所位于河街地区。

当时的长寿县治还没有城池体系，成书于1475年-1503年[7]的成化《重庆郡志》明确指出天顺年之前“旧无城池”[8]。

图三 万历《重庆府志·重修县治记》

图四 万历《重庆府志·长寿县新开路记》

为何选择在河街建设县治？原因在于河街地区地处今凤山之麓，临近水域要道，地理位置极为有利。自元代起，这里便已繁华昌盛，成为设立县治的理想地点。元代涪州达鲁花赤兼管本州诸军奥鲁劝农事的拜都，在《文昌祠记》中盛赞凤山脚下的河街：“山川明秀，人物阜灵，大江之畔，舟楫辐辏，富商大贾云集，实为人民之要会，市易之渊薮。”[9]明代知县余鋐在《长寿县新开路记》中也对河街县治的地理位置给予高度评价：“背靠菩提，前临龙溪，凤山金龙盘绕左右，居民环聚，商旅辐辏，钟灵毓秀，才豪代出。”甚至在宋代，河街一带就已是长寿地区的县治所在，马剑先生在《唐宋元时期乐温县治考》中指出，乐温县城就位于河街一带。[10]

明代河街区域的范围究竟有多大，包括哪些地方？根据上文的描述，河街县治背山临江，位于铜鼓坎之下，凤山（今白虎山一带）与金龙山（今三倒拐所在）之间。结合成化《重庆郡志·长寿县图》（图五）进行分析，河街县治的四至边界（图六）应为：东至桃花溪与三倒拐边缘，西至西岩小溪（桂溪），北以铜鼓坎台地与西岩山体屏障为天然分界，南至长江。其周长约2.05公里，总面积约400亩（26.67万平方米）。 

图五 成化《重庆郡志·长寿县图》与相关距离数据   柴兆杰制作

 图六 长寿县河街平面示意图 柴兆杰绘制

（二）凤山之壑：铜鼓坎县治

洪武之后，县治便迁移到了铜鼓坎。《长寿县新开路记》中详细记载了县治迁移到铜鼓坎的整个过程：“洪武初，始迁今治。后因兵燹，乃徙于铜鼓坎上，山巅巇险”[11]。

那么，铜鼓坎是否就是现今的头门坎呢？铜鼓坎与铜鼓山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这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考证。

首先，铜鼓坎的原始含义是什么？它代表了哪种地形特征？通常，铜鼓类地名的由来与出土铜鼓、铜鼓声的回响、或地形酷似铜鼓有关。然而，铜鼓坎的“铜鼓”并非直接来源于它地形本身，而是承袭自它背后的铜鼓山。这一点与沙坪坝小龙坎的命名方式相似，小龙坎的“小龙”即是从其背后的山——大龙山继承而来。因此，铜鼓山在先，铜鼓坎之名在后。“坎”在辞海中被解释为地面的凹陷处。李永明先生指出，在长寿方言中，“坎”指的是斜坡或陡坡，并认为铜鼓坎实际上就是铜鼓坡。但马剑先生在《唐宋元时期乐温县治考》中则认为铜鼓坎应等同于铜鼓山。实际上，“坎”既非山也非坡，而是一种台阶状的地貌特征，正如《重庆景观地名图解示意》（图七）所示。坎具有一定的高度，通常位于山的半腰，前面有坡地或平坝，后面倚靠山体，与山顶共同构成台阶状的地貌。因此，铜鼓坎应被视为一种台阶状地貌。

图七《重庆景观地名图解示意》底图绘制 张珣@八二四研究所，后期美化 孙大仙工作室

而长寿河街一带恰恰具有“三个台阶”的地貌特点，通俗来讲，“三个台阶”就是长寿县沿江区域“三层台地”总体特征，如清光绪《长寿县城图》（图八）、民国长寿县地形图（图九）、民国长寿县照片（图十） 所示：长寿县从河街长江边到凤山顶部，从低到高共分为3层台地。第一层台地是沿江河街台地，位于凤山山脚沿江低处，海拔约185米-290米，面积居中，笔者称为“凤山之麓”。而光绪《长寿县志》言“铜鼓山，在县城南，即凤山下第二层岩也，今名铜鼓台”，即第二层台地就是铜鼓台台地，位于凤山半山腰，海拔约290米-315米，陡坡多平地少，面积最小，笔者称为“凤山之壑”。李永明先生也言“铜鼓坎位于凤山的半山腰上铜鼓坎台地，是河街台地到铜鼓坎台地的一个入口，又叫头门坎”[12]。第三层台地是凤山台地（明代铜鼓山），位于凤山顶部，海拔约315米以上，面积最大，笔者称为“凤山之巅”。根据上述“坎”的定义，山顶的凤山台地和江边的河街台地明显不是坎的地貌。只有铜鼓台台地符合，前有低矮的河街台地，后有高耸的凤山，形成一个完整的台阶地貌。再结合明万历《重庆府志·长寿县治图》标明了铜鼓坎城门位于当时县治的北侧；清光绪《县城图》标明了铜鼓坎城门位于清代南门庆安门的南面。凡此，铜鼓坎应是明代铜鼓山前的一道台阶地形，即是今天凤山半山腰的铜鼓台台地。

