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费孝通先生于1988年提出的民族理论，用于指导研究现代中华民族的多民族、多层次问题[1]。该文依托于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证据，描述了中国境内各民族从“多元的起源”，到形成“地方性的多元一体”，再到形成“南农”“北牧”两个“初级统一体”，最后发展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在费孝通先生正式提出“多元一体”理论前后，考古学家苏秉琦主动将“多元一体”理论用于指导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形成的考古探究，目前已成为中国考古学界描述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进程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2]。

巴文化是中国西南地区古代文明的一朵奇葩，她具有开启历史早、延续性好、地方性强等特点，同时又始终与中华文明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自新石器时代末期以来，中国的文化趋势逐渐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态势，而作为僻处西南的巴文化，她在中华文明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怎么与中原文化发生交互？又是怎么纳入华夏体系的？她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有什么样的地位？这些都是巴文化研究必须回答的问题。

 

一、中心与边缘：巴文化与中原文化、华夏文化的交互

要了解巴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关系及其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必须知晓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演变。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华大地原始文化已是“满天星斗”，争奇斗艳。从约一万至一万五千年前陶器在湘、赣、桂、粤的南岭周边兴起，到距今五六千年前中原仰韶文化崛起并向周边扩散，此后中华大地带有酋邦性质的古文化遍地开花，在吸收周边文化养料的基础上，新石器时代末期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趋势日渐形成[3]，中华文化主根系日渐壮大。夏商周时期，中原地区率先出现了成熟的文字、金属冶铸和早期国家，中原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主径流和主方向，周边的支流不断汇入，中原文化对周边的辐射能力不断增强，中华大部分地区都与中原建立了某种形式的联系，中华文明处于从“多元”到“一体”的历史进程。秦汉时期，中华主体实现了统一，郡县制代替分封制，中央集权不断加强，国家治理能力达到新高度，中华文明基本实现了“一体”化，完成了从王国到帝国的重大历史转变。笔者认为，秦汉时期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内涵转向的关键节点，即中华内部仍然存在局部的、次级的和多元的差异，但周边世界已对华夏世界形成整体概观和整体称呼、整体把握，这构成了中华文明对内“多元”、对外“一体”的新格局。

早期中华文明在地理上以中原文化为中心，在内涵上以华夏文化为主体，具有向心凝聚与向外圈层扩散的特征，由此呈现中心文化与周缘文化的交互。王明珂在民族史研究领域构建了一套从“华夏边缘”的形成、扩张和变迁的角度，来理解“华夏”乃至“中国”之形成历史的新叙事[4]。巴文化的孕育、发展、繁荣和消融有其独有的历史进程，但她是处于中华地域范围内的，与中华文明中心区域相通的，与同时期诸地域文化有频繁交流的远古文化，这注定了她处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下，具有“中心——边缘”的差序格局，而且以历时性的线性变化和共时性的空间展开形成动态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中原文化是指分布在晋中南、河南、关中等为核心地域的广义的中原文化，中原文化整体上属于华夏文化，华夏文化的范围则广于中原文化，例如楚文化通常也被视为华夏文化的重要部分。

考古学上，中原考古文化的扩展与收缩，与前巴文化、巴文化之间一直发生着不同规模、不同深度的交互，其中经历了几次大的碰撞。早在新石器时代末期至夏代早期，中原王湾三期文化晚期就沿江汉平原西侧南下，进入三峡东端的宜昌一带。白庙遗址发现有高领瓮、敛口钵、深腹罐、大圈足盘、细柄豆、小罐、假圈足碗、觚形杯、单柄杯等陶器，这些均属王湾三期文化典型陶器或其变体。白庙遗存（也称“乱石滩文化”）的一些遗址中除了本地传统的文化因素外，也有一些盘口罐、花边陶缸、夹砂卷沿鼓腹罐、折沿直腹罐、贴边罐、翻沿盘等陶器，属于三峡西端至重庆一带的中坝文化最晚期——老关庙遗存（约距今4000—3700年）的文化因素。这是前巴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一次交互。双方碰撞的结果，王湾三期文化晚期的器盖（假圈足碗）、大圈足盘、敛口钵等文化因素，深入三峡西端，多个遗址都能见到这类陶器的身影（图1），而老关庙遗存在峡东地区则呈现越往东影响越弱的局面，并被遏止在了宜昌一带[5]。 

图1  三峡地区新石器末期遗存中的王湾三期文化因素

在北边的汉中盆地，新石器末期文化主要是龙山晚期文化分布区，它与关中地区的客省庄二期文化相比，缺少鬲、斝等典型陶器。陕南龙山文化受河南龙山文化的影响，同时与四川盆地的考古文化保持着交流，两地从仰韶文化中、晚期阶段就建立起的联系一直未曾中断，而且少量相近的器物在各自文化中的演进趋势是大致相近的。但是总体说来，在龙山文化晚期阶段，陕南地区考古文化由于自身已呈衰落的趋势，文化的辐射力减弱，对四川盆地的影响较前明显变小，反而豫西及豫西南地区对三峡地区的影响强烈，同时四川盆地东部对陕南的影响则日益强烈（图2）。这种状况的形成，与龙山晚期河南、晋南地区的文化日益强大，逐渐变成最为重要的文化中心，并在此最早催生出早期文明有关[6]。

