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00年，一位苏格兰裔的地质学家，罗伯特·劳根·杰克(Robert Logan Jack)，曾勇敢穿越了壮丽的三峡，深入巴蜀地区，记录下了那里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在英国驻重庆领事的建议下，杰克在四川的探险结束后，经由滇缅离开了中国。1904年，他出版了著作《穿越中国腹地——从上海至伊洛瓦底江：与汉人、西番、倮倮、藏族、掸族、克钦族的共处经历》(The Back Blocks of China, A narrative of experiences among the Chinese, Sifans, Lolos, Tibetans, Shans and Kachins, between Shanghai and the Irrawadi)，书中详尽地叙述了他溯长江而上，穿越中国西南边疆的丰富经历。在书中附带的一张地图上，杰克精心绘制了自己的考察路线，并标注了在他之前七位探险者的考察轨迹和具体时间。这些探险者包括英国领事、匈牙利伯爵，以及一些著名的地理学家和女性探险家。通过长期的研究，本文作者试图追溯这七位巴蜀探险者的往事，重现一百多年前他们在巴蜀地区的探险故事。
罗伯特·劳根·杰克书中所绘制的地图
李希霍芬：科学严谨的大地观察
科学无国界。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这位德国杰出的地质地理学家，曾在波恩大学、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担任教授。作为近代地质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李希霍芬在1868年至1872年间，不畏遥远的旅途，多次来到中国进行地质考察。他的足迹遍布晚清时期的十八个省份中的十三个，对中国的山脉、气候、人口、经济、交通和矿产资源进行了详尽的研究。1872年，李希霍芬游历了四川盆地，并沿着长江下行，从成都、泸州一路游览至重庆。他的这些经历被详细记录在《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Ferdinand von Richthofen's Tagebücher aus China）一书中。
罗伯特·劳根·杰克标注的李希霍芬巴蜀考察线路
在他的眼中，重庆城建立在一片由柔软沉降的岩石构成的轻微起伏的平地上，仿佛一条舌头伸展在两江之间——嘉陵江在此汇入长江。这片平地以约20米高的断崖向两侧倾斜。关键区域得到了充分加固，城墙周长大约30里。江边的城墙外，许多用竹子和蒲团搭建的房屋错落有致，当水位上升时，这些房屋便会被移走。除了城西的郊城外，其他方向一出城便是辽阔的坟地。据称，人口有70万，仅比成都府少10万。这个数字或许有些夸大，但无论如何，人口众多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城市建造得十分紧凑，每一处都住满了人。城市的地面起伏不平，总是高低起伏，乘坐轿子成了一种煎熬。没有一条街道是笔直的，它们都蜿蜒曲折，曲折迂回。面对长江上游的运输优势，李希霍芬坦率地表示：“这里，唯有贸易。”
作为一位地质学家，他自然有着专业的观察视角，“在布莱基斯顿所谓的‘石灰岩峡道（Limestone-Pass）’中，石灰岩终于再次出现，这里曾用于烧制石灰。岩壁上布满了凿刻的洞穴，其中大多数洞穴内安置着小庙、小教堂以及佛教雕像。”“从叙州到重庆之间的地貌展现了典型的四川特色：连绵起伏的丘陵；柔和的山坡与砂岩悬崖交替出现；几乎所有的岩石，除了极少数例外，都呈现出红色。”
塞切尼：醉心科学探险的伯爵
塞切尼·贝拉伯爵（Graf Béla Széchenyi），一位来自奥匈帝国的贵族和地理探险家，在1877年至1880年期间，组织并领导了一支科学考察队。他们远征亚洲，对印度、东南亚、日本、中国以及西藏边境地区进行了深入的考察。考察队成员包括地质学家勒齐·拉约什（Lóczy Lajos）、测绘师古斯塔夫·克赖特尔（Gustav Kreitner）以及语言学家巴林特·加博尔（Gábor Bálint）等人，涵盖多学科背景。
