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涪陵郡，原为巴郡涪陵县，“汉属巴郡，刘蜀置涪陵郡。[1]”秦灭巴后，以其地置巴郡，秦末巴、蜀、汉中三郡共四十一县[2]。巴郡理应包括巴国“南极黔涪[3]”之地，即包有乌江下游[4]。刘邦为汉王时“王巴、蜀、汉中四十一县[5]”，接纳了秦之巴郡地。任乃强先生认为，涪陵是秦旧县，县治原位于彭水郁山伏牛山盐泉。东汉迁治于今彭水县[6]（图一）。
图一 涪陵郡领县分布图
涪陵县历两汉，汉末由蜀汉先主刘备改巴东属国而来，《宋书》记载：“建安六年，刘璋改永宁郡为巴东郡，以涪陵县分立丹兴、汉葭二县，立巴东属国都尉，后为涪陵郡。[7]”《太平寰宇记》记载：“蜀先主改为涪陵郡，改永宁曰万宁，又增立汉复县。[8]”。《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废黔州，即今县治。本汉之涪陵县也。华阳国志：‘涪陵，巴之南鄙。汉兴，置涪陵县，常为都尉理。山险水滩，人多獽、蛋。蜀汉置涪陵郡于此。’[9]”《北周地理志》引胡三省通鑑注曰“汉之涪陵，今彭水县也；今之涪陵，乃汉枳县也。[10]”
蜀汉初，涪陵郡领县涪陵（治今彭水县汉葭镇)、汉发（治今彭水县郁山镇)、汉复(治今酉阳县龚滩镇)、丹兴(治今黔江联合镇)、万宁(建安二十一年改永宁为万宁)5县[11]。西晋初，涪陵郡(郡治汉复)领汉复、涪陵、汉平、汉葭(汉发改)、万宁5县[12]。汉平县为蜀后主延熙十三年（公元250年）增设，位于羊角以西的武隆乌江段[13]，万宁县位于贵州省沿河县[14]。在西晋永嘉后，涪陵郡“地没蛮夷[15]”。北周保定四年（公元564年），涪陵蛮帅田思鹤以其地内附，“因置奉州[16]”，治于今重庆彭水县（图二）。
图二 涪陵郡地秦汉晋墓葬分布示意图
1.老武隆县城遗址 2.土坎遗址 3.茅草坡墓地（含瓮棺葬）4.生基坪遗址 5.天子坟遗址关口西汉一号墓 6. 江口镇汉墓（蔡家村、坟院子、生基坪、天子坟、张家拐子等地点） 7.山谷公园石室墓 8.郁山镇汉墓（黄泥坝、偏坝、庙包、中井坝、打岩场等墓群） 9.张家嘴遗址 10.下坝墓地 11.青杆堡墓群 12.长丘墓地 13.洪渡汉墓（竹林、樊家土村、官门山、桐子堡、塘坎等地点）14.汞矿区域汉墓（老虎沟、符家冲汉墓）15大坪墓群 16.喻家墓群 17.团堡汉墓 18.陈家坡汉墓 19.毋敛坝汉墓
综上，汉晋时期的涪陵县、涪陵郡，可追溯自秦灭巴蜀后的“四十一县”。其地在今彭水县为中心的乌江下游地区，包括支流唐岩河、洪渡河、郁江、芙蓉江等流域，涉及今重庆武隆、彭水、黔江、酉阳和贵州沿河、正安、道真、务川等地。这一地区在秦汉至晋的考古发现以墓葬为主，本文即从墓葬入手，分析墓葬分布、形制、随葬品面貌，探讨其反映的历史文化。
二、墓葬分布
三峡水库、白马航电枢纽、银盘电站、彭水电站等水电工程的文物保护工作在乌江沿岸的重庆武隆、彭水、酉阳和贵州沿河等地发现汉墓，部分墓葬早至战国末年，晚至六朝。郁江治理、郁山古镇开发工程的文物保护工作在重庆彭水郁山镇发现了一批汉墓。渝湘复线高速公路工程的文物保护工作在重庆酉阳龚滩镇发现东汉墓葬。重庆彭水城区山谷公园发现东汉至六朝墓葬。乌江支流洪渡河和芙蓉江流域的贵州务川、正安、道真等地发现了一批汉墓。
乌江下游水电工程梯级布置，加上郁江、洪渡河、芙蓉江等流域的考古工作，涵盖了涪陵郡包含的大部分江河沿岸，墓葬考古发现基本能反映江河沿岸人口聚居及分布情况。
西汉及以前的墓葬较少。从武隆溯江而上，武隆土坎遗址发现战国末年至西汉时期土坑墓22座[17]，武隆生基坪遗址发现西汉土坑墓4座[18]，武隆天子坟遗址关口发现西汉土坑墓1座[19]，酉阳长丘墓地发现西汉土坑墓2座[20]。务川大坪墓群发现了一批西汉土坑墓[21]，务川喻家发现西汉土坑墓1座[22]。
东汉至六朝的墓葬在分布范围和数量上明显增多。老武隆县城遗址发现东汉至六朝砖室墓3座[23]。武隆土坎遗址发现东汉砖（石）室墓3座[24]，武隆茅草坡发现东汉砖室墓1座、瓮棺葬5座[25]。武隆江口镇蔡家村、坟院子、生基坪、天子坟、张家拐子等地点发现东汉砖（石）室墓4座、土坑墓1座[26]。彭水山谷公园发现东汉至六朝石室墓2座[27]。彭水郁山镇发现东汉砖（石）室墓20座[28]。彭水下坝墓地发现东汉砖室墓2座[29]。酉阳龚滩青杆堡墓群发现东汉砖（石）室墓共计7座[30]。贵州沿河洪渡发现汉墓数十座，发掘清理汉墓15座[31]。务川大坪、沙坝、官学等地发现一批东汉砖（石）室墓、土坑墓[32]。另外在务川县喻家、汞矿区域也有东汉砖（石）室墓分布[33]，务川东汉墓葬达数十座。道真、正安发现一批东汉墓葬，如道真团堡汉墓、陈家坡汉墓、正安毋敛坝汉墓等[34]。
结合历史背景来看，墓葬分布情况与其是较为相符的。涪陵县建置历西汉、东汉，其地包括后来的涪陵全郡。东汉晚期，灵帝分涪陵县置永宁县[35]。至汉末，丹兴、汉发、汉复等县别立，直至涪陵郡立。《西汉会要》记载：“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36]”汉承秦制，继续推行郡县制，县级下还有乡、亭、里等层级单位。县及各层级皆有大小之分，根据辖境内的民户数划分。县一般方圆百里，民户稠密，其面积则减少，反之则旷远。那么东汉晚期，涪陵县分县设郡，一定是与其民户数大增相关。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注曰：“此时矿业大兴，民户增盛，故谢本请分置二县合涪陵为郡。[37]”“此时”，指的是东汉。文献记载，西汉末年，巴郡户数十五万八千六百四十三，人口七十万八千一百四十八[38]。东汉晚期，巴郡户数增长为四十六万四千七百八十，人口百八十七万五千五百三十五[39]。两汉巴郡人口数量变化也是涪陵县分县设郡的背景之一。东汉墓葬从分布范围到数量都明显增多，就是这历史背景的反映。
从两汉墓葬分布密度来看，有几个地方尤为突出。一为彭水郁山镇，二为酉阳龚滩、沿河洪渡一带，三为武隆土坎至江口，四为贵州务川洪渡河沿岸及汞矿区域。
郁山镇东汉墓葬分布于黄泥坝、偏坝、庙包、中井坝、打岩场等墓群和张家嘴遗址，发掘清理墓葬20座。墓葬分布于郁江及其支流中井河、后灶河，这一带也是盐井集中的区域。郁山镇街东为伏牛山，《元和郡县图志》引隋志云：“伏牛山有盐井。[40]”《华阳国志》记载：“汉发县，有盐井。[41]”前文提到，伏牛山盐泉是秦旧县涪陵治所所在。管维良先生认为，郁山盐泉曾为巴族占据，巴亡后，秦楚争夺黔中郡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郁山盐泉[42]。郁山镇张家嘴遗址出土商周时期的陶尖底杯、尖底盏与制盐联系紧密[43]。经综合分析，郁山盐泉的开发利用可追溯至先秦。东汉时期，众多墓葬遗存围绕盐井分布，侧面揭示了此时盐业生产的兴盛面貌，为分涪陵立汉发县奠定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郁山镇先后为涪陵县、汉发县所在，又历秦和两汉，今后的考古工作还需更多关注这个地方，可能还会有重要发现，对研究秦汉在乌江流域的国家治理模式提供帮助。
龚滩、洪渡一带是指洪渡河汇入乌江口的周邻区域，该区域发现汉墓数十座。发掘清理墓葬22座，分布于龚滩青杆堡墓群、长丘墓地和洪渡金竹林、樊家土村、官门山、桐子堡、塘坎等地点。青杆堡墓群沿乌江右岸约1公里的坡地分布，海拔范围300～400米，分布面积8万平方米。洪渡汉墓分布于沿乌江左岸逾2公里的坡上，海拔316～470米。汉墓分布情况与三峡地区的秦汉墓相似，墓地往往位于坡上，且与位于台地上的居住址分开，两者相距不远，一般只有几十到数百米[44]。这一带较平坦的台地与乌江左岸的洪渡河汇入乌江口相邻，是洪渡镇街所在，后为彭水电站蓄水淹没。在彭水电站文物保护工作中，于洪渡发现汉代砖瓦窑6座[45]。以上种种说明此地是人口聚居的重要节点。前述汉复县设立于东汉末年，由蜀先主刘备建置[46]。《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汉复县北至涪陵九十里，盖今黔州所管洪杜县是其故理。[47]”洪杜与洪渡是音同而转用[48]。九十里距离与龚滩、洪渡一带至彭水县城相符，那么按照县的层级，这一带很可能已发展为两汉涪陵县的某一乡级邑聚，后来升格为汉复县。
溯洪渡河而上，贵州务川发现两汉墓葬数十座，以大坪墓群为代表，发掘清理汉代墓葬47座，其中24座汉墓出土有朱砂[49]。近年来，务川东汉墓随葬朱砂的现象发现逐年增加，在务川汞矿区域符家冲遗址发现汉代灶、瓦、汞矿矿渣遗存，直接反映汉代朱砂开采及选矿活动，与墓葬随葬朱砂相呼应[50]。20世纪80年代，务川沙坝石室汉墓的发掘者就谈到，务川县汉墓以洪渡河沿岸及务川汞矿附近分布尤为集中[51]，近年的考古发现也逐渐证实了这点。以上表明务川朱砂资源在两汉就被人们认识利用。朱砂，又名丹砂，在古代有制作丹书、墓葬防腐及安魂杀邪、赤色祭祀的颜料染制等作用[52]。朱砂资源的重要性推动人群聚集，形成朱砂开采、贸易活动，促进当地经济文化繁荣。《思南府志》记：“郡产硃砂、水银、棉、蜡诸物，皆中州所重者，商人获利故多趋焉[53]”，务川则“採砂为业[54]”。
在洪渡河汇入乌江口的乌江上游汉墓发现明显稀少，这一方面说明了务川朱砂资源吸纳了人口聚集，另一方面洪渡河汇入乌江口一带是控扼朱砂贸易运输的节点。朱砂沿洪渡河进入乌江后，一可顺江而下进入长江水道，二可溯江而上至云贵腹地，三可经乌江、唐岩河（酉水）到湖湘地区。此节点对于龚滩、洪渡一带邑聚的发展产生重要作用。