 图2  陕南龙山文化与重庆中坝文化陶器的比较

1.陕西西乡李家村遗址60W1∶1 2.陕西西乡李家村遗址60W3∶1  3.陕西西乡李家村遗址60W3∶2  4.陕西西乡何家湾遗址T17②∶4  5.陕西西乡何家湾遗址T57②∶5  6.重庆奉节老关庙遗址T4④∶25  7.重庆忠县哨棚嘴遗址97T403⑨∶？  8.重庆中坝遗址H283∶1  9.重庆忠县哨棚嘴遗址94T1⑩∶1  10.重庆巫山大溪遗址ⅠT0503⑩A∶115  11.重庆奉节老关庙遗址T4④∶3

二里头文化时期，四川盆地处于三星堆文化的控制之下，三星堆文化早期东进三峡地区，与峡外的江陵荆南寺等二里头文化遗址之间存在密切的文化交流。这一时期，三峡东部为朝天嘴文化分布区[7]。该文化既有三星堆文化的影子，也有一些二里头文化的影响，还存在少量先巴文化的因素。但这一时期尚未发现单纯的巴文化遗存，故中原文化对巴文化的影响并不能阐述清楚明白。

中原文化与巴文化的第二次大规模交互是在商代。这一时期巴文化的主体性逐渐确立，形成了鄂西峡江地区的路家河文化[8]、四川盆地东部的石地坝文化[9]、陕南地区的宝山文化[10]三个类型。在稍早的朝天嘴文化晚期和稍后的路家河文化中，可以见到较多假腹豆、鬲、鬶、罍、簋、大口缸等商文化陶器，这与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早期向南方的扩张有关。但我们注意到，在清江流域的香炉石遗址，商文化的因素却较少，这表明商文化主要沿长江干流拓展，或许与贸易活动节点有关系。同时，商文化对地处巴文化腹地的石地坝文化影响极小，陶器中几乎极少见到商文化的影子。商文化对巴文化影响最大的是汉中盆地的宝山文化（图3）。宝山文化主要是路家河文化、石地坝文化（还包括四川盆地内三星堆文化晚期、十二桥文化早期的部分因素，以及陇东寺洼文化的少量因素）北上与商文化交互的产物，其中的陶尖底钵（盏）、小（尖）底杯、圜底釜等为路家河文化、石地坝文化的典型器，高柄豆、高柄器座、扁腹壶为三星堆、十二桥文化的因素，陶鬲、罍、簋、觚、圈足尊等源自商文化；同时期的城固洋县铜器群发现铜鼎、簋、鬲、尊、罍、瓿、壶、盘、觚、爵、斝、觥等礼器[11]，与中原郑州商城、殷墟遗址和长江中游的盘龙商城等出土同类器相同或极相似，而铜人面形面具和兽面形面具亦影响到关中的老牛坡商文化[12]。虽然陕南目前在龙山文化和宝山文化之间还缺少考古发现，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和年代缺环，但已经显示出巴文化的扩张和北进态势。铜器群的出现，可以认为在汉中盆地东部率先出现了政治中心。而此时，典型的商文化已经沿汉水深入到鄂西北边缘的郧县辽瓦店子遗址（发现有二里岗下层到殷墟一期的商文化遗存）一带[13]，巴文化与商文化发生直接的接触、交流，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双方的交互从而催生了城洋铜器群这样的文明。同时，城洋铜器群很可能也是商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晚期交流的重要中介。 

图3  商代巴文化区域出土部分商文化因素陶器

1、2.罍（湖北长阳香炉石遗址T24④∶62、湖北秭归长府沱遗址H8∶2）3.假腹豆（湖北长阳长府沱遗址H9∶10） 4.鬲（湖北秭归长府沱遗址G3∶1） 5.觚（陕西城固宝山遗址SH9∶38） 6.簋（陕西城固宝山遗址SH8∶57） 7.锥足鬲（陕西城固宝山遗址SH9∶23） 