考察团成员经过香港和广东，抵达上海，随后东渡至日本，继而转向中国内陆。他们从北京启程，深入西部的四川、甘肃、青海等地，沿途记录了大量关于地貌、民族、风俗以及自然环境的珍贵资料。1881年，考察团成员克赖特尔在维也纳出版了纪行著作《在遥远的东方》（In Fernen Osten），这部作品成为研究晚清时期西部与中亚交流的关键文献之一。尽管书中未提及重庆，但对成都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并附有丰富的地理图、地质剖面图以及其他插图。
罗伯特·劳根·杰克标注的塞切尼巴蜀考察线路
他对嘉陵江的纤夫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在昭化以北，当支流与嘉陵江交汇后，江面的宽度和深度都有所增加。再往南，山谷逐渐收窄，形成峡谷。我们从驳船船夫费力地将船只从一岸拉到另一岸的方式，就能清晰地感受到这里的河坡陡峭，水流湍急。八名船夫率先从停泊的小船踏入齐胸深的水中，在不自觉的水流冲刷下，他们带着竹绳艰难地到达对岸。回到陆地后，他们尽可能地拉紧绳子，并将绳子松散的一端缠绕在身上。其中一人开始吟唱一首单调的歌曲。突然，他的同伴们也加入歌声，仿佛接到了统一的命令，快步向前走了三四步。在动作开始前，绳子轻轻触碰水面，随即弹起，激起一阵闪闪发光的水滴。船只几乎纹丝不动；过了一会儿，绳子到达河中央，工人们已经四肢着地趴在沙滩上，从他们扭曲的表情、红肿得几乎要爆裂的眼圈，以及绳子在他们腋下勒出的痕迹可以看出，这些可怜的人们正付出巨大的努力，试图摆脱危险。”遗憾的是，塞切尼并未踏足重庆，也未曾体验到三峡的险峻之美。
贝德禄：遗作丰载衣食住行
贝德禄，原名爱德华•科尔伯恩•巴伯（Edward Colborne Baber），1843年出生于英国伦敦。1862年，他凭借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深造，1866年在英国外交部的考试中名列前茅，随后作为翻译实习生前往中国。他博学多才，记忆力惊人，很快获得了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威妥玛的青睐，并在外交部迅速晋升。1879年，巴伯被任命为英国北京公使馆汉务参赞，1885年转任英国驻朝鲜总领事，之后又担任英国驻缅甸政治专员。不幸的是，1880年，巴伯在缅甸任内因病逝世，享年仅47岁。1877年，他与挚友威廉•吉尔（William Gill）从重庆出发，踏上了一段探索四川、云南等未知地区的旅程。巴伯的遗作《川西考察记录》于1881年由吉尔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上宣读；两年后，巴伯荣获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最高荣誉——贡献人金质奖章（Patron’s Medal）。
罗伯特·劳根·杰克标注的贝德禄巴蜀考察线路
作为较早踏入四川盆地的外籍人士，贝德禄对于交通工具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指出：“在中国西部旅行的任何人，只要拥有一丝自尊，出行时都不会忽略一顶轿子。尽管轿子未必是最便捷的交通方式，但它象征着荣誉与尊严。缺少了这一地位的标志，旅行者可能会被挤到路边，遭受渡口船家的轻视，甚至被迫在最简陋的客栈中度过一夜。简而言之，他将面临各种不敬的待遇。更糟糕的是，他还会受到鄙视——人们会认为他是一个在本国无法谋生，转而到中国来兜售商品的穷困潦倒者。在某些情况下，轿子比护照更有效。旅行者或许可以骑马前行，但轿子的跟随是不可或缺的。”
到达佛图关后，贝德禄也对大关门外的景象表示了关注，“道路两旁耸立着许多雕刻精美的巨大牌楼和牌坊，路面多由大块砂岩板铺就，或是直接从厚重的岩石中开凿而成，夹在两排宏伟的石碑之间蜿蜒伸展。这些刻有文字的石碑巨大无比，堪比巨石阵。”
庄延龄：身体力行勘察交通路线