图八 光绪《长寿县城图》局部

图九 民国长寿县历史照片

图十 民国长寿县地形图

其次，知县余鋐在《长寿县新开路记》对铜鼓坎县治方位进行了风水分析：“龙溪环带于前，凤山金龙盘绕左右……今考形势，实当山脉之中，而右为凤山，巍峻且髙压。中脉旧于山头开凿通衢，人行络绎，直窥县宇。考之堪舆之説，右山白虎髙压，则非所宜，故邑治率多凶祸”。这段话的意思是如今考察地形，发现县衙正处山脉的正中，而右侧凤山高峻压迫。过去在中间山脉的山顶开凿道路，行人通行，可以直接窥视县衙的一举一动。据风水学说，右山（白虎位）过高则不利，因此县衙多灾祸。”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知道：第一，铜鼓坎县治位于山脉的中间，右侧西方的白虎位是明代凤山（今西岩-白虎头一脉），左侧东方的青龙位为金龙山（今三倒拐所在一带）。那么铜鼓坎县治应位于明代凤山与金龙山的中间地带，只有今天的头门坎一带符合。第二，白虎高压说明西侧明代凤山高于金龙山，也高于铜鼓坎县治。因此铜鼓坎不可能是铜鼓山，铜鼓坎背后的铜鼓山应高于西侧的明代凤山。第三，中脉于山头修路，可直窥县宇，说明铜鼓坎上方背后的北方有一座高山，且高于铜鼓坎。所以这里的中脉应该是铜鼓坎背后的铜鼓山。根据风水理论，铜鼓山应是铜鼓坎县治的玄武靠山。如果县治建在铜鼓山上，则没有靠山和左右护山，就不是风水吉位，不符合风水理论。再者，县治位于铜鼓坎上，与河街居民点距离较为合适。若县治位于凤山顶上则远离河街，不利于管辖。凡此，基本可以断定铜鼓坎县治就是在铜鼓台台地（今头门坎到寿星广场一带），具体位置在今长寿上缆车站左右。

最后，清代嘉庆重庆知府石韫玉在《独学庐全稿本》的三则文献里提到了铜鼓坎，但其文对铜鼓坎位置距离的描述自我矛盾，前后不符。先是不清楚铜鼓坎的距离只知道在县治北“惟循县治迤北铜鼓坎地方，向有旧城一座，不知废自何年，基址尚存”；后在《长寿县新城记》言铜鼓坎距离县治“五六里”，“迤北五六里，地名铜鼓坎，有故明废城，其址尚存”；但在上报皇帝的《奏报长寿县士民捐修城工折》奏折里言铜鼓坎距离县治“十余里”，“旧治濒江，不可营建，遂择相距十余里之铜鼓坎地方，因山距险，勘定基址”。从不清楚距离，到“五六里”，再到“十余里”，不能排除杜撰的嫌疑，数据不可信，仅供参考。以清朝的嘉庆凤城距离长江五里[13]为参考对比，“十余里”已经超出了清朝嘉庆凤城北门的距离，明显有误，但出现在官方正式文书奏折里，实让人不解。 “五六里”估计铜鼓坎在南门庆安门（今寿星广场）附近。其又言“ 该境以正南铜鼓坎上为南门”即以铜鼓坎的上方建造南门。因此，推测铜鼓坎在清代嘉庆凤城的南门庆安门（今寿星广场）以下。

综上所述，通过对铜鼓坎地区的地形特征、风水堪舆以及文献资料的综合分析，我们可以明确地断定铜鼓坎县治的所在地为“凤山之壑”，即位于凤山半山腰的铜鼓台台地（现今的头门坎至寿星广场一带）。其具体位置应当是在现今长寿上缆车站的周边区域。