武隆土坎至江口一带宽谷、峡谷相间。宽谷适宜人居住，先秦以来就有人类活动。土坎遗址的试掘工作，出土夹砂红褐色粗绳纹陶片，可辨器形有尖底器等[55]；大元坝遗址发现商周石地坝文化、瓦渣地文化遗存[56]；生基坪遗址发现东周灰坑、柱洞、灰沟等居址类遗存[57]。上述商周遗迹遗物属于巴文化范畴。墓葬分布于武隆老县城遗址、土坎遗址、茅草坡墓地、生基坪遗址和江口镇蔡家村、坟院子、生基坪、天子坟、张家拐子等地点，时代包括秦灭巴后的战国末年至西汉初期、西汉晚期、东汉等，是墓葬时代最为丰富的区域，基本接续了该区域的先秦巴文化遗存，体现出考古学文化的连续发展性。一般认为，土著巴文化的特征在西汉中期以后消失，那么土坎至江口一带的秦汉墓葬为土著巴文化融入汉文化进程提供了重要参考。土坎至江口一带宽谷距离相近，人群聚集密度是乌江进入武陵山区后相对较高的一段，沿线墓葬多点分布可证。按照秦汉县的层级设置，在涪陵县下，这一带应有乡、亭、里等层级单位。从考古发现来看，最大的可能应在武隆江口，此地也是芙蓉江汇入乌江之处。白马航电枢纽文物调查在武隆江口天子坟遗址发现汉阙石构件[58]。武隆江口发现东汉浮雕神兽画像石柱一对[59]。天子坟遗址关口发现公元前186年的西汉土坑墓，墓主为官秩六百石的御史[60]。江口一带也发现多座东汉砖（石）室墓。以上发现昭示着此地有高于一般聚落点的等级，那么江口一带很有可能就是涪陵县下的某一层级邑聚所在。江口罗州坝遗址为汉代遗址，考古发现汉至六朝时期的筒瓦、瓦当，为邑聚提供了线索[61]。西汉土坑墓出土简牍关于“涪陵”的记载[62]，是汉初涪陵县已建置的实证，与前述涪陵县为秦旧县论的说法呼应。
综上，涪陵郡前身为秦汉涪陵县。具有县下层级单位性质的邑聚很可能在洪渡河、芙蓉江汇入乌江口周邻设置。乌江水道是古代人群流动的重要通道，技术、资源依托人群进行流通，形成文化通道。江河交汇之处是天然的交通节点，也是古代文化通道节点。洪渡河上游务川汉墓如大坪墓群，芙蓉江流域道真、正安发现的汉墓[63]，都是经乌江进入支流实现汉文化传播。在汇入乌江口之处如果有宽谷平坝等可供居住生息的条件，很容易形成人口邑聚，进而发展成为国家治理的基层单位。另外，资源也促进邑聚的发展。务川数量丰富的汉墓应是围绕朱砂资源产生。与之相似的是郁山盐泉附近的涪陵县治以及汉墓分布，这提示我们务川在秦汉时期围绕朱砂资源应该有重要的地位。
三、墓葬形制与随葬品
乌江下游与长江三峡相通，两地文化交流频繁。三峡地区的玉溪坪文化、中坝文化在涪陵陈家嘴遗址、武隆盐店嘴遗址、酉阳邹家坝及清源遗址都有所扩张[64]，是乌江下游大范围接纳三峡考古学文化的开始。商周时期，重庆酉阳[65]、彭水[66]、武隆[67]等地发现的商周遗址以三峡石地坝文化、瓦渣地文化属性为主，是其分布范围之一；贵州沿河商周遗址群也与三峡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具有密切联系[68]。
秦至汉晋，长江、乌江通道依然是汉文化向西南边疆传播的主要通道之一，作为乌江通道要冲的涪陵县、涪陵郡地，深受汉文化的浸润和熏陶。总体来看，墓葬形制、随葬品演变与三峡地区趋同，如土坑墓到砖（石）室墓的变化，釜、鍪、剑、矛到仓、灶、井、俑、房屋模型的变化。再如瓮棺葬，茅草坡墓地东汉瓮棺葬是乌江下游地区的首次考古发现，葬具为陶瓮和陶盆套合而成，在三峡地区并不罕见。相似墓例见于巫山涂家坝遗址[69]、云阳旧县坪遗址[70]，万州中坝子遗址从商周到六朝时期发现多座瓮棺葬[71]。
1.土坑墓与随葬品
土坑墓发现数量最为集中的有两个地点，一为武隆土坎遗址，二为务川大坪墓群。武隆生基坪遗址、武隆江口镇汉墓、武隆天子坟遗址、酉阳长丘墓地、洪渡汉墓群、务川喻家有零星发现。
武隆土坎遗址有土坑墓22座，墓葬方向皆顺乌江流向。土坑墓平面有窄长方形、宽长方形。前者随葬品有陶釜、陶罐、陶甑、陶瓮、陶瓯、铜印章、铜剑、铜矛、铜半两等，后者随葬品有陶盒、陶甑、陶罐、陶蒜头壶、陶盆、陶壶、陶井、博山炉、陶杯、铜半两、铜五铢、铜矛等[72]。绳纹陶釜、柳叶形铜剑（矛）、铜印章是峡江地区战国晚期巴文化墓葬常见随葬品，云阳李家坝巴人墓地[73]、涪陵镇安遗址[74]、涪陵小田溪墓群[75]、北碚庙嘴墓地[76]等战国晚期至汉初的土坑墓都能见到，被认为是晚期巴人墓葬的典型随葬品之一。蒜头壶是秦文化的典型器物，随着秦的统一在全国流布开来。陶盒、陶壶作为仿铜陶礼器，战国末年至西汉初，三峡地区以鼎、盒、壶（钫）的组合出现，其源在秦代前后的关中、洛阳地区。五铢钱是汉武帝开始铸行的货币。瓮、甑、瓯、盆、井等陶器是典型的西汉遗物，其中甑、盆、井是汉式代表器物之一。
土坎遗址土坑墓墓葬形制变化与随葬品变化结合在一起的。窄长方形墓继承了较多的本地先秦墓葬因素，即土著巴文化因素，如绳纹陶釜、柳叶形铜剑（矛）、铜印章，也出现了陶甑、陶瓯、陶瓮等西汉遗物。宽长方形墓随葬品面貌更为丰富，新增蒜头壶、博山炉、盆、井等陶器，铜五铢都昭示着其晚于窄长方形墓的器物面貌。土坎遗址窄长方形土坑墓不见陶豆，缺乏三峡地区战国晚期巴文化墓葬常见的釜、豆组合，如涪陵小田溪墓群A组墓葬陶器组合为圜底釜、圜底罐、圈足豆，时代为秦灭巴前的战国晚期[77]。发掘者认为土坎遗址窄长方形墓晚于典型的巴文化墓葬，时代为秦灭巴后的战国末年至西汉初[78]。
秦灭巴后，“以巴氏为蛮夷君长[79]”，这一方面使得巴地墓葬仍然保留了巴文化因素为主体，另一方面随着秦统一带来的文化交流，墓葬中出现秦文化因素。因巴楚、秦楚战争，墓葬中亦见楚文化因素。涪陵小田溪墓群就包括巴、楚、秦等三种文化因素。西汉一统，生活实用器甑、盆、钵、平底罐等汉式陶器在墓葬中出现。根据蒋晓春先生研究，汉武帝之后的西汉中期至东汉初，“汉制”在三峡地区确立[80]。土坎遗址也见这种时代潮流的影响，其西汉中晚期的宽长方形墓汉文化因素已占据主导。
图三 土坎遗址窄长方形墓、宽长方形墓形制及部分随葬器物图
（左为窄长方形土坑墓M4及其随葬品，右为宽长方形墓M16及其随葬品。1、3、4.陶釜 2、7.陶罐 5.半两 6.印章 8.陶壶 9.陶甑 10、11、15.陶罐 12、16.陶釜 13.陶盒 14.博山炉 17.陶钵 18.陶井 19、22.陶盆 20.陶卮 21.五铢）
武隆生基坪遗址有西汉土坑墓4座，墓葬方向顺乌江流向。有一组打破关系：M2打破M3。西汉初期墓葬M3为窄长方形墓室，随葬品有陶釜、陶鍪、陶罐、陶盂、铜半两、铜鍪、铜钵、铜镜、漆盘等；西汉中晚期M2为宽长方形墓，随葬品有陶壶、陶罐、陶仓、陶钵、陶盒、陶井、铜五铢等[81]。两者实证了土坑墓墓葬形制、随葬品对应的时代变化，如窄长方形墓室到宽长方形墓室，铜半两到铜五铢，陶釜、陶鍪、铜鍪到陶仓、陶井、陶罐，生动体现了土著巴文化融入汉文化的历史进程。
武隆关口西汉一号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木椁墓，墓葬方向顺乌江流向。该墓是重庆地区发现的罕见“清水墓”，墓葬木椁、木棺、随葬品保存极为完整，价值巨大。椁室分隔为头厢、边厢和棺室，均有随葬品放置。随葬品包括漆、木、竹、丝麻、铜、陶、玉、角质、朱砂九类，以漆木器为大宗，列举部分如漆耳杯、漆盘、漆几、漆案、漆奁、木牍、木俑、铜矛、铜鼎、铜壶、铜钫、铜洗、铜釜、铜鍪、陶罐、陶盆、陶釜甑、玉剑珌、簪等，朱砂置于椁室壁板及棺内出土的漆奁内[82]。墓葬时代为公元前186年，属西汉初期，墓葬随葬品展现出巴、蜀、楚、秦等四种文化因素[83]。按长宽比来看，该墓是宽长方形墓，墓主身份为官秩六百石的御史。该墓处于秦汉一统带来文化统一的历史进程中，高度的汉文化特征体现官员阶层在推行汉文化方面的巨大引领作用。这也说明汉文化过程是具有等级性的，关于这一点蒋晓春先生在其著作中有详细论述[84]。
酉阳长丘墓地有西汉土坑墓2座，其中M2为宽长方形墓，M1较M2窄长。墓葬方向顺乌江流向。M1出土铜釜、铜洗、陶盒、陶钵、陶壶等随葬品，M2出土陶盒、平底陶罐、圜底陶罐、陶盆、陶钵、陶仓、陶甑、博山炉、陶井、铜釜、铜鍪、铜洗、铜五铢等随葬品[85]。显然M2晚于M1，从M2的圜底陶罐来看，应在西汉晚期或略早。M2的汉文化因素随葬品也较M1多，如盆、甑、井、仓等陶器。
图四 酉阳长丘墓地部分随葬器物图
（1～4为M1出土，5～13为M2出土。1.铜鍪 2.陶盒 3.陶钵 4.陶壶 5、9.陶罐 6.陶甑 7、13.陶钵 8.陶井 10.圜底陶罐 11.陶仓 12.博山炉）
务川大坪墓群发掘清理土坑墓25座、岩坑墓4座，包括部分西汉土坑墓，岩坑墓时代为两汉之交，也有土坑墓在东汉砖室墓流行之后仍在使用[86]。墓葬方向以顺洪渡河流向为主。发掘者根据墓葬打破关系，提出墓葬形制经历了长方形土坑墓、带墓道的土坑墓（凸字形或刀形）、砖室墓的演变过程[87]。由于大坪墓群暂无考古报告刊布，还不明确长方形土坑墓的具体形制，是否如上述有窄长方形墓到宽长方形墓的发展变化。M14、M23分别出土有铜蒜头壶、陶蒜头壶，M31出土铜蒜头扁壶，是秦文化器物。M4、M14、M23、M30、M31各出土铜鍪1件，应有巴文化器物。西汉土坑墓或有罐、洗、瓮、盆、甑、蒜头壶、釜、钵、瓶、盒、豆等[88]。墓葬随葬的朱砂为本地产品[89]，秦文化、巴文化器物在墓葬中出现也应是朱砂资源开采、贸易活动所带来。大坪鞍上发现一座土坑墓，出土铜蒜头壶颈部细长，是蒜头壶的早期特征。该墓还出土铜扁壶、铜鍪、铜鼎、铜提梁壶、陶罐等，秦文化因素明显，发掘者认为是秦统一后，秦人迁入留下的遗物[90]。根据以上可把朱砂开采活动进一步推定在秦汉初期的多文化因素交融期，至迟在西汉初期。
综上，土坑墓平面形制经历了窄长方形墓到宽长方形墓的发展变化，这与巴地战国末期到汉初的墓葬变化一致，如北碚庙嘴墓地[91]、九龙坡冬笋坝墓地[92]等同时期墓葬都展现了这种变化。土坑墓以顺江河而葬为主，并且大都靠近临水一侧，是葬俗的普遍特征之一，这或许是当地渔猎经济带来的亲水习惯使然。东汉，土坑墓仍有使用，务川大坪墓群、江口镇汉墓可见。
图五 北碚庙嘴墓地墓葬形制及随葬品对比图
（左为窄长方形墓M7及其随葬品，右为宽长方形墓M8及其随葬品。1～4.陶釜 5.陶豆 6、7.铜印章 8.铜带钩 9、12.陶罐 10、13、18.陶釜 11、14.陶豆 15、16.铜半两 17.陶鍪）
随葬品的变化与墓葬形制变化保持了一致。开始主要展现的是秦汉初期巴、楚、蜀、秦等多文化因素交融面貌，陶釜、铜鍪、楚文化物疏、蜀地漆器、蒜头壶、扁壶是具体表现。这是战国末期巴楚战争、秦楚战争和秦汉统一历史背景的反映。随着汉帝国大一统形成，汉制在土坑墓中有所表现，仓、井、甑、盆、钵等汉式随葬品增多，博山炉、耳杯出现。武隆关口西汉一号墓体现出汉化过程的等级性，即阶层的不平衡性，官员阶层更容易接受并实践汉文化，并起到引领作用。资源开发、贸易活动对于汉文化传播也起到推动作用。务川大坪墓群表明在西汉初就有人群进行朱砂开采活动，人群聚集带来文化流通、交流，促进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