庄延龄，原名爱德华·哈珀·帕克（Edward Harper Parker），是一位英国的外交官和汉学家。他在职业生涯中，曾在天津、汉口、九江、广州、上海、福州、镇江以及重庆等地担任助理领事、代理领事和领事等职务。1881年，帕克成为英国派驻重庆的第二任领事代表，在任期间，他对四川盆地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他所撰写的考察行记系列，最初连载于香港的汉学期刊《The China Review》，这些珍贵的记录后来被整理，并收录于他1891年出版的著作《Up The Yang-tse》中。在这些考察中，成渝古道的东大路、东小路等地，都留下了他实地踏勘的足迹。
罗伯特·劳根·杰克标注的庄延龄巴蜀考察线路
庄延龄对重庆城的评价极高，“重庆的地理位置堪称壮丽——它位于两条蜿蜒河道形成的S形中段，合州河（实指嘉陵江）在此汇入。重庆城的地形与罗马颇为相似，不同之处在于，重庆被群山环绕、两江环抱，而罗马仅有一条台伯河穿城而过。在我的中国之旅中，唯有福州能与重庆周围的景致相媲美，但福州显得更为精致小巧，一览无余，变化略显单一。”
关于地方的风俗和信仰，庄延龄也有深入的探讨，“离开重庆城数英里，目光所及之处，道路两旁尽是连绵不断的墓碑和坟冢。许多墓穴被称为生基，据我了解，这是在两百多年前收复四川的战争导致人口锐减后，由有善心的人士为安置遗骨所建。”“出发后不久，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口厚重的制盐铁锅倒扣在石柱上，位于距离重庆一英里多的道路右侧。我的苦力头目解释说，这是用来镇鬼的。我询问为何要使用如此昂贵的盐锅——它的重量超过了一千磅。他回答说，只有这样的重量才能镇压那些常从你周围的坟墓中悄然逸出的幽魂，而盐船不时从其下驶过，心怀家国的盐商们出于这个目的，便献祭了这口盐锅。”
抵达佛图关时，他再次注意到牌坊和摩崖石刻，“佛图关那里矗立着高出水面约1000英尺的山岩，宛如微型的直布罗陀，扼守着通往重庆的唯一陆路通道。这条道路从南侧攀岩而上，景色非常富有画意——石壁上刻满了色彩斑斓的浮雕，有的祭祀神灵，有的颂扬先贤，表彰贞节烈女的牌坊尤为精美。”
谢立山：物产、产业的广泛普查
谢立山原名亚历克斯·霍西（Alex Hosie），曾任英国驻重庆领事、驻成都总领事等职，自1876年始，受英国政府之派，在中国从事外交、考察等工作。自1881年起，他在重庆任职的三年期间，于1882、1883、1884年三次考察中国西部，搜集有关商业、地理等各方面信息。后形成著作著有《满洲》（Manchuria：Its People，Resource and Recent History）、《四川的物产、实业和资源》（Sze-chwan：Its Products，Industries and Resources）《追寻罂粟花的踪迹》(On the Trail of the Opium Poppy)等。
罗伯特·劳根·杰克标注的谢立山巴蜀考察线路
谢立山于1881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初四）启程，对四川和云南的部分地区进行了物产考察。正值中国新年，各行各业暂停数日。他详细记录了重庆城西的佛图关。
佛图关，一座位于砂岩半岛上的小城，俯瞰着长江与嘉陵江的分水岭。在新牌坊村入口附近，中途可见一片宽阔的穆斯林墓园，它向长江左岸倾斜。重庆的回民数量众多，他们的存在为外国居民带来了日常所需的几样奢侈品。佛图关西门内有一座宏伟的庙宇，专门供奉蚕神，周围环绕着成片的桑树。除了这座庙宇，城中的其他建筑并无特别之处。然而，西门外，几座精美的石牌坊横跨道路，路旁还立着石碑，上面刻着已故官员的功德与孝行。
佛图关以西，地势逐渐起伏，低矮的丘陵与平原交错，农舍隐匿于竹林之中——这表明当地民生的安定。村落与市镇随处可见，后者商业繁荣，堪比围城。平原上，小麦、豆类、油菜、罂粟和豌豆生长得十分茂盛，水田已经灌满，为夏季播种做好了准备。山坡上也遍布着豆类植物，即便在贫瘠的土壤中也能茁壮成长。低矮的乌桕树散布在岩石地上。在道路旁，巨榕树的浓荫下，客栈和茶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邀请旅人停下脚步，稍作休息。
伊莎贝拉：年迈体衰扁舟过三峡