第三次交互是在东周时期。由于四川盆地、陕南地区的西周时期考古发现不足，从考古上难以对巴文化与西周文化的关系做出清晰描述。春秋晚期以来，巴文化中主要见有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大量铜器，例如四川宣汉罗家坝遗址中有水陆攻战宴乐弋射纹铜豆、狩猎纹铜壶等中原文化铜器[14]，宣汉罗家坝、重庆奉节永安镇[15]、云阳李家坝[16]、涪陵小田溪[17]等见有鼎、罍、敦、壶、盘、缶、簠、甗、鉴等楚文化铜器（图4）。笔者认为，此一时期中原文化与巴文化的交流主通道是自南阳而下，溯汉水而上，再沿渠江而入川，并通过这一通道深入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成都百花潭10号墓、绵竹船棺葬均见有水陆攻战纹、狩猎纹铜器），其时间主要是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楚文化与巴文化的交互，在春秋至战国早中期亦有上述的“汉江道”，但战国以来，愈来愈倚重长江的“峡江道”，其时间越往后此道愈重要。战国中期偏晚至晚期偏早，楚文化沿峡江道西渐进入重庆忠县[18]，与巴文化形成对峙之势。大约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巴式柳叶剑、巴式戈等也出现在湖北襄阳、荆门等域外区域。但总体来看，这次交互主要体现在中原文化、楚文化等对巴文化的单向影响，巴文化处于全面收缩中，这与巴文化政治中心南迁入四川盆地东部有关，也与华夏文化输出能力持续扩大有关。这次交互也是全方位的，中原文化、楚文化铜器（陶礼器）在巴文化的腹心地区——四川盆地东部均可见，巴文化的社会、文化开始全盘受“华夏”熏染。

图4  重庆奉节永安镇M28出土战国楚文化铜器（三足釜除外）组合（袁东山供图）

第四次交互是秦至西汉时期。从考古发现看，秦文化——特别是秦帝国建立后，半两铜钱、蒜头壶、扁壶、盘、汉字铜印等在四川盆地东部频繁出现。西汉初期以来，矮蹄足鼎、罐、钵、甑、灶、动物形灯等汉文化陶器开始出现（图5）。从战国中期至秦、西汉早期，在原巴文化分布的广大范围内，普遍出现了铜錞于、钲、钟等乐器，特别是錞于、钲在墓葬和窖藏内通常同出，已形成固定组合（图6）。錞于和钲（有的还有钟、建鼓）在中原地区春秋早期已同出，“周文化区域可能不仅是钲、錞于的起源地，而且还应是钲、錞于、鼓组合使用最早的地区”[19]。这种制度大概在战国中期传播到巴文化地区，并延续到两汉时期，成为巴文化乐器制度的一个特色。汉代早期，汉式鼎、盒、壶以及丧葬习俗等“汉制”在巴文化落地生根，到西汉中期，巴文化总体上走完了“华夏化”的历程，中华文明在原巴地实现了一体化。此后，中华的西南“边缘”被进一步推进到西南夷地区。

图5  重庆涪陵点易大队2号墓出土巴文化、秦文化、汉文化随葬品（西汉早期）[20]

1.铜鼎（M2∶4） 2、3、5、7-9.陶平底罐（M2∶24、M2∶23、M2∶30、M2∶29、M2∶28） 4.陶瓮（M2∶22） 5.陶凹底罐（M2∶27） 6.陶釜（M2∶32） 10.铜釜（M2∶19） 11.铜鍪（M2∶18） 12.铜钫（M2∶16） 13.铜蒜头壶（M2∶17） 14.铜盘（M2∶9） 15.铜矛（M2∶11） 16.铜勺（M2∶35） 17.铁环首刀（M2∶37） 18.铜牛灯（M2∶13） 19.铁戟（M2∶12） 20.铜弩机（M2∶10） 21.铜镜（M2∶21） 22.铜镞（M2∶5） 23.铜鐏（M2∶6） 24.铁锯（M2∶20） 25.铁刻刀（M2∶4） 26.铁剑（M2∶34） 

图6  贵州松桃出土铜錞于、钲、钟组合[21]

总结四次巴文化与中原文化、华夏文化的交互，以巴文化为视点，具有从东面发展到东北面两线交互的趋势，从互有进退到巴文化全面退守四川盆地东部的特点，交互的深度具有从两线（三峡线、汉水线）到全面交互的现象，“边缘”被不断地向更外的方向在变化。中原文化、华夏文化对巴文化大多数时候处于主动的、拓展的、强势的姿态，是文化融合、社会整合的主推手。巴文化对华夏文化则以向心式、接纳式相处，与华夏文化虽存在反哺关系，但其主体性、地方性却被不断地削弱，最终与其他诸地域文化一道，逐步被卷入中华文明命运共同体。

 

二、巴文化：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不可或缺的“一元”