（三）凤山之壑：铜鼓坎土城

明代天顺八年（1464年），长寿知县时顺修建土城。成化《重庆郡志》（图十一）记载：“旧无城池。国朝天顺八年，知县时顺增拓其制，西北置洞门三座，卑处培以土城。惟东溪水走沙，难为用石，则置木栅栏门二座”[14] ，说明长寿县在洪武至天顺八年并无城池。 又万历《四川总志》：“长寿县，土城，天顺中知县时顺增修”。以上两则均记载为“增修”，而不是创建，说明知县时顺修在铜鼓坎县治的基础上增修土城。据上引《长寿县新开路记》“后因兵燹，乃徙于铜鼓坎上，山巅巇险。未几，遭流贼之变，仍复于旧所”记载，可知知县时顺所筑的天顺土城位置在铜鼓坎上，铜鼓坎土城可看作是长寿县的第一座城池，故笔者简称为铜鼓坎土城。

 图十一 成化《重庆郡志》铜鼓坎土城记载

铜鼓坎土城有多大，四至边界在哪？成化《重庆郡志》记载了铜鼓坎土城有3座城门和2座木栅栏门。又据明万历三十四年《长寿县治图》（图十一）绘有铜鼓坎、拱宸门、镇远门3座城门，应是时顺在西北方修建的三座城门。但它标注位置在东北方，这应是县治从铜鼓坎迁移到河街导致方位变化的缘故。《长寿治县史略》认为：“最西边的叫拱宸门，就是现在的西岩观城门；中间的叫头门坎，就是现在的铜鼓坎城门洞，最东边的叫镇远门，大约位于嘉庆凤山县城的大东门迎晖门。”[15]笔者赞同拱宸门为今西岩观城门，中间城门为铜鼓坎城门，但镇远门不是迎晖门，而是庆安门（今寿星广场附近）。原因有四：其一，因为方向不对，成化《重庆郡志》明确记载的是西北方置洞门三座，说明三座城门都在县城的西北方向。而迎晖门却在东北方向，且距离较远，也远离主干道。其二，“惟东溪水走沙，难为用石，则置木栅栏门二座”说明铜鼓坎土城东侧是木栅栏门。其三，康熙《四川全图》（图十二）显示两座城门在南北方向上形成闭合城池，固守在长寿旧治通向内陆的主干道上，宛如长寿城的瓮城。再观察光绪《长寿县治图》（图十三），可知防守通往内陆交通主干道的南北两座城门应是铜鼓坎城门与庆安门。其四，在长寿县城关镇地图上（图十四）可知铜鼓坎城门与庆安门之前据山为险，便可形成闭合的城池。所以，笔者认为镇远门为清代南门庆安门（今寿星广场附近）。

 图十二 万历三十四年[16]《重庆府志·长寿县治图》

 图十三 《四川全图·长寿县》

图十四 铜鼓坎土城示意图  柴兆杰制作

因此，铜鼓坎土城范围（图十五）：北至镇远门（今寿星广场），南至铜鼓坎城门（今三倒拐上入口头门坎），西至拱宸门（今向阳街东侧至西岩观城门一带），东至木栅栏门（今武庙西侧一带），总面积约250亩（16.67万平方米）。据清代重庆知府石韫玉记录土城城墙是土石相半建造而成，高约一丈一尺，城脚宽厚八尺[17]，土城设有环形壕沟“外环以壕”[18]。

图十五 明代长寿县铜鼓坎土城平面图   柴兆杰绘制

铜鼓坎土城为什么被弃用呢？主要原因有四点：其一，上引提到土城建成后，因遭流贼之变破坏导致铜鼓坎土城被弃。其二，长寿知县余鋐认为白虎抬头压制县治，处于风水不利的位置，背后玄武靠山山顶被开凿道路，可窥视县治，因此多凶祸。他在《长寿县新开路记》分析到“今考形势，实当山脉之中，而右为凤山，巍峻且髙压中脉，旧于山头开凿通衢，人行络绎，直窥县宇。考之堪舆之说，右山白虎髙压，则非所宜，故邑治率多凶祸” [19]。风水学强调白虎位（右方、西方）宜低且静，若过高则易引发是非或灾祸，故有“宁可青龙高一丈，不让白虎高一头”之说。其三，重庆多雨，风吹雨淋，夯土城墙易垮塌，修缮工程量大，导致年久失修。道光《重庆府志》：“长寿县，土城。明天顺中，知县时顺修筑，外环以濠，濒于河，岁久圯”。其四，土城不如石城坚固，战争之时易被摧毁，在流贼之变被破坏的更严重，难以修复。作者认为，这座土城的防御布局存在一个关键性的弱点：它没有占据战略性的制高点。具体来说，它位于半山腰，未能控制凤山的山顶。这种地理上的不利因素，导致土城在军事防御上处于极度不利的位置。敌人从高处俯瞰全城，视野开阔，利用高处的优势进行攻击，显得轻而易举。

