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石佛寺遗珍》
著者：牛英彬 白九江 李大地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9月第1版
定价：190.00
ISBN：978-7-229-19263-1
内容简介：
石窟寺最早起源于公元前3世纪左右的古印度，随着佛教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佛教造像艺术在公元1世纪左右产生于古代犍陀罗地区(包括今天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东部)，在这里融合了印度文化、希腊文化、波斯文化后，石窟造像沿丝绸之路向东扩散到了我国西北的新疆、甘肃等地，在与中国文化的深度融合中，逐渐形成了中国化的石窟寺，留下了诸如克孜尔石窟、敦煌莫高窟等一串丝路明珠。在之后的历史岁月中，石窟寺又传播到我国的中原地区、西南地区、东南地区等地，全国开窟造像蔚为壮观，最终形成了数量多达5986处的庞大石窟寺及摩崖造像文化遗产宝库，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人文化认同、情感维系的纽带。可以说，石窟寺是多文明共同孕育的结晶，是中华文明同其他古代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见证，是实证中华文明突出包容性的珍贵物质载体。
川渝地区是中国石窟寺及摩崖造像分布的重要区域，拥有全国数量最多的石窟寺及摩崖造像，数量可占全国石窟寺总数的“半壁江山”。川渝地区石窟开凿始于北魏时期。继中原、北方地区开窟造像的高峰之后，川渝地区在唐宋时期也开展了大规模的石窟开凿，与中原北方地区多皇家和官方石窟相比，川渝地区大量存在的中小型石窟寺是更为广泛的民间造像活动的证据，更直接体现了普罗大众的审美情趣、价值理念和文化精神，最能够体现佛教的世俗化之路。以广元石窟、大足石刻、安岳石刻等为代表的石窟寺，融合了儒、释、道多种文化思想，产生了众多的新风格和新题材，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个性的石窟艺术，直至明清、民国时期仍然开凿不绝，见证了中国石窟艺术史晚期阶段的发展历程。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江津石佛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中积极探索石窟寺考古的理念、方法和技术，努力拓展石窟寺考古和保护的内涵，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
第一，创新了石窟寺考古的方法。以聚落考古的理念指导石窟寺的调查和发掘。将江津石佛寺遗址视为一个宗教聚落址，开展区域系统调查，弄清楚遗址的环境景观、功能分区、构成要素及周边文化遗存等，对遗址的核心区域进行较全面的揭露，较为完整地揭示了该遗址的整体布局、建筑形态、空间结构等，证实了石窟寺除窟龛、造像等核心要素外，还应当有与其相关联的窟(龛)前建筑、寺院遗迹、僧俗墓葬、碑刻题记、交通路网、寺产僧田等内容，是宗教遗存的集合体，实证了开展石窟聚落形态考古的必要性，为开展川渝地区同类型石窟寺发掘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
第二，真实、完整地展示了石窟寺的多重价值和多样内涵。江津石佛寺遗址的考古发掘揭露了数座规模宏大的南宋时期殿阁遗迹，其由前殿、后堂、配殿、石窟建筑、转轮藏、爬山廊、祖师塔(殿)等组成，是我国南方地区发现的保存最完整的宋代寺院遗址之一；认识了其独具特色的山地建筑规划设计思想及营造技术，用地形高差布局建筑，巧借天然巨石，与寺院建筑规制相融合，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建筑形制；其僧俗墓葬的发现，为我们展示了僧人的丧葬习俗和埋葬形式，以及居士、信众与寺院在生前死后的依附关系；遗址发现和出土大量的石造像、石构件，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为研究川渝地区佛教造像演变、信仰变迁及石雕艺术等提供了全新的考古资料；一批碑刻题记的发现，在重构寺院沿革史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特别是南宋时期的碑刻还涉及寺院管理体系、度僧制度、寺院经济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第三，助力了石窟寺的保护和展示利用。江津石佛寺遗址的考古工作，厘清了石窟造像的年代序列和空间关系，为保护修缮提供了科学依据；揭示了龛前建筑的发展演变，为窟檐设计提供了真实的考古证据；拓展了石窟寺的内涵，为保护和展示利用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在“区保”到“市保”的两线划定中，从最初仅有摩崖造像，到考古发掘后扩展到寺院遗址、墓葬、古道路等全要素内容，完整、真实地反映了石窟寺保护要素，科学地划定了两线范围。在墓葬区开展了展示利用试验段的设计和施工，为今后石佛寺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鉴于江津石佛寺遗址的重要价值，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将该遗址考古发掘的精华部分，包括建筑遗迹、石刻造像、碑刻题记、僧俗墓葬等内容结成图集，整体反映该遗址在各时期、不同阶段的最为主要的物质文化面貌，集中体现该遗址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促进考古成果的转化和传播，以期能够为考古学、美术史、遗产保护等学科的科研人员和专家学者提供基础的科研资料，为广大人民群众普及和宣传石窟寺的科学知识，发挥以史育人的作用，达到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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