伊莎贝拉·伯德（Isabella Bird）是一位杰出的女性，她不仅经验丰富，还是一位旅行家和成功的作家。自1879年首次访问中国以来，她便对中国这片土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895年，为了探索巴蜀地区的神秘，当时已64岁且健康状况不佳的伊莎贝拉，从上海启程，先乘坐外国轮船，然后换乘帆船从宜昌出发，穿越了壮丽的长江三峡，经过奉节、云阳，最终抵达了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接着，她又从万县出发，走陆路经过梁山县（今重庆市梁平区）到达阆中，辗转抵达成都后，继续向西进发，沿岷江顺流而下，经过眉山、乐山、泸州，最终到达重庆。在旅途中，她详细记录了所见的风土人情和民俗习惯，并拍摄了大量照片。这些珍贵的早期中国影像资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罗伯特·劳根·杰克标注的伯德巴蜀考察线路
在伊莎贝拉·伯德的著作中，有三部作品聚焦于中国——《西藏人》（The Tibetans）、《照相中国》（Chinese Pictures: Notes on photographs made in China）以及《扬子江游记》（The Yangtze Valley and Beyond）。特别是《扬子江游记》，它吸引了广泛的注意。
伊莎贝拉·伯德以其广博的见识，生动地描绘了她眼中的重庆：“作为中国西部的商业中心，重庆是帝国中最繁忙的城市之一。其建设者选择了一个缺乏扩展空间的地点，货栈、会馆、商行、店铺以及贫富居民的住所，密密麻麻地挤在陡峭的沙岩上，或者位于长江与其最大北方支流嘉陵江之间的半岛上。这两条江在冬季水位上升时，可以升高100至400英尺。当我乘船顺流而下，下方是汹涌的急流，水几乎淹没了半条船，还淹死了一只鸡。这让我想起了魁北克，也让我想起了在城墙尚未拆除时，房屋拥挤的爱丁堡。”
对于这个多坡道的山城，伊莎贝拉·伯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关于重庆府的详尽描述屡见不鲜，而我能提供的印象却寥寥无几。通往太平门的路需要攀登一段阶梯，这是挑水夫的必经之路，总是泥泞不堪；路上挤满了挑运棉花的苦力。”
利顿：考察川北沿途经贸
乔治·约翰·勒塔布莱尔·利顿（George John Letablère Litton），一位拥有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教育背景的英国前驻华领事。1895年12月5日，他被派往中国，担任学生翻译官，随后在1898年至1899年期间担任重庆代理领事。重庆自1891年正式开埠以来，成为长江上游首个对外开放的贸易港口，英国在此设立领事馆，旨在拓展对西南地区的贸易和政治影响力。利顿是英国驻重庆领事馆早期核心官员之一。在任期间，他向英国政府提交了关于重庆及其周边地区的详尽经济和军事报告，内容涵盖川盐、矿产资源等领域，并积极支持探险家对四川盆地进行地理考察（例如长江支流的测绘工作）。正是由于利顿的诸多努力，他离任后，重庆领事馆于1900年升级为总领事馆，成为英国在西南地区的重要外交中心。
罗伯特·劳根·杰克标注的利顿巴蜀考察线路
在1898年4月，利顿向英国外交部提交了一份名为《川北游记》（Report of a Journey to North Ssu-ch'uan）的报告。该报告详细记录了他从重庆出发，途经合川、阆中、南川、成都等地的考察之旅。他沿着前辈庄延龄曾经走过的路线，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和交通状况进行了深入调查。报告中提到：“从重庆府下游的小镇出发，经过合州、顺庆，直达保宁府的北道，最终在广元县与成都至北京的大道交汇。这条路线沿途的风景相对单调，与岷江、沱江沿岸以及成都西部的冲积平原相比，或是与川东梁山、万县一带盛产鸦片与稻田的富饶地区相比，都显得贫瘠荒凉。”
由于利顿的工作地点在重庆，他对这座熟悉的城市没有过多描述。然而，对于合川，他却有详细的记载：“北道上的第一重镇合州，距离重庆府大约60里。如果遇到江水水位较低，可以走捷径穿越江北的低山到达悦来场镇，再乘船穿过合州峡谷。合州以煤矿和石灰窑著称，所产的煤矿不仅供应重庆，还通过涪江运往遂宁、太和镇、射洪等地，用于盐灶。”“合州城位于涪江与嘉陵江交汇处的沙洲上，两江汇流处的南岸拥有一个天然良港，那里停泊着众多的煤船、棉船和粮船。”