西汉时期的涪陵县建置稳定，其地处于多文化因素交融到汉文化主导地位逐渐确立的过程。西汉初休养生息，汉武帝大规模开拓、开发边疆，社会经济发展处于上升之势，汉文化在全国取得主导和统一。总体上，西汉中晚期，乌江下游地区土坑墓中的汉文化因素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
2.砖（石）室墓与随葬品
砖（石）室墓较土坑墓分布更广、数量更多。彭水郁山镇，酉阳龚滩、沿河洪渡一带，武隆土坎至江口，贵州务川洪渡河沿岸及汞矿区域一带，以上地点砖（石）室墓发现相对集中。
彭水郁山镇砖（石）室墓分布于黄泥坝、偏坝、庙包、打岩场、中井坝等墓群和张家嘴遗址，共计20座。墓葬一般由墓道、甬道、墓室等组成，券顶不存。墓葬平面有刀形、凸字形、长方形、中字形、十字形等[93]。前三者占五分之四，中字形墓有庙包墓群M2、打盐场墓群M3、张家嘴遗址M1，十字形墓为黄泥坝墓群M3。中字形墓墓室有前后室之分，后室底部高于前室，宽度收缩，与前室、甬道形成平面呈狭长形的“中”字。整体呈狭长形的墓葬在庙包墓群M3也有体现，其甬道、墓室拉长，平面呈狭长的“凸”字形。偏坝墓群M1为长方形砖室墓，墓室西南部用细鹅卵石铺底。墓砖纹饰为菱形、车轮、方孔圆钱、半圆等构成的组合纹饰。随葬品陶器有罐、豆、盆、钵、碗、甑、壶、锺、盒、魁、盘、勺、匜、灯、博山炉、案、房、丼、塘、人俑、鸡、狗、马、猪；铁器有釜、削、水井构件等；铜器有釜、洗、镜、盘、环、摇钱树、耳簧、耳当、耳杯、钱币等。
龚滩青杆堡墓群砖（石）室墓7座，墓葬由墓道、甬道、墓室等组成，部分墓葬见券顶。因扰乱，大多数墓葬仅见墓室或甬道、墓室。墓葬平面有刀形、凸字形、中字形，以狭长形为多。墓向有平行和垂直乌江两种。墓砖纹饰有菱形车轮纹、几何折线纹等。墓室分为前后室，后室高于前室。个别石室墓可见小鹅卵石铺设墓室底。M1、M3存留封土包，其间有“T”形灰沟，推测为墓葬围沟。随葬品以陶器为大宗，有罐、钵、壶、熏炉、仓、狗、塘、房、人俑、鸡、猪、摇钱树座；铜器有镜、釜、鍪、鎏金铜饰件、摇钱树杆（枝）、铃、鸟等；铁器为剑；钱币为五铢钱；漆器见少许红色漆皮痕迹；另有石圭。
洪渡砖（石）室墓分布于金竹林、樊家土村、官门山、桐子堡、塘坎等地点，发掘15座。墓葬平面有中字形、凸字形、刀形、十字形等，券顶结构，整体多呈狭长状，部分墓葬可见灯台、壁龛、二层台等，墓底铺设小鹅卵石。随葬品陶器有罐、盆、钵、注酒器、人俑、马、羊、鸡、狗、猪；铜器有摇钱树、鎏金铜器、筷、泡钉、杯、五铢钱；铁器有刀。部分墓葬见纺织品残留物和水稻痕迹。
武隆土坎遗址[94]、老武隆县城遗址、茅草坡墓地相邻，位于乌江右岸。砖（石）室墓7座，多由甬道、墓室组成，券顶，茅草坡墓地砖室墓另有墓道。已报道的墓葬方向大体与乌江垂直。墓葬平面有刀形、凸字形。墓砖纹饰有菱形、车马纹、双轮双马组合图案等。随葬品陶器有罐、盆、钵、釜、甑、缸、盂、锺、魁、盘、簋、熏炉、博山炉、灯、器盖、魁、壶、人俑、狗、猪、房、仓、勺、井及井罐、塘，铁器为刀，钱币有五铢、货泉，铜器有釦、棺饰件，琉璃器有耳珰。
武隆江口镇砖（石）室墓4座，一般由墓道、甬道、墓室等组成，券顶，墓向大体与乌江平行。构筑墓砖的纹饰有菱形纹。墓葬整体狭长，墓室分为前、后室两部分。蔡家村汉墓平面呈狭长凸字形，墓室后室高于前室，似为棺台；生基坪蜀汉石室墓平面呈狭长的长方形，墓室前室左侧有两个规格相同的壁龛，后室长于前室。随葬品陶器有罐、钵、盆、盅、钟、壶、匜、熏炉、盘、耳杯、案、屏、车毂、人俑、蝉、鱼、鸟、鸡、鸭、猪、狗、马、狮、兽足、摇钱树座；铜器有铜条、饰件、泡钉、摇钱树、壶、洗、五铢钱；铁器为铁釜；石质模型器有龟蛇玄武石座、石俑。
图六涪陵郡地秦汉晋砖（石）室墓墓葬形制图
1.彭水郁山打岩场墓群M3 2.彭水郁山庙包墓群M2 3.酉阳青杠堡墓群M2 4.武隆江口蔡家村汉墓 5.彭水郁山黄泥坝墓群M3 6.彭水山谷公园石室墓 7.务川喻家汉墓M2 8.彭水郁山黄泥坝墓群M6 9.彭水郁山黄泥坝墓群M5 10.彭水郁山偏坝墓地M2
务川大坪墓群砖室墓18座，墓葬平面形状有刀形、凸字形等。墓葬方向有平行和垂直洪渡河两种。根据公布的图片来看，砖室墓由墓道、甬道、墓室等组成，整体狭长。随葬品不明确，根据介绍推断陶器有陶胎漆耳杯、魁、井、三角、俑、房、碓房、塘、摇钱树座，铜器有俑、车马、摇钱树（含佛像）、钱币等，铁器有釜、锤、环首刀等，料器有耳珰。务川喻家砖室墓2座，墓砖纹饰有“富贵”文字、菱形车轮纹等[95]。务川汞矿区域高家庄、老虎沟两地发掘清理砖室墓4座、石室墓1座，符家冲遗址发掘清理砖室墓1座，均有朱砂出土[96]。墓葬平面形制有中字形、凸字形、刀形、长方形等，整体多呈狭长状。随葬品陶器有罐、钵、碗、甑、豆、杯、盒、井、俑、鹰、摇钱树座；铜器有马、簪、勺、手镯、摇钱树、鎏金铜耳扣、鎏金铜泡钉、钱币等；铁器有刀、秤砣；鎏金器有漆耳杯、釦耳；漆器仅为漆皮痕迹；另有琉璃耳珰、石纺轮等。
彭水山谷公园2座石室墓并排位于封土之下，由墓道、羡道、甬道、墓室等组成，从墓室至墓道宽度渐次内收，呈狭长凸字形，墓向大体与乌江平行。墓室分前后室，后室置棺台。两墓在其墓室后部以孔道相通。两墓甬道相对一侧均置长方形壁龛。墓室后壁均阴刻北斗七星，旁边两圆圈残存朱砂粉末。M1甬道东壁单层条石内壁阴刻阙1对。随葬品陶器有罐、豆、案、人俑、鸡、狗、牛、羊、猪、房、塘、摇钱树，铜器有泡钉、五铢、货泉等。
综上，砖（石）室墓平面形制有刀形、凸字形、中字形、长方形、十字形等，以前三者为多。已报道的墓葬方向有平行和垂直江河两种，较西汉土坑墓丰富。长方形、刀形、凸字形墓是三峡地区流行的汉墓形制。中字形墓、十字形墓在三峡地区也有，如丰都汇南墓群2001年度发现中字形墓4座[97]，丰都镇江汉墓发现十字形墓[98]等。三峡地区东汉土洞墓、崖墓，在乌江下游暂没发现。砖（石）室墓多见狭长形的墓葬结构，刀形墓、凸字形墓、中字形墓都有，如龚滩青杆堡墓群M2、江口蔡家村汉墓、郁山打盐场墓群M3。笔者认为此类墓葬与乌江流域山高水狭的地理环境有关。乌江下游山石众多，墓葬营建可就近取石。石材被凿制成方块，无榫卯结构，构筑的墓葬在横向上难以加宽，否则券顶的稳定性无法保障，墓葬规格可通过长度来体现。另一方面，山石密布也为营建宽广的砖室墓带来困难。在三峡地区也见此类墓葬，如在巴东罗坪墓葬[99]、巴东大罗围墓地[100]、巫山大滂遗址[101]、巫山瓦岗槽墓地[102]、巫山琵琶洲遗址[103]、巫山胡家包墓地[104]、巫山水泥厂墓群[105]等东汉墓葬中可见。巴东、巫山为三峡腹心地带，山高水狭，与乌江下游地理环境相似。平面不显狭长的刀形、凸字形墓葬在三峡地区更为常见，如武隆土坎遗址凸字形石室墓M15、刀形砖室墓M21分别与丰都杜家包墓地M14、M15形制相若[106]。
图七 三峡地区、武隆土坎、贵州等地部分墓葬形制图
1.巫山大滂遗址M3 2.巫山瓦岗槽墓地M21 3.丰都汇南墓群2001年DM17 4.丰都镇江黄泥巴梁子墓地M8 5.贵州兴仁县交乐十九号墓 6.巫山胡家包墓地M5 7.武隆土坎遗址M15 8.武隆土坎遗址M21 9.丰都杜家包墓地M14 10.丰都杜家包墓地M15
彭水郁山镇，龚滩、洪渡一带，以上两地点的墓葬形制最为丰富，前述墓葬形制都有。十字形墓在两地都有发现，类似墓例参见贵州兴仁县交乐十九号墓，规格较前者大一倍，后者身份推测为郡县中的高级官吏[107]。联系到两地曾为县治，墓葬形制的丰富度、十字形墓与之应有关系。
部分墓内有壁龛，如武隆江口生基坪汉墓、彭水山谷公园石室墓、沿河洪渡汉墓群等。三峡地区的汉代土坑墓、砖室墓、崖墓中都可见壁龛设置的现象。如万州渣子门遗址西汉土坑墓M4[108]、丰都赤溪墓群东汉砖室墓M4[109]、忠县仙人洞墓地M28[110]。可见，墓内置壁龛的现象在三峡地区已有之，且出现时代较乌江下游早。这种形制是随着三峡地区汉墓形制一道传播过来的。
墓葬装饰见于墓砖纹饰，包括几何折线、菱形、车轮、车马纹、方孔圆钱等纹饰，土坎遗址东汉墓双轮双马的图案具有画像韵味。彭水山谷公园石室墓是乌江流域下游最大规格的汉至六朝墓葬，墓主或具有相当的身份等级，如地主、富商、官吏等，墓室内装饰北斗七星、双阙等图案。
图八 土坎遗址东汉墓葬、丰都镇江汉至六朝墓群部分随葬器物图
（1～28为土坎遗址东汉墓葬，29～46为丰都镇江汉至六朝墓群 1.陶甑 2.陶盆 3、7、9、14.陶罐 4.五铢钱 5.陶壶 6.陶盆 8.陶钵 10、15.陶房 11、17.博山炉盖 12.陶灯 13.陶仓 16.陶井 18.陶井罐 19、23、24、27.陶鸡 20.抚耳俑 21、25.侍俑 22.陶猪 26.陶狗 28.吹箫俑 29、30.陶钵 31、32.陶盆 33.陶甑 34.陶罐 35.陶壶 36、37.陶壶盖 38.陶勺 39.陶博山炉 40.陶灯 41.陶井 42、43、44.侍俑 45.执便面袋俑 46.陶鸡）
在墓地设施方面，酉阳青杆堡墓群发现的墓葬围沟。2021年青杆堡墓群M1、M2均有圆形封土包，其间以“T”字形灰沟分隔，推测为围沟，起界定M1、M2墓葬及封土范围的作用。战国及秦代使用围沟的墓葬等级一般较高，汉代的中小型墓葬继承这一内容，墓主为显示身份地位，亦仿效和沿用，以显示自身的等级身份[111]。青杆堡墓群毗邻洪渡河汇入乌江口，结合洪渡汉墓群、洪渡汉代窑址发现来看，该处在汉代已有成规模的邑聚。这种以围沟分隔的墓葬可能在邑聚中具有较高身份。
随葬品面貌与邻近的三峡地区汉墓面貌相近，墓葬时代集中在东汉中晚期，个别至蜀汉。如彭水郁山汉墓群与丰都汇南墓群在随葬品、墓葬形制方面相近[112]，土坎遗址东汉墓葬随葬品与丰都、涪陵等地汉墓相近[113]。通过对三峡地区汉墓的研究，从西汉中期开始，汉文化在墓葬中体现出大一统特征，墓葬形制、随葬品面貌与中原地区趋同。代表汉文化的随葬品组合仓、灶、井和马、牛、羊、狗、鸡等模型明器在西汉前期的三峡地区出现，到西汉中期流行开来[114]。东汉前期，汉文化在三峡地区全面成熟，随葬品中耳杯、盘、案、勺、魁等祭祀器组合出现，动物俑、人俑、建筑模型等反映庄园经济生活的明器普遍流行[115]。东汉中期代表巴蜀地域文化的摇钱树、西王母、镇墓兽、铜棺饰等特色器物开始流行[116]。