（四）重返河街

成化至嘉靖年间，因遭受流贼之变，又迁回到河街地区。知县余鋐《长寿县新开路记》明确记载了县治迁回河街的历史：“洪武初，始迁今治。后因兵燹，乃徙于铜鼓坎上，山巅巇险。未几，遭流贼之变，仍复于旧所。予庚戍冬莅任”。迁回河街时间在知县余鋐庚戍冬上任之前。而知县余鋐上任的庚戍年是具体哪一年呢？据明嘉靖刻本《铅山县志》卷十“余鋐，嘉靖甲午科乡试”和清同治十二年刻本《广信府志》卷九之二 “余鋐，铅山人，嘉靖甲午举人，授四川长寿令”的记载，可知余鋐在嘉靖甲午年（1534年）中举人，后被授四川长寿令。因此《长寿县新开路记》提到的“庚戍”为嘉靖庚戍年，即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而成化《重庆府志》城池条并未记载“铜鼓坎土城被毁”，故推测流贼之变的时间应在成化之后到嘉靖二十九年之间。由此可证，成化至嘉靖二十九年，铜鼓坎土城因流贼之变被毁；在嘉靖二十九年余鋐上任前，县治从铜鼓坎土城迁回河街地区。

嘉靖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知县余鋐重修河街县治。《重修县治记》完整记录了知县余鋐修缮县治始末。知县余鋐于1550年9月20日到任长寿县，上任三日后视察县衙等，发现当时的县衙仪门道路坑陷不平难以行走，两侧搭建的房屋阻挡视野。经1个月梳理政务后，于1550年10月23日开始整修县治。余鋐先下令拆除仪门两侧阻挡视野的房屋，贯通东西道路，并增设栏杆粉刷装饰，题写匾额。在县丞、主簿衙署旁开辟两间房室，东侧设灵官堂，西侧设龙亭库。又抬高县衙基座与台阶，扩宽中间通道，使进入者自然产生敬畏。接着，修建谯楼、厅事亭、存留仓，随后创建申明亭、旌善亭、阴阳学、医学。历时数月，于1551年春天完工，知县余鋐撰写《重修县治记》记录此次修缮，并刻在石碑上，竖立在仪门旁。

万历三十一年之后，河街县治被焚，知县王来举重修。康熙《长寿县志》“县治子午向，明洪武初建。万历中火，知县王来举重修”和光绪《长寿县志》“县治旧在铜鼓山下，明洪武初建。万历中火，知县王来举重修，崇祯末复毁于流寇”都提到了“万历中火”和“知县王来举重修”，那么万历中火具体是哪一年呢？县治是政权的重要象征，县治被烧毁的政治影响较大，一般情况都会及时修缮。故，笔者认为万历中火发生在王来举任长寿知县期间，并由他重修。据明《云南通志》：“癸卯科中式四十五名...王来举，鹤庆人”[20]和清《邓川州志》卷十一“ 王来举，万历癸卯科第三名，州人，鹤庆庠，官知县”[21]，可知王来举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中举人，后官至知县。王来举资料较少，笔者未查到他任长寿知县的具体时间。所以，大致推断万历中火是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之后，王来举进行了重修。

崇祯甲申年（1644年），河街县治被张献忠农民起义军摧毁。据成书于康熙八年（1669年）的《蜀道驿程记》中记载：“明末，县人陈尚书新甲城之，未就”，表明在崇祯年间长寿地区曾有过筑城的尝试，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功。康熙五十三年《长寿县志》“崇祯甲申复毁于流寇”和光绪元年《长寿县志》“崇祯末复毁于流寇”表明河街县治在明末遭受了毁灭性打击。据记载县丞汪梦柏以御贼死[22] ，连县丞都战死，可见战争之惨烈。