巴蜀山川的风物观察
除了欣赏沿途的风景，细细品读这些考察者的报告或游记，我们还能发现大量关于巴蜀地区风土人情的记录。当李希霍芬抵达江津县附近的中白沙（Tschung pai scha）时，他可能已经闻到了当地的酒香，“此地因其高粱烧酒而闻名”。
江津县以橘树林而著称，还在泸州附近时，它已经成为美丽的点缀。从石门（Schi monn）开始，几乎到重庆府为止，江两岸的大部分山坡上都覆盖着橘林。在果季，每棵树上都挂满了数千个果实，现在正是花期，散发出怡人的芳香。
李希霍芬还详细比较了江津橘柑与欧洲橘子的风味，“橘子是江津重要的贸易品。这里的橘子完全可以与我们最好的西里西亚的橘子相媲美，甚至平均个头更大。它们像那些薄皮、易剥的橘子一样好剥，拥有最佳的香味，既甜又嫩，嫩得可以吃得一干二净，它们入口即化，这是唯一能与欧洲的橘子相提并论的橘子”。
当行至永川城外，贝德禄注意到了当年水稻丰收的景象，“到处都是耕地，每一寸土地都有人种植庄稼，主要以梯田为主。当地人很少种植小麦，因为四川南部的人——至少是四川南部的人——习惯吃稻米。这里的降雨并不规律，但今年稻子的产量达到了最高产量的九成之多。根据我的记录，今年四月里有10天雨水，五月有11天，六月有13天，七月有9天。据说稻子要丰收，主要得指望六月里雨水充足而七月里天气晴朗，不过在七月初有少许雨水也是有益的。”
庄延龄较早地关注到了黄葛树，“榕树——此树或许就是本地所称的黄葛树，李希霍芬称其为无花果树。”在成渝古道的行进过程中，他还仔细观察了龙骨车，“这种灌溉水车是中国著名的水利器械，形制全国统一。其主体由一根雪松或紫杉木开槽而成，长约十二英尺，深一英尺，宽半英尺，两端开口。以橡木制成的链条上，每隔五六英寸固定一片柳木制作的方形挡板，约四英寸见方”，并细致描述了这种农业工具的设计原理，“其链条结构如下：每节链环呈楔形，宽端分叉以嵌入后一链环的窄端，二者以橡木销钉连接，确保活动灵活。因链环为楔形，挡板可自然贴合，另以螺帽加固。此器械可手摇驱动，也可脚踏驱动（需架设木架，适用于大面积灌溉），皆由两人协作，效率大致相仿”。
谢立山抵达荣昌县城时，对当地的夏布赞不绝口，“此地以猪种优良、竹扇与夏布闻名。河岸精心培植制扇竹材，夏布则以当地广泛种植的苎麻（Boehmeria nivea）纤维织就。与西方不同，中国人尚未采用机械剥麻以保留丝质光泽，全赖手工。麻茎从田间割下后运回家中处理：先徒手剥下茎皮，浸水片刻，再用左手的铁制宽指环与钝刃弯刀快速刮去外层青皮，留下洁白内芯纤维。随后由妇女撕捻成线，以备织造。”
1898年，英国商人阿奇博尔德·立德（Archibald Little）为了证明川江（宜昌至重庆段）可通航轮船，定制了一艘载重7吨、马力仅10匹的小火轮“利川号”（Leechuan），试图冲破高山、深峡和险滩的束缚，开辟快捷的川江航线，搭建起外界进入巴蜀地区的快车道。而在此之前，大量海外人士跋山涉水，或从水路，或从陆路，为了一睹这内陆腹地的真容，费尽周折。
继承了大航海时代先驱者们的勇气和经验，罗伯特·劳根·杰克在深入中国西部之前，也广泛查阅了先驱们的资料，并作为致敬和科学记录，将他们的足迹绘制在一幅地图之中。正是近代以来这些西方考察者们的一次次深入与探索、记录与传播，让世界逐渐看到了巴蜀，也让我们通过他们看到了世界，搭建起重庆、西南与世界的跨文明之桥。（感谢重庆自然博物馆张颖、旅德学者牛佳良对此文的支持）
（自2025年1月，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枇杷山书院举行“寻影巴蜀”系列微展览，5月，第四场展览将以“踵事增华 行远自迩——一幅地图中的早期西方考察者群像”为主题，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的视野下，以一位苏格兰裔地质学家罗伯特·劳根·杰克穿越中国腹地的一张地图为线索，再次讲述巴蜀文化的独特魅力。）
图文：张真飞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
重庆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