费孝通认为，中华民族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个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起凝聚作用的核心。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我们认为，“多元一体”理论视角下的中华文明，虽然产生于中原地区，鼎足于华夏文化，但她是在多元共生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是在多样性交融基础上凝练出来的。在相当长时间内，中华文明的各“元”既独自存在，但又相互依存、逐渐统一为不能分割的整体。巴文化是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元”，为丰富中华文明的内涵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前巴文化时代，重庆及川东地区发现了“鱼复浦遗存——玉溪下层文化——玉溪上层文化——玉溪坪文化——中坝文化”这一连绵不绝的新石器文化序列，其起始年代最迟不晚于距今约8000年。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表明，川西横断山区的新石器文化能早到仰韶文化中晚期，成都平原周边地区至少在距今约5000年前就已出现“桂圆桥文化”[22]，成都平原腹心地区的宝墩文化不早于距今4600年[23]，可见，四川盆地东部的新石器文化序列是西南地区迄今最早、最完整的，它与成都平原的考古发现，共同构建了中国史前文化几大区系类型中近年来的新区系，丰富了苏秉琦的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内涵[24]。其中鱼复浦遗存、玉溪下层文化与江汉平原的同时期文化更为接近，而玉溪上层文化、玉溪坪文化、中坝文化、桂圆桥文化、宝墩文化则与内陆西部地区的考古文化共性更大。四川盆地东部绵延不绝的人群生存发展史，为西南地区史前人群的开拓和资源的开发输送了不竭动力，为巴文化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夏商周时期是巴文化生长、发展和繁荣的时期。夏代晚期至商代早期，重庆、川东地区为三星堆文化分布区。三星堆文化是在原宝墩文化晚期（也称鱼凫村遗存、鱼凫村文化）基础上，受中原二里头文化、西北齐家文化影响下兴起的考古文化。在三峡地区的三星堆文化中，已经出现了少量后来巴文化的重要传统——尖底器（图7）。此外，鄂西长江流域分布着受三星堆文化和中原文化共同影响形成的朝天嘴文化，该文化中则存在后来巴文化的重要传统——圜底器。同时，三星堆文化峡江类型、朝天嘴文化也有较多的自身特色，与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相比较，这一地区极少陶封顶盉（多为开口盉），流行陶鬶（成都平原不见）、厚胎尖底杯，有的遗址也见单耳罐等。

图7 重庆万州中坝子遗址出土三星堆文化遗物[25]

1.陶鼓肩小平底罐（H4∶4） 2、3.陶宽肩小平底罐（M7∶4、M7∶6） 4.陶器盖（H4∶3） 5.陶豆盘（T0803④∶71） 6、7.陶灯形器（T0803④∶6、H16∶4） 8.陶豆柄（T0605⑤∶7） 9.陶纺轮（T0804⑤∶6） 10.陶鸟头勺柄（T0704④∶110） 11.陶厚胎尖底杯（H28∶3） 12、13.石锛（M7∶2、M7∶3） 14.铜镞（H30∶5） 15.铜鱼钩（T0804④∶1） 16.骨锥（H28∶6） 17.陶鬶（T0704④∶81）

大约相当于中原二里岗上层时期甚至更早，鄂西三峡地区出现了路家河文化。路家河文化具备巴文化的两大基本要素：丰富多样的圜底器和尖底器（或近尖底）——这是后来巴文化陶器中一直坚守的传统，这象征着巴文化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早期巴文化形成后，向周边地区迅速扩张，继而在四川盆地东部产生了石地坝文化，在陕南地区出现了宝山文化。与此稍晚，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末期出现了少量尖底器——应该是石地坝文化西进的结果，并在此基础上促成了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桥文化的转型。

重庆和川东地区的考古文化在西周中期至春秋中期发展为瓦渣地文化[26]。瓦渣地文化与石地坝文化具有精进关系，大体保持了尖底器、圜底器的组合特色，但圜底器——特别是花边圜底器的类型和数量大增，地域特性进一步强化。此外，在巫山及以东的三峡地区，存在双堰塘遗存，其文化本底为土著巴文化，同时出现较多具有早期楚文化因素的陶器。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四川盆地东部的瓦渣地文化进一步演变为李家坝文化[27]。与此前相比，李家坝文化除增加了较多中原文化、楚文化的因素外，尖底器减少是其重要特征（尖底杯消失，尖底盏依然有所保留）。

 图8  重庆忠县中坝遗址陶花边圜底小罐（瓦渣地文化至李家坝文化）演变图

（选自《忠县中坝》[28]图九五六-2）

从物质特征看，巴文化陶器因其浓烈的尖底器和圜底器组合特征，在中华文化的诸地域构成中堪称独树一帜，地方特征十分鲜明（图8）。从铜器的特征看，很可能属于早期巴文化的城洋铜器群，除大量中原殷商文化特征的铜器外，发现有人面形面具、兽面形面具、虎纹铜钺、人面纹钺、三角援戈、弯形器（镰）、璋形器、尖顶泡、透顶泡等[29]，展现出大量与中原文化不同的特征；东周以来，巴文化青铜器与蜀文化一道，既有形制上颇有特色的柳叶剑、三角援戈、烟荷包式钺、釜、鍪（图9）、甑、尖底盒、桥型璜、虎纽錞于、鸟形尊（图10）等铜器，也有至今尚未得到解读的巴蜀符号，这些巴蜀式青铜器有的被中华文明中的其他地域文化所吸收，如鍪就成为后来秦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它们自身也构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青铜文明的重要样式，丰富了华夏文化的“多元”成分。