二、清代长寿县治与城池考

（一）凤山之壑：铜鼓坎县治

康熙元年，知县柴允芳新建县署大堂[23]。康熙七年，知县吴淑衮扩建县署二堂三间[24]。一年后的《蜀道驿程记》描述当时的长寿县“县无城郭，民庐官廨，负山枕江”，表明县城依山傍水，未建设城池防御体系。康熙三十四年，知县刘若鼐建后楼六间。康熙三十八年，知县柴豫建东花厅五间。康熙四十八年，知县石如金建左右司房、钟鼓楼、仪门。至此，康熙年间的长寿县衙型制基本定型。

清代初年县治在哪里呢？康熙年间的《长寿县志》并未说明其具体位置，《长寿县治图》（图十六）只标注了县署的大概位置，离江岸稍远，在乃宫桥之北，关庙之南，推测县衙应在铜鼓坎上。因为道光《勘靖教匪述编》述“长寿之破，巴川长寿皆以无城垣为贼所破，而长寿县依山临水，县署居山巅”[25]，说明县衙在山巅，但这里的山巅不是凤山山顶，而应该是铜鼓坎。所以县治应在铜鼓坎。为什么不是在凤山山顶呢？上文叙述了凤山山顶远离河街，不利于管辖。另乾隆年间《蜀水经》（图十七）言“县居凤山之壑，以山为城，中脊挺然在上，山顶其形为凤”[26]，说明县城和县治在凤山的山谷里，而不在山顶。后来，陶澍《蜀輶日记》这样描述长寿旧县治：“泊长寿县。治踞山巅，廛居山腹”[27]。

这一时期长寿县整体布局呈“民庐官廨分治”的鲜明特征，即民庐居山麓、官廨居山巅。今天来看就是民居聚集于山麓的河街地区，而官署则高居于山巅的铜鼓坎，生活区与官署区分离，明显有别与明朝时期河街地区“民庐官廨混居”的整体布局，这种布局有利于减少火灾隐患与损失。

 图十六 康熙《长寿县治图》

嘉庆三年（1798年），长寿县治被教匪王三槐攻陷摧毁。道光《重庆府志》记载：“嘉庆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教匪王三槐陷之。”《独学庐二稿·文》卷中《长寿县新城记》也提到了时状之惨烈：“三年冬，贼氛入境，公私廨舍，一时俱烬。积粟毁于高廪，罪人逸于圜扉，邑人流亡，妇子无归。”[28]《勘靖教匪述编》则记载了县城被摧毁的具体过程：“令素懦，是夜贼遍焚旁近村市，火光烛数十里，城中人四散奔轶，忽而贼至，县令已不知所之，武弁及典吏死焉，贼遂纵火焚其城而去”。这些文献记录了长寿县在嘉庆年间遭受的破坏。

图十七 《蜀水经》凤城记载 

（二）凤山之巅：嘉庆凤城

嘉庆七年十月，知县余钰在凤山之巅建成石城，更名凤城。此次筑城运动，相关史料留存较多。嘉庆《重修一统志》总结为：“长寿县城，周五里有奇，门四，旧治濒江，明天顺中筑。本朝嘉庆四年移建石城于今所，依山为址。”[29]道光《重庆府志》言：“六年，知县余钰依凤山改建石城。八年工竣，高二支，险峻处两寻厚一丈，周五里有奇，计一千零六十丈，门四，更名凤城”[30]等等。其中记录最为详细的便是重庆知府石韫玉撰写的2篇奏折和1篇新城记，1799年的《上川省各大宪》[31]（图十八）奏折详细记录了长寿新城谋划始末，《长寿县新城记》[32]记录了长寿新城的建设始末，《奏报长寿县士民捐修城工折》[33]（图十九）则是对此次筑城的总结。