随葬品人俑、动物俑、建筑模型明器在涪陵郡地各处墓群中都有相当的数量。土坎东汉墓发现铜棺饰，其余多处见摇钱树。杯、盘、魁、案、勺等祭祀用器亦见于多处。随葬品表明砖（石）室墓时代主要在东汉中晚期，已为汉文化覆盖。墓葬中模型明器多见，奴仆俑、禽畜俑、房屋陂塘等模型明器富有地主庄园生活气息，鎏金铜饰、钱币、精致首饰等物体现富贵生活生死如一，折射出涪陵郡地东汉中晚期的地主庄园经济已有所发展，大姓豪族出现。《华阳国志》中可明确的涪陵大姓，东汉有谢姓，至蜀汉时有谢、徐、蔺、范、韩、蒋等姓[117]。蜀汉延熙十三年（公元250年），涪陵大姓豪族反叛，蜀汉平叛后，“乃移其豪徐、商、谢、范五千家于蜀。[118]”大姓豪族有雄厚财力营建高规格砖（石）室墓，随葬丰富物品，期望将富贵生活带到地下，事死如事生。
多地发现摇钱树，其中务川大坪、酉阳青杆堡发现了带佛像的摇钱树。摇钱树流行于以四川、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其中带佛像的摇钱树出现时间大约是东汉中期，流行年代下限为三国时期。墓中随葬钱树的基本含义是希望墓主死后能够通过神树升天成仙并在仙境享受富贵[119]。由于墓葬扰乱的缘故，墓中不见完整的摇钱树，多见摇钱树的构件，或是青铜树枝、枝干，或是陶树座，表明东汉中晚期以来，升仙信仰也浸透至涪陵郡地。酉阳青杆堡墓群、务川大坪墓群的佛像均位于铜摇钱树杆上，从结构上看，具有依附性。一方面反映了佛教因素已进入到该地区，另一方面体现早期佛教在涪陵郡地的传播依附于神仙道术的主体信仰上。
东汉中晚期，三峡地区墓葬展现的汉文化达到鼎盛，发现的砖室墓最多，陶器种类和数量最多，俑类最为发达[120]。从砖（石）室墓形制、数量与随葬品的总体面貌来看，乌江下游地区与三峡地区保持了墓葬文化发展的趋同性，实现了汉文化的完全覆盖。东汉时期涪陵县民户数增加，分县设郡为涪陵郡。郡县增加，国家以派官、驻军、移民等方式保障郡县制运行，增加地区人口，增强地区资源开发，与社会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注释：
[1]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标点资治通鉴小组校点：《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480页。
[2] 蒙文通著，蒙默编：《蒙文通全集》，成都：巴蜀书社，2015年，第304页。
[3]（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页。
[4]（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25页。刘琳注：“古代巴国及秦巴郡的四境，南极贵州思南一带。”乌江下游以思南为界，其下为下游，思南至化屋基为中游。中游纵深峡谷，坡陡流急，落差集中，有大小滩险148处，古代通航条件极差，人迹稀少，巴国、巴郡南极乌江下游应不谬。
[5] （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校刻本，第107页。
[6] （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3页，[注释]①。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注曰：“涪陵，秦旧县也。原辖地广，包括此全郡，原治伏牛山盐泉。王莽改曰‘巴亭’，废县为亭也。后汉复徙治丹涪水会，今彭水县是也。”
[7] （梁）沈约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120页。
[8]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389页。这里改为涪陵郡，是指改刘璋设立的巴东属国为涪陵郡。
[9] （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298页。
[10] 王仲犖著：《北周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03页。
[11] 蓝勇等编著：《巴渝历史沿革》，重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1页。
[12] 蓝勇等编著：《巴渝历史沿革》，重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2页。
[13] a.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22～23页。图示汉平县位于武隆大溪河汇入乌江口。b.（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3页，[注释]③。任乃强考在武隆白马场，即今白马镇。两说相距不远，位于乌江羊角以西的乌江沿岸。
[14] a.（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标点资治通鉴小组校点：《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372页。记载：“万宁在郡南，水道九百里。”b.（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4页，[注释]④。任乃强考万宁县故治在贵州沿河县。c.（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89页。刘琳在“万宁县”条目注：“大致定于今贵州思南一带。”d.熊喜：《贵州地区汉晋时期墓葬研究》，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年，第6页。据此文看贵州汉晋墓葬分布在沿河以上至思南段的乌江下游还是空白。综合诸说和贵州汉晋墓分布来看，万宁县在贵州沿河是较为中肯的说法。或万宁县县境辖远，涉及到思南县地域也有可能。
[15] （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35页。
[16] （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35页。
[17]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武隆区文物管理所：《重庆市武隆区土坎遗址土坑墓发掘简报》，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南方民族考古》（第二十二辑），北京：科学出版社，第1～24页。
[18] 卢林明、杨愫等：《重庆武隆区生基坪遗址考古发掘收获》，“重庆考古”公众号2023年12月26日发布。
[19] 黄伟、叶小青等：《重庆市武隆区关口西汉一号墓》，《中国文物报》2024年1月19日考古专刊。
[20] 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四川大学考古学系等：《重庆市长丘、青杠堡、下坝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著：《酉阳邹家坝》，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402～407页。
[21] a.李飞：《务川大坪汉墓》，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贵州基建考古重要发现 2003- 2013》，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40～147 页。2007 年～2010 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务川大坪一带的汉墓群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发掘汉墓47座、汉代窑址2座，出土遗物 500 余件（套）。47座墓葬包含土坑墓25座、岩坑墓4座，其中不乏西汉时期，如M14、M23、M31等。b.宋先世、程学忠：《贵州务川新出两汉铜器》，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编， 熊水富、宋先世主编：《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 1953-1993》，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 306～311页。1987年，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发掘清理了务川江边、官学一带的墓葬 6 座，其中M2为西汉土坑墓。该文报道，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务川县大坪区多地出土蒜头壶、矛等铜器，据此来看，大坪一带应有多座西汉时期土坑墓存在。
[22]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务川县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务川县喻家汉墓发掘简报》,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贵州田野考古报告集（1993～2013）》，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13～221页。该文报道，土坑墓2座、砖室墓2座，初步推断其中1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时代为西汉，根据出土器物面貌，本文认同。
[23] 牛英彬：《老武隆县城遗址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收获》，“重庆考古”公众号2016年10月31日发布。
[24]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武隆区文物管理所：《重庆市武隆区土坎遗址东汉墓葬发掘简报》，《四川文物》, 2021年第2期，第15～30页。