图9  重庆涪陵小田溪墓群出土带盖铜鍪（M15∶9、M15∶10，方刚供图）

图10  重庆涪陵小田溪10号墓出土铜鸟形尊（M10∶35）

（选自《涪陵小田溪墓群发掘简报》[30]图一六）

宝山、路家河、石地坝、瓦渣地、李家坝这些文化是当时中国范围内诸多地域文化中的一部分，是中华夏商周时期诸多地域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地方文化之一，是中华文明从“多元”汇聚为“一体”中的重要“一元”，是长江文明的重要一环，是巴蜀文化的组成对子。秦至西汉中期，中原文化因素在原巴文化区域日渐茁壮，巴文化逐渐消融于中原文化中，直至大多数地方基本被汉文化取代，巴文化走完了从“多元”到“一体”的历程，而仍然存在一定地域文化特征的部分地区，则可视为中华文化“一体”下的次级“多元”。

物质文化的地方特征反映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本底。巴文化中尖底陶器、圜底陶器的盛行和长久不衰与该地区制盐产业有关。三峡地区是中国古代内陆地区规模化制盐最早的地区之一，大概在距今4600年左右已经出现工业化煎盐技术，并出现了制盐用尖底陶缸。三峡地区盐业的出现与宝墩文化史前古城的起源时间的耦合，应该不是偶然，而是人口大规模聚集对盐品需求的必然结果。而到了商周至战国时期，制盐工具先是尖底杯，继而为大小相若的花边圜底罐所替代，这两类器物是盐业生产的主流，自然确定了巴文化的本底特色——由此也可见先秦三峡盐业在长江上游地区文明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支撑作用。此外，一般的生活用圜底陶釜、圜底陶鍪、陶釜甑则与山地生活和生活的流动性有密切关联；而巴蜀符号中各类动物符号则与巴蜀内部多族群或族群演进过程中的复杂崇拜有关；嘉陵江流域盛行船棺葬离不开这一地区的水环境；数量极多的虎形纹饰大概率与廪君种首领务相死化白虎的传说摆不脱干系。可见，从考古文化构建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其内核实质是中华大地不同区域的生态环境、生业形态、生活习俗的反映，这些正是中华文明多样性的实证。

 

三、华夏化进程：巴人、巴国与中原王国、帝国关系的演进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其中华夏文化是“一体”形成的主要支撑。文献记载巴人的祖先与华夏同源，按照《华阳国志·巴志》的说法，巴为国“肇于人皇”，至五帝以来，又是“黄帝、高阳之支庶。”[31]《山海经·海内经》则称“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32]太皞即伏羲，或说为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的共同祖先。传说巴与早期华夏有密切联系，大禹时，“（禹）娶于涂山……今江州涂山是也。”“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33]记录这些世系传承关系和禹迹分布的文献形成时代比较晚，其可信度要打很大的折扣。其中的祖源传说可能是战国、秦汉时的巴文化人群因对华夏正统的仰慕而附会的历史记忆，目的是通过假借华夏祖源而使自己成为华夏正统；而禹迹传说，也有借助传说对外表达自己的先天华夏属性的意图。这种主动建构“集体记忆”和选择性“结构失忆”的表现，正是上古时期“边缘”地区构建连接华夏“中心”的一种常见范式。

但由于巴地处“华阳之壤、梁岷之域”，蛮夷之气甚重。华夏政权也常常主动对巴方开展交流、扩展势力，试图将巴方进一步纳入“华夏”体系。《山海经·海内经》载：“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讼于孟涂之所。”[34]《今本竹书纪年》也载：“（帝启）八年，帝使孟涂如巴莅讼”[35]。上述情况展现了早期巴国与中国最古老的王朝——夏朝之间存在的方国与王国关系∶即华夏王朝通过派遣司法人员，将先进的中原法治体系传播于巴，使巴进一步向华夏体系靠拢。商代，中原王朝视巴方为其“甸服”[36]，并行赏赐；同时，商王及其妻子妇好将军又经常“伐巴方”，掳掠其人口为牺牲，暗示了两者之间的宗主关系，以及巴一度对商的不满和反叛，展示了巴在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五服”差序格局中的地位。从宝山文化和城洋铜器群的器物构成看，陶器以反映地方特征的为主，而铜器以反映殷商礼仪制度的铜容器为主，这种上层贵族与下层民众间意识形态的“二元性”，凸显出地域性方国与华夏王朝间“和而不同”的关系。