图十八 《上川省各大宪》

图十九 《奏报长寿县士民捐修城工折》

建设历程概述：嘉庆四年二月，新任重庆知府石韫玉上任后即着手规划新城建设，指导官员进行实地勘测、划定城址，测量得出城基周长约1340丈，预算费用约为万金，并向上级部门提交了审批请求。然而，由于战事迫在眉睫和财政资源的短缺，该计划未能实施。嘉庆四年十二月，余钰接任知县，他采取了“富户捐资，贫民出力”的策略来推进新城建设。工程从嘉庆五年六月（1800年）开始，至嘉庆七年十月（1802年）完工，共耗资29900余两白银。新城墙周长1060丈（约合5里多一点），共开设四门（见图二十）：东门迎晖门、南门庆安门、西门集凤门、北门拱辰门，均设有城楼和炮台，并配备了大炮。城墙高度从6尺到1丈不等，厚度也从6尺到1丈不等，两面均用方石砌成。从南门绕至西门再至北门，地势较为平坦，城墙共长580丈，高度为2丈，厚度为1丈；而从北门向东门至南门，多为悬崖峭壁，自然高度差较大，城墙依山而建共长480丈，高度在六七尺到一丈三四尺之间，厚度为六尺。就城墙周长而言，长寿城在清代重庆府的规模排名第五，比涪州城（周长4里）大出1里多，仅次于重庆府（周长12里6分）、合川（周长16里2分）、江北厅（周长15里）、铜梁县（周长6里6分）。[34]

图二十  光绪《长寿县城图》

嘉庆凤城，这座历史名城，如今位于何处？东门迎晖门，位于现今行知学校东南方、东汉崖墓群之上（参见图二十一、图二十二）。南门庆安门，坐落在寿星广场隧洞出口附近。西门集凤门，位于长寿路与陈家坡路交汇处西侧的最高点。北门拱辰门，则位于凤岭路与陈家坡路口的南侧。整个城市占地约755.55余亩（约50余万平方米）。城内主干道由南门至考棚街，经吉庆街、学署街、新署街、禹王街、凤岭街，直至北门，即现今的凤岭路。县署则位于新署街，靠近现今的寿星广场。

图二十一 明清长寿县城池与县治范围示意图

图二十二 明清长寿县城池与县治俯视图

长寿凤城与铜鼓坎土城有什么关系呢？上文已经分析了凤城实际上并未建设在铜鼓坎上，而是在铜鼓山（今凤山）。所以长寿凤城与铜鼓坎土城是两座不同的城。但两者可能在今寿星广场一带有一定的叠压重合，根据重庆知府石韫玉的三篇资料，提到利用土城旧材，笔者推测凤城的南门庆安门是铜鼓坎土城的镇远门，也就是说凤城南门庆安门就是利用铜鼓坎土城镇远门老基础建设而成的。

自嘉庆七年至清末，凤城城池几无变化。民国时仅开辟了3门（图二十三）：1939年，在今区医院北观医院门诊部附近的城墙上新辟长生门（又称新西门）。1941年，在原长寿中学至原长寿女中之间的城墙上开辟文化门，在原长寿中学东北面城墙上开辟东水门。[35]

图二十三《长寿县情》相关记载

1901年《峡江图考》云：“长寿县，县城居山顶，河街热闹”（图二十四）。这时河街已成为凤城的附郭之区，商贸繁荣。民国《长寿县志》记载“今按城作椭圆形，如斜月。地势高亢，河身注下，故在舟中仰望若在山颠。其实西北两方，虽冈峦起伏，而大势平衍，直达垫、梁，以形胜言，故俨然重庆第二门户也。”由此，长寿县彻底跳出了人稠地狭的河街地区，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也跳出了“人口增长-人稠地狭-增长减缓-战火摧毁-人口恢复”的发展循环。 

图二十四《峡江图考》长寿县全景图

图二十五  明清长寿县城池与县治仰视图

三、结语

从凤山之麓到凤山之壑，再到凤山之巅，城市的扩张见证了历史的变迁（图二十五）。这不仅仅是长寿县城市地理空间的拓展，更是城市发展历史的缩影。这种由下而上、由小到大的城市扩张过程，不仅反映了长寿社会、经济的不断提升，更象征着长寿人民不断攀登的精神。凤山之麓象征着城市的起源和基础，这里是最初的定居点，人们在这里建立了房屋和集市，县治由此建立，形成了长寿城市的雏形。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发展与火灾影响等，县治逐渐向山壑扩展，这里可能形成了独特的官署区，实现了“民庐官廨分治”。最终，当城市扩展到凤山之巅时，长寿县建设了完整的城池体系，形成了一道独特的山顶城市天际线。

从微观的视角来看，长寿城市扩张过程，实质上是人地矛盾的演化，体现了人与土地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人类“向山争地”的实践结果。从宏观的视角来看，长寿发展的过程一直在远离长江，选择向北拓展，并没有沿江发展，也未形成两岸沿江经济带。这种选择背后，是水运与陆运之争的历史演变。在唐宋元时期，水运是峡江地区主要的交通方式，城镇的发展往往沿着江河发展。到了明清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陆上交通建设加速，驿道驿站大为增加，使得陆上交通的地位逐渐提升，促使长寿选择向北发展，加强与内陆的联系，提升城市发展潜力。