[25] 张春秀、朱思奇、牛英彬：《重庆市武隆区茅草坡墓地考古发掘收获》，“重庆考古”公众号2023年7月11日发布。
[26]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武隆县文化馆：《四川武隆县江口镇汉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6期。
[27]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彭水县文物管理所：《重庆彭水县山谷公园墓群发掘报告》，《南方民族考古》（十一辑），第323～343页。
[28] a.代玉彪：《彭水县郁山古镇综合开发建设文物保护成果丰硕》，重庆考古网2013年9月25日（http://www.cqkaogu.com/news/1407.jhtml）。该文报道东汉砖（石）室墓19座。b.牛英彬：《彭水县郁江河重点河段综合治理工程文物保护取得重要收获》，重庆考古网2016年7月12日（http://www.cqkaogu.com/news/2800.jhtml）。该文报道东汉砖室墓1座。
[29] 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四川大学考古学系等：《重庆市长丘、青杠堡、下坝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著：《酉阳邹家坝》，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411～414页。报道砖室墓1座，编号M2，凸字形砖室墓，结构残破，出土随葬品4件，有勺、罐、池塘、器盖等陶器。2003年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于墓地采集到汉代花纹砖，或编为M1，具体情况不详。正文不再作介绍。
[30] a.陈东：《郡县烟云——酉阳青杆堡墓群汉墓略谈》，“重庆考古”公众号，2022年2月22日发布。此文报道东汉砖、石室墓5座。b.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四川大学考古学系等：《重庆市长丘、青杠堡、下坝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著：《酉阳邹家坝》，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408～411页。此文报告东汉砖室墓2座。
[31] a.席克、田景平：《沿河县发现东汉墓葬》，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编，熊水富、宋先世主编：《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1953-1993》，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299页。该文报道，1981年，贵州省博物馆在沿河县洪渡公社松树林包包发现东汉墓葬1座。b.杨洪：《沿河洪渡汉墓》，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贵州基建考古重要发现2003～2013》，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60页。此文报道：自1989年以来，以洪渡镇为中心发现数十座汉墓和汉代陶窑。2005年、2008年，分别发掘清理汉墓12座和3座，包括砖、石室墓和土坑墓。c.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州省博物馆：《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洪渡古墓发掘报告》，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南方民族考古》（第二十二辑），北京：科学出版社，第25～59页。此文报告2005年发掘清理的东汉墓12座，包括砖（石）室墓和土坑墓。
[32] a.李飞：《务川大坪汉墓》，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贵州基建考古重要发现 2003- 2013》，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40～147页。2007年～2010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务川大坪一带的汉墓群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发掘汉墓47座、汉代窑址2座，出土遗物500余件（套）。47座墓葬包含土坑墓25座、岩坑墓4座和砖室墓18座，其中砖室墓属东汉，如M5、M10、M13、M29等，砖室墓流行之后土坑墓还继续使用，表明有部分土坑墓是东汉时期。b.宋先世、程学忠：《贵州务川新出两汉铜器》，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编，熊水富、宋先世主编：《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 1953-1993》，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306～311页。1987年，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在务川江边、官学等地发掘清理墓葬6座，其中M4、M5、M6为东汉时期。c.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务川沙坝石室墓》，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编，熊水富、宋先世主编：《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1953-1993》，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 300-303页。该文报道，1984年，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在务川县大坪区大坪公社沙坝发掘清理东汉石室墓1座。同时介绍道，在务川县沙坝、江边、官学、三坑、肖家岗、干河及濯水等地发现大量汉墓，以洪渡河沿岸和务川汞矿附近分布尤为集中。d.程学忠、朱祥明：《务川县汉砖室墓清理简报》，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编，熊水富、宋先世主编：《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 1953-1993》，第304～305页。该文报道，1984年，贵州省博物馆在务川县政府驻地的基建工程施工地发掘东汉砖室墓1座。
[33] a.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务川县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务川县喻家汉墓发掘简报》,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贵州田野考古报告集（1993～2013）》，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13～221页。该文报道土坑墓2座、砖室墓2座，其中东汉墓葬包括砖室墓和1座刀形土坑墓。
b.史忞：《务川县抢救性发掘 5 座汉墓》，来源：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网（https://whhly.guizhou.gov.cn/zwgk/xxgkml/zdlyxx/wwgl/201912/t20191219_33271328.html）。该文报道，2019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务川县汞矿区域的老虎沟、高家庄等地发掘东汉砖室墓4座、石室墓1座，多个汉墓中发现朱砂随葬现象。
c.史忞：《贵州务川汞矿遗存 2020 年考古工作收获》，考古贵州网，2021 年 1 月 29 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yNDM0ODI1NQ==&mid=2247486751&idx=1&sn=c1a3c25e54fbca3bb5adf451906ab174&chksm=e8111c2fdf669539171973a3dc92e74d087e3173c791ce855bbc91d8e5c8c0b20c34f95eea3d&scene=27&poc_token=HMWc2GSjKfJ5oMPEc737ooGmTFsOM9WmEK2LStLj）。该文报道，2020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务川汞矿核心区域开展补充调查中，在符家冲遗址发掘东汉砖室墓1座。
[34] 邱洪：《秦汉时期贵州黔北地区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开发》，第 63 页。该文介绍，道真陈家坡汉墓、正安新洲毋敛坝汉墓说明中原人溯乌江、芙蓉江进入道真、正安、遵义的黄金水道。1980年道真发现陈家坡汉墓。芙蓉江流域的秦子坝均是汉墓分布区域；道真忠信镇的团堡汉墓，其墓室采用砖石建筑(砖为长方形)平整较光滑，由甬道和墓室组成，均为券拱，具有较高的建筑工艺。