西周时期，巴国从政治上开启了“华夏化”的历史进程。首先，《华阳国志》谓巴国参与武王伐纣后，周以其“宗姬封于巴”，笔者曾疑“姬巴”的可靠性，任乃强先生亦早有此论，疑为冒荫[37]。但巴方被视为周“宗姬之戚亲”则似乎是很可能的，并被“爵之以子”，这等于巴承认周王的统治权威，接受周王朝的册封政治体系。其次，巴国被视为周之南土。《左传·昭公九年》记詹桓伯辞于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38]表明巴已纳入周“封邦建国，以屏周室”的封建领土体系，并成为周王畿的拱卫者。第三，西周时期，周王室一度任命巴人史密率军队征伐南方叛乱的少数民族[39]。春秋时期，巴频频参与华夏事务和诸侯盟会，与邓、楚、秦等国间既合作交流，又频繁发生战争。巴国与周王室则仍保有政治上的从属关系。《华阳国志》提到巴“班侔秦、楚，示甸、卫也。”[40]甸和卫均为周代“九服之一”，处于“蛮夷要服，戎狄荒服”之前[41]。足见从商代的甸服到西周的南土，直至春秋的甸、卫，巴国在“中国”眼中，政治上是属于华夏这一大系统的。但文化交互的特点是双向认同和主观认同。以楚国为例，司马迁认为楚人先祖至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42]，似在华、夷之间。然而楚人在春秋及以前，自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43]。可见，在文化上还并不完全认同华夏。从文化上看，春秋时巴应当与楚的认同相近，她与华夏之间是“融而未合”的关系。

巴文化政治中心南迁加速了四川盆地东部和周边地区的“华夏化”[44]。春秋晚期以前，巴文化的政治中心位于陕南从汉中盆地东部到安康盆地或略偏东一带，虽然四川盆地东部也属于巴文化的分布地，但姬姓巴国是否有效控制这一地区，目前还不清楚，也许还有其他不知名的政治实体控制着[45]。大概从公元前611年楚、秦、巴三国灭庸后，政治中心在汉水上游的巴国可能已经开始向南经营巴文化腹心地区了。公元前477年，“巴人伐楚围鄾……三月，楚公孙宁、吴由于败巴师于鄾。”[46]《华阳国志》认为“是后，楚主夏盟，秦擅西土，巴国分远，故于盟会希。”[47]巴文化政治中心从此迁入四川盆地东部，华、夷间的边界由此向南同步推进，各种势力的跟进使四川盆地成为中华西南部“以夏变夷”的主场地。巴文化内部的统一也为华夏化创造了政治条件。战国时期，楚国已从文化上成为“中国”的一部分[48]，楚与巴的文化交互也成为“华夏化”的组成部分。从考古发现看，这一地区的战国墓葬普遍出现铜器，并新出鼎、敦、壶、豆、缶、簠、甗、罍、鉴、匜等陶、铜礼器，具有明显的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特征，蜀文化由于先后受到庸国解体和巴国政治中心南迁的影响，也从“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主要是以华夏文化为参照的礼乐）过渡到“始立宗庙，以酒曰澧，乐曰荆，人尚赤”[49]。

秦灭巴蜀至秦统一六国，是巴文化经济、社会、文化多维层面“华夏化”的过程。秦灭巴蜀，一方面因“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50]从重庆忠县老鸹冲（图11）、万州中坝子遗址发现的战国晚期墓葬中有部分秦文化墓葬看[51]，这些秦移民有相当部分到了巴地，使巴文化与外来文化间的交流更直接、更畅快。秦统一六国后，中原移民迁至巴蜀地区的更多，如扬雄的先祖从中原先迁巫山，后居江州；两湖地区罪犯和六国反秦贵族亦有大量被迁到巴郡“输巴县盐”[52]。另一方面，秦“昭王开巴蜀”[53]，在巴蜀地区“初为田，开阡陌”[54]，将辕田制在巴蜀广大地区推行。《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秦昭王与板楯蛮订立盟约，“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55]。段渝先生认为，所谓“顷田不租”，是指在秦的“一夫百亩（一顷）”爰田制下本应按户征税，现予不征；所谓“十妻不算”，是指本应按户按口征收人头税（算赋），现予不征[56]。这些措施，使巴蜀地区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华阳国志》在谈到巴蜀地区因移民而风尚大变时，总结“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57] 

图11  重庆忠县老鸹冲墓地带壁龛的秦文化墓葬（BM24）（方刚供图）

秦汉时期，巴蜀地理上“然四塞”，但通过加强与关中地区的交通，使“栈道千里，无所不通”[58]，大大促进了巴蜀地区与中原的交流。秦统一全国后，“使黔首自实田”[59]，进一步瓦解了巴的田亩制度。汉早期，除部分巴地保留秦创设的羁縻之治外，汉中央政府在巴、蜀、汉中“不封藩王”[60]，深入推进郡县制，新增不少县级基层政府机构。而文翁治蜀时，巴、汉“亦立文学”，践行华夏传统的“有教无类”思想，从而促进了巴地的教化。武帝时，全面加强中央集权，促进盐铁国家专卖，大力推进儒家思想，巴文化基本融入汉文化，除个别地区外，总体上完成了华夏化的历史进程，实现了中华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大一统”。这一点，我们从司马迁著《史记》，西南地区编《西南夷列传》而不列巴蜀可以看出来，并强调“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61]。此后，范晔著《后汉书》录“巴郡南郡蛮”“板楯蛮”，实已变为“一体”之下的次级“多元”民族观。