后记：衷心感谢李永明先生，郭江师兄，长寿区图书馆陈余、喻平，长寿区规资局周波等热忱帮助和长寿区博物馆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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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四川省长寿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长寿县文史资料（第九辑）》，1995年，第78页。

[2]《长寿文脉》编辑委员会编：《长寿河街记忆》，中国书籍出版社，2020年，第21-29页。

[3]〔清〕张永熙主编;余云华点校注：《光绪元年长寿县志》，方志出版社，2013年，第138页。

[4]〔明〕张文燿修、邹廷彦纂：万历《重庆府志》第25册卷七十四，明万历三十四年刻本，第1６页。

[5]〔明〕张文燿修、邹廷彦纂：万历《重庆府志》第26册卷七十八，明万历三十四年刻本，第1页。

[6] 明代的凤山并不是今天的凤山，而是位于河街西侧的白虎山。今天的凤山包含了过去的铜鼓山、白虎山、西岩等。

[7] 陈浩东. 成化《重庆郡志》和万历《重庆府志》整理研究[D]. 重庆:西南大学，2013年，第7页。

[8]〔明〕江朝宗纂修：成化《重庆郡志（残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书号10621），第6页。

[9] 蓝勇主编：《稀见重庆地方文献汇点(上)》，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 6-7页。 

[10] 马剑：唐宋元时期乐温县治考[J]. 历史地理研究，2024，44(1):32-37。

[11]〔明〕张文燿修、邹廷彦纂：万历《重庆府志》第26册卷七十八，明万历三十四年刻本，第1页。

[12]《长寿文脉》编辑委员会编：《长寿河街记忆》，中国书籍出版社，2020年，第77页。

[13] 重庆市长寿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康熙五十三年长寿县志》，方志出版社，2011，第162页。

[14]〔明〕江朝宗纂修：成化《重庆郡志（残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书号10621），第6页。

[15] 重庆市长寿区委员会编：《长寿治县史略》，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23年，第33-34页。

[16]〔明〕张文燿修、邹廷彦纂：万历《重庆府志》卷七四，明万历三十四年刻本。

[17]〔清〕石韫玉撰《独学庐初稿》独学庐外集，刻本，第13-15页。

[18] 雍正《四川通志》卷四上，清文渊四库全书本，第544页。

[19]〔明〕张文燿修、邹廷彦纂：万历《重庆府志》第26册卷七十八，明万历三十四年刻本，第1-2页。

[20]〔明〕李元阳纂、邹应龙修《云南通志》云南通志卷之第二十《选举》，二十三年重印本，第77页。

[21] 咸丰《邓川州志》邓川州志卷之十一，清咸丰四年刊本，第477页。

[22] 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二百八，清光绪四年刻本，第8719页。

[23]〔清〕薛禄天编；李开先纂；重庆市长寿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康熙五十三年《长寿县志》，方志出版社，2011 ，第372页。

[24]〔清〕薛禄天编；李开先纂；重庆市长寿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康熙五十三年《长寿县志》，方志出版社，2011 ，第372页。

[25]〔清〕石香村居士编：《戡靖教匪述编12卷》，清道光六年刻本，第231页。

[26]〔清〕李元撰：《蜀水经》，巴蜀书社，1985年，第299页。

[27]〔清〕陶澍：《蜀輶日记》，卷三，第23页。

[28]〔清〕石韫玉撰：《清冩刻独学庐全稿本》，第889页。

[29]〔清〕穆彰阿修；潘锡恩纂：（嘉庆）《大清一统志》，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续编景旧钞本，民国二十三至二十四年，第19325页。

[30] 蓝勇主编:《稀见重庆地方文献汇点(下)》，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 437页。

[31]〔清〕石韫玉撰《独学庐初稿》独学庐外集，刻本，第13-15页。  

[32]〔清〕石韫玉撰《独学庐初稿》独学庐二稿卷中，刻本，第19-20页。

[33]〔清〕石韫玉撰：《清冩刻独学庐全稿本》，第2630-2632页。

[34] 成一农编：《嘉慶重修大清一統志》城墙资料彙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06-208页。

[35] 《长寿县情》，长寿图书馆藏，第3页。

文稿：柴兆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