[35]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507页。《后汉书》引巴记曰：“灵帝分涪陵置永宁县。”
[36] （宋）徐天麟撰：《西汉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357页。《西汉会要》记载：“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史。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循禁道贼。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
[37] （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7页，[注释]④。
[38] （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03页。记：巴郡，秦置。属益州。户十五万八千六百四十三，口七十万八千一百四十八。
[39] （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0页。
[40] （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56页。
[41] （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3页。
[42] 管维良：《郁山盐泉与巴国兴衰》，《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43] 牛英彬：《彭水县郁江河重点河段综合治理工程文物保护取得重要收获》，重庆考古网2016年7月12日（http://www.cqkaogu.com/news/2800.jhtml）。
[44] 蒋晓春著：《三峡地区的秦汉墓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10年，第134页。蒋晓春通过研究三峡地区的秦汉墓葬选址与居住址的关系认为：“秦汉时期的三峡地区流行专门的墓地，墓地和居址是分开的，墓地往往位于坡地边缘和坡上。……居住址则位于平坦的台地上，两者相距不远，一般只有几十到数百米。”
[45] 刘文锁、张合荣：《沿河洪渡汉代窑址》，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贵州基建考古重要发现2003～2013》，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63～167页。
[46]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389页。该页记载：“蜀先主改为涪陵郡，改永宁曰万宁，又增立汉复县。”
[47]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标点资治通鉴小组校点：《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372页。
[48] a.（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299页。文献引刘昫曰“唐武德二年分彭水至洪杜县，治洪杜溪，属黔州。麟德二年移治龚湍。”又记：“宋仍属黔州，嘉佑八年废为洪杜砦，属彭水县。”b.（清）洪亮吉撰、刘德全点校：《洪亮吉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35页。文献记：“洪渡河水。<水道提纲>：「源出务川县西南境、龙泉县北境山，東流，经绥阳场南，折而东北流，有大水河自西北合一水来会，又东北有小水河自西来会。」按<太平寰宇記>：「黔州洪杜县，唐武德二年置，以县东洪杜山得名。贞观三年，又北移于洪杜溪。」今考洪杜废县距此不远，则此河当即昔之洪杜溪，以音同而转耳。<旧唐书>亦云：「洪杜县，治洪杜溪。麟德二年，治龚湍，即龚滩也。」”洪杜与洪渡是音同而转用，唐代设县，属黔州，宋代废为砦，属彭水县。洪杜县一度移治龚滩。
[49] 李飞：《务川大坪汉墓》，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贵州基建考古重要发现2003-2013》，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40～147页。2007年～2010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务川大坪一带的汉墓群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发掘汉墓47座、汉代窑址2座，出土遗物500余件（套）。
[50] 史忞：《贵州务川汞矿遗存2020年考古工作收获》，考古贵州网，2021年1月29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yNDM0ODI1NQ==&mid=2247486751&idx=1&sn=c1a3c25e54fbca3bb5adf451906ab174&chksm=e8111c2fdf669539171973a3dc92e74d087e3173c791ce855bbc91d8e5c8c0b20c34f95eea3d&scene=27&poc_token=HMWc2GSjKfJ5oMPEc737ooGmTFsOM9WmEK2LStLj）。
[51] 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务川沙坝石室墓》，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编，熊水富、宋先世主编：《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1953-1993》，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 303页。
[52] 葛志毅：《论丹砂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的文化意义与巴寡妇清其人》，《国学学刊》，2015年第 2 期， 第 29～32 页。
[53] （明）钟添纂：《思南府志》，上海古籍书店据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景印，1962年，第53页。
[54] （明）钟添纂：《思南府志》，上海古籍书店据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景印，1962年，第57页。
[55]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长江三峡工程淹没及迁建区文物古迹保护规划报告·重庆卷》，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10年，第704页。
[56] 王龙霄：《重庆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地下文物保护项目考古发现成果丰硕》，《中国文物报》2023年12月29日第六版。
[57] 卢林明、杨愫等：《重庆武隆区生基坪遗址考古发掘收获》，“重庆考古”公众号2023年12月26日发布。
[58] 2011年，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展白马航电枢纽文物调查勘探，发现并确认了天子坟遗址为库区文物，于天子坟遗址发现汉阙石构件。
[59] 重庆市文物局编纂：《重庆市志·文物志（1949-2012）（下）》，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639页。
[60] 黄伟、叶小青等：《重庆市武隆区关口西汉一号墓》，《中国文物报》2024年1月19日考古专刊。
[61] 2023年，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实施白马航电枢纽工程地下文物保护工作，开展了罗州坝遗址考古发掘。罗州坝遗址位于武隆区江口镇芙蓉江右岸，紧邻乌江。遗址地表为街区建筑，考古发掘于遗址边缘发掘出土汉至六朝瓦当、筒瓦等遗物。
[62] 黄伟、叶小青等：《重庆市武隆区关口西汉一号墓》，《中国文物报》2024年1月19日考古专刊。
[63] 邱洪：《秦汉时期贵州黔北地区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开发》，《贵州文史丛刊》2006年第1期，第62～63页。该文谈到芙蓉江发现的道真团堡汉墓、陈家坡汉墓、正安毋敛坝汉墓等。
[64] a.李大地等：《渝东南地区先秦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重庆文物考古论集（一）》，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57～59页。
b.重庆市文物考古所等：《酉阳清源》，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1～33页。
[65] a.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著：《酉阳邹家坝》，第278～279页。酉阳邹家坝遗址商周遗存为瓦渣地文化。
b.李映福、陈芳：《从清源遗址看乌江流域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考古》，2010年第5期，第89页。清源遗址商周遗存为石地坝文化系统。