 

四、小结

巴文化与中原文化、华夏文化的交互是动态的、复杂的，总体上呈现逐渐扩大和深入的态势，体现了中原文化的巨大向心力和华夏文化的强大辐射力。巴文化和中原文化、华夏文化的交互历史，也是华、夷之界不断南移的过程，是巴蜀地区日渐华夏化的过程。巴文化所在的四川盆地是中华大地上独特的地理板块，在此基础上呈现出来的文化适应和能动性创造，注定了巴文化在中华诸地域文化中的独特性和代表性，足以构成中华文明的重要“一元”，丰富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巴人、巴国还积极参与华夏事务，从早期的政治文化交流，到南土和甸卫地位的确立，再到一统入秦、汉帝国，体现了巴文化对中华的向化之心，体现了中华文明从“多元”到“一体”的历史必然性。

注：本文为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项目”（文物保函〔2021〕277号）成果，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重庆地区青铜时代文化——巴史的考古学研究”资助成果。

注释：

[1]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39页。

[2] 苏秉琦：《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33～250页。

[3] 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文物》2000年第1期。

[4]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增订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

[5] 白九江：《重庆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以三峡地区为中心》，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0年，第230～234页。

[6] 白九江：《重庆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以三峡地区为中心》，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0年，第236、237页。

[7] 林春：《宜昌地区长江沿岸夏商时期的一支新文化类型》，《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

[8] 长江水利委员会：《宜昌路家河——长江三峡考古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22页。

[9] 白九江、李大地：《试论石地坝文化》，李禹阶：《三峡考古与多学科研究》，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67～90页。

[10]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城固宝山——1998年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80页。

[11] 赵丛苍：《城洋青铜器》，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

[12] 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的发掘》，《文物》1988年第6期。

[13] 据报道，辽瓦店子遗址“商代文化堆积也很丰富，发现5座墓葬和数十座灰坑，墓葬形制与夏代差别不大，都是小型竖穴土坑墓，随葬品很少。器物多出自灰坑，这时期的夹砂和夹云母的灰陶器数量增加，主要纹饰种类包括绳纹、交错绳纹、弦纹、附加堆纹，也有不少器物为素面。主要器类有鬲、甗、斝、罐、豆、簋、圈足盘、大口尊等，器物个体大，制作精细，时代从二里岗下层到殷墟一期，其风格与典型的商文化如出一辙。”（参见百度百科“湖北郧县辽瓦店子遗址”https∶//baike.so.com/doc/993221～1049960.html）。此外，这类商文化遗存在相距不远的郧县店子河遗址也有发现。参见武汉大学考古系、湖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办公室、郧县博物馆：《湖北郧县店子河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1年第5期。

[1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达州市文物管理所、宣汉县文物管理所：《宣汉罗家坝》，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56、144页。

[15] 李伯谦主编：《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18）》，北京：科学出版社、龙门书局，2018年，第80、82、84、87、91、100、104页。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重庆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重庆文物考古十年》，重庆：重庆出版社、重庆出版集团，2010年，第65、67～69、73～75页。

[16] 四川联合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94～1995年度四川云阳李家坝遗址的发掘》，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74～422页，1998年；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李家坝东周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44～288页；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李家坝巴人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48～388页。

[17] 四川省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涪陵县文化馆：《四川涪陵地区小田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文物》1974年第5期，第61～80页；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涪陵地区文化局：《四川涪陵小田溪四座战国墓》，《考古》1985年第1期，第14～17、32页；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涪陵地区博物馆、涪陵市文物管理所：《涪陵市小田溪9号墓发掘简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考古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8年，第186～196页；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重庆市文物局：《涪陵小田溪墓群发掘简报》，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2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339～1375页;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重庆市涪陵区博物馆、重庆市文物局：《重庆涪陵小田溪墓群M12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9期，第4～27页。 

[18] 白九江：《从三峡地区的考古发现看楚文化的西进》，《江汉考古》2006年第1期。

[19] 马今洪：《钲、錞于与鼓》，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集刊（第12期）》，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第155～164页。

[20]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涪陵县文化馆：《四川涪陵西汉土坑墓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4期。

[21] 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省松桃出土的虎钮錞于》，《文物》1984年第8期。

[22] 万娇、雷雨：《桂圆桥遗址与成都平原新石器文化发展脉络》，《文物》2013年第9期。

[23] 江章华、王毅、张擎：《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初论》，《考古学报》2002年第1期。