[66]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著：《重庆文物考古十年.二》，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6～59页。彭水徐家坝、张家嘴遗址、龙蛇坝遗址商周遗存为石地坝文化。
[67]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著：《重庆文物考古十年.二》，第55页。武隆李家坝遗址商周遗存为石地坝文化。
[68] 张改课：《沿河黑獭神坝渡遗址》，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贵州基建考古重要发现2003-2013》，科学出版社，2015年，90～93页。张改课通过考古堆积对比认为：“神坝渡遗址主体堆积与其临近的大河嘴、李家坪、黑獭堡等遗址作对比，现无论是地层堆积情况，还是出土陶片的陶质、陶色、纹饰等方面都基本相同，应属同一时期的文化遗存。这些遗址的出土物与重庆酉阳清泉邹家坝、涪陵涪溪口、忠县哨棚嘴、万州苏和坪等峡江地区遗址的出土物也有较多的一致性，与峡江地区的巴蜀文化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反映了峡江地区古文化沿乌江向黔东北地区发展的态势。”
[69]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等：《巫山涂家坝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2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34～135页。
[70]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峡工作队、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旧县坪遗址1999年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2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384～1385页。
[71] 西北大学考古队：《万州中坝子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52页。
[72]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武隆区文物管理所：《重庆市武隆区土坎遗址土坑墓发掘简报》，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南方民族考古》（第二十二辑），北京：科学出版社，第1～24页。
[73]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李家坝巴人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48～388页。
[74]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三峡考古队、重庆市涪陵区博物馆：《涪陵镇安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756～782页。
[75]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市文物局：《涪陵小田溪墓群发掘简报》，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2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339～1375页。
[76]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北碚区文物管理所：《北碚区庙嘴墓地考古发掘简报》，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嘉陵江下游考古报告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12～251页。
[77]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市文物局：《涪陵小田溪墓群发掘简报》，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2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373页。
[78]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武隆区文物管理所：《重庆市武隆区土坎遗址土坑墓发掘简报》，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南方民族考古》（第二十二辑），北京：科学出版社，第22页。
[79]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481页。
[80] 蒋晓春：《三峡地区秦汉墓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10年，第244～245页。
[81] 卢林明、杨愫等：《重庆武隆区生基坪遗址考古发掘收获》，“重庆考古”公众号2023年12月26日发布。田野资料在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82] 黄伟、叶小青等：《重庆市武隆区关口西汉一号墓》，《中国文物报》2024年1月19日考古专刊。该文介绍，椁室、木棺内共出土器物680余件，可分为实用器、模型明器两种，包括漆、木、竹、丝麻、铜、陶、玉、角质、朱砂九类。漆木器以耳杯、漆盘为多，另可见漆几、漆案、漆圆壶、漆扁壶、漆樽、漆卮、漆圆盒、漆耳杯盒、漆盂、漆奁、漆平盘、漆匕等；木器以木牍、木俑、木车、木马、木牛、木猪、木伞、木船、木璧、博局、木戈、木槊、木剑、木盾、木勺、木篦、木梳等为主；竹器可见竹筒、竹笥、竹弓、竹排箫、竹席等；丝麻制品见有编织履、香料包、棕绳等；铜器包括铜矛、铜鼎、铜壶、铜钫、铜洗、铜釜、铜鍪、铜鋗、铜釜甑、铜灯、铜熏炉、铜镜、铜钱币等；陶器见有陶罐、陶盆、陶釜甑等；玉器为木棺内出土的玉剑珌；角质器见有棺内出土的簪；另在椁室壁板及棺内出土的漆奁内见有大量朱砂。
[83] 黄伟、叶小青等：《重庆市武隆区关口西汉一号墓》，《中国文物报》2024年1月19日考古专刊。该文介绍，关口一号墓展现了汉文化确立过程中巴、蜀、楚、秦文化交汇融合的时代特征：一是墓葬中仍然出土了少量釜、鍪、釜甑等传统巴文化铜器；二是出土漆器烙印文字显示大多应来自于蜀地成都，反映了西汉初全国一统大市场的形成；三是墓葬中的物疏等是楚文化传统的遗留和发展；四是出土的漆扁壶、铜蒜头壶等具有秦文化传统因素。
[84] 蒋晓春：《三峡地区秦汉墓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10年，第246～247页。蒋晓春论述到：三峡地区的官僚、富人等上层人物本身接触当时主流文化和新潮文化的机会较多,主观上有追慕新兴汉文化的倾向，客观上也比下层人士更具备经济和思想文化基础，因而成为三峡地区“汉化”的倡导者和先锋。正是在他们的带动下，三峡地区普通百姓也逐渐接受了“汉制”为我国汉文化的形成及推广作出了积极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峡地区的“汉化”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
[85] a.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四川大学考古学系等：《重庆市长丘、青杠堡、下坝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著：《酉阳邹家坝》，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402～407页。b. 重庆市文物考古所等：《乌江彭水水电站工程建设征地区（重庆市）文物调查勘探试掘简报》，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著：《酉阳邹家坝》，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335～336页。
[86] 李飞：《务川大坪汉墓》，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贵州基建考古重要发现2003-2013》，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40、146页。该文介绍砖室墓流行之后土坑墓仍在继续使用，表明有部分土坑墓时代为东汉，具体数量该文未介绍。
[87] 李飞：《务川大坪汉墓》，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贵州基建考古重要发现2003-2013》，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45～146页。
[88] 李飞：《务川大坪汉墓》，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贵州基建考古重要发现2003-2013》，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44页。该文介绍，大坪墓葬出土陶器有罐、洗、瓮、盆、甑、蒜头壶、釜、钵、瓶、盒、豆、陶胎漆耳杯、魁、井、三角、俑、房屋模型、碓房模型、水塘模型、摇钱树座等。由于该文未介绍单个墓葬的具体随葬陶器，本文根据西汉墓葬常见随葬品作可能性的推测。