[24] 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25] 西北大学考古队、万州区文物管理所：《万州中坝子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47～380页；西北大学考古队：《万州中坝子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35～252页。

[26] 孙华：《峡江地区的先秦文化》，袁行霈：《国学研究（第6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08页。

[27] 罗二虎：《晚期巴文化李家坝类型初论》，《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28]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水利局：《忠县中坝》插页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年。

[29] 唐金裕、王寿芝、郭长江：《陕西省城固县出土殷商铜器整理简报》，《考古》1980年第3期。

[30] 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重庆市文物局：《涪陵小田溪墓群发掘简报》，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2卷·中》，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339～1375页。

[31] （晋）常璩撰：《华阳国志》（九家旧晋书辑本），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2页。

[32] 方涛译注：《山海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75页。

[33] （晋）常璩撰：《华阳国志》（九家旧晋书辑本），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2页。

[34] 方韬译注：《山海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06页。

[35] 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古本竹书纪年》附四，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51页。

[36] 《屯南》1059：“商（赏）于巴奠（甸）。”按《尚书·禹贡》记载夏朝的甸、侯、绥、要、荒“五服”制度，称“五百里甸服”，孔颖达疏称“甸服去京师最近。”若以商代巴文化政治中心在汉中东部，而湖北郧县辽瓦店子发现有典型的商文化遗存，近邻陕西，巴与商的确已经很近而且很可能接壤。参见（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67页。

[37] 任乃强先生认为：“按常氏原意，谓因有宗姬在巴，而予巴以子爵。非谓封宗姬于巴。……巴既助伐纣有功，则何能更封宗姬夺其君位哉？抑或是巴冒姬姓往，武王以为宗姬也。”（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页。

[38] （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60页。

[39] 李启良：《陕西安康市出土西周史密簋》，《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3期。

[40] （晋）常璩撰：《华阳国志》（九家旧晋书辑本），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14页。

[41] 《周礼·夏官司马·职方氏》称周代“王畿”之外分为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藩九服。一般认为“蛮夷要服，戎狄荒服”，即认为五服中的“要服”和“荒服”是“蛮夷”和“戎狄”等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参见（清）王先谦撰：《荀子集解》卷18《正论篇》，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29～330页。

[42] （汉）司马迁撰，（南朝）裴駰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简体字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387页。

[43] 《楚世家》楚武王曾对随人也说：“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参见（汉）司马迁撰，（南朝）裴駰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简体字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391页。

[44] 本文之所以用巴文化政治中心而不用巴国政治中心，是考虑到我们还不能明确西周时期巴文化分布范围内是否只有巴文化一个国家？是否存在多个政治实体（例如同时至少有苴国、夔国）？但文化圈的政治中心可以从铜器群大体可以判断。

[45] 周制以爵位高低给予封地。《礼记·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这种小方国的情况，在西周时期大体坚持得比较好，故巴子国不太可能将疆域有效扩张到四川盆地东部。参见（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88页。

[46] （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59页。

[47] （晋）常璩撰：《华阳国志》（九家旧晋书辑本），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3页。

[48] 《史记·天官书》：“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此处称西方为外国，东方为中国。又说“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可知，文中所说西方当主要指秦国，所说东方当主要指韩、赵、魏、楚、燕、齐之东方六国（六王），所说“中国”，无疑是指东方六国，当也包括楚国。《张仪列传》记载，义渠君朝于魏说“中国无事”，张守节《正义》认为“中国谓关东六国”。参见（汉）司马迁撰，（南朝）裴駰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简体字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143、1157、1813页。

[49] （晋）常璩撰：《华阳国志》（九家旧晋书辑本），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27页。

[50] （晋）常璩撰：《华阳国志》（九家旧晋书辑本），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29页。

[51] 西北大学考古队、万州区文物管理所：《万州中坝子遗址东周时期墓葬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592～606页。

[52] 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五）》，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第43～44、201页。

[53]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641页。

[54]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昭襄王）立四年，初为田开阡陌。”参见（汉）司马迁撰，（南朝）裴駰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简体字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04页。

[55] （晋）常璩撰：《华阳国志》（九家旧晋书辑本），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4页。

[56] 段渝：《论秦汉王朝对巴蜀的改造》，《中国史研究》1999 年第 1 期，第 23～35 页。

[57] （晋）常璩撰：《华阳国志》（九家旧晋书辑本），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33页。

[58] （汉）司马迁撰，（南朝）裴駰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货殖列传》（简体字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467页。

[59] 《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一年，《集解》“徐广曰：使黔首自实田也”。参见（汉）司马迁撰，（南朝）裴駰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秦始皇本纪》（简体字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78页。

[60] （晋）常璩撰：《华阳国志》（九家旧晋书辑本），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16页。

[61] （汉）司马迁撰，（南朝）裴駰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西南夷列传》（简体字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281页。

本文原刊于《西南文物考古》第四辑，公众号转载时略有删减。

文稿：白九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