[89] 李飞：《务川大坪汉墓的新发现与新认识》，贵州省文物局、贵州省文物博物馆学会:《文博与发展—贵州文化遗产保护文集(一)》,贵州科技出版社2010年,第73页。
[90] 贵州省博物馆：《贵州务川大坪出土的青铜器》，《文物》，1989年第11期，第83、84页。
[91]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北碚区文物管理所：《北碚区庙嘴墓地考古发掘简报》，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嘉陵江下游考古报告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26～230、246～248页。窄长方形墓M7早于宽长方形墓M8。
[92] 四川省博物馆编：《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60年，第83、84页。
[93] 卢洁：《重庆彭水县郁山镇东汉墓考古发现与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师范大学，2014年，第28～30页。本文将其分类为中字形墓的黄泥坝墓群M3定为十字形墓。郁山汉墓群资料现存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94]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武隆区文物管理所：《重庆市武隆区土坎遗址东汉墓葬发掘简报》，《四川文物》, 2021年第2期，第15～29页。
[95]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务川县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务川县喻家汉墓发掘简报》,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贵州田野考古报告集（1993～2013）》，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13～221页。
[96] a.史忞：《务川县抢救性发掘5座汉墓》，来源：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网（https://whhly.guizhou.gov.cn/zwgk/xxgkml/zdlyxx/wwgl/201912/t20191219_33271328.html）。
b.史忞：《贵州务川汞矿遗存2020年考古工作收获》，考古贵州网，2021年1月29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yNDM0ODI1NQ==&mid=2247486751&idx=1&sn=c1a3c25e54fbca3bb5adf451906ab174&chksm=e8111c2fdf669539171973a3dc92e74d087e3173c791ce855bbc91d8e5c8c0b20c34f95eea3d&scene=27&poc_token=HMWc2GSjKfJ5oMPEc737ooGmTFsOM9WmEK2LStLj）。
[97]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丰都县文物管理所：《丰都汇南墓群2001年度发掘简报》，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4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23年，第1284～1285页。
[98]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丰都镇江汉至六朝墓群》（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334～336页。
[99]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巴东罗坪墓葬发掘报告》，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著：《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二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20～165页。报告11座东汉狭长形砖（石）室墓，可辨的为凸字形。
[100]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巴东大罗围墓地发掘简报》，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文物局编著：《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第二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93～194页。报告2座狭长形长方形的砖室墓。
[101]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巫山大滂遗址2004年度发掘简报》，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4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23年，第26～40页。
[102]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等：《巫山瓦岗槽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著：《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51页。M21为狭长形刀形砖室墓。
[10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峡工作队：《巫山琵琶洲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著：《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74～188页。报告M1、M4为狭长形刀形砖室墓，M4为狭长形凸字形砖室墓。
[104]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重庆市文物局：《巫山胡家包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14页至318页。报告M4、M5为狭长形刀形砖室墓。
[105]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巫山水泥厂墓群2012年度发掘简报》，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编著：《重庆三峡后续工作考古报告集·第二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30～37页。报告M3为狭长形墓葬，墓室向西边凸出，墓道、后室位列东侧。
[106] 重庆市博物馆：《丰都杜家包汉墓群发掘简报》，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681～701页。
[107] 李飞：《贵州兴仁县交乐十九号汉墓》，《考古》，2004年第3期，第52、58页。
[108]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万州区博物馆：《万州渣子门遗址2002年度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4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23年，第1108页。报告2002年度M4为西汉土坑墓，其侧壁有龛宽约0.5米，内置陶豆2件，陶罐1件，陶盆1件。
[109]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丰都赤溪墓群2003年度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4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23年，第1404～1405页。报告2003年度CM4为东汉中字形墓，在甬道北壁和墓室衔接处有一0.16米×0.2米的壁龛。
[110]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忠县文物管理所：《忠县仙人洞墓地2002年发掘简报》，重庆市文物局编著：《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357～1358页。报告2002年度M28为汉至六朝崖墓，在甬道两侧有方形壁龛，宽1.38米，高1米，内放置随葬品骨带扣1件。
[111] 刘尊志：《汉代墓外设施研究：以王侯墓葬与中小型墓葬为参考》，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491页。
[112] 卢洁：《重庆彭水县郁山镇东汉墓考古发现与研究》，第54～56页。
[113]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武隆区文物管理所：《重庆市武隆区土坎遗址东汉墓葬发掘简报》，第28页。
[114] 蒋晓春：《三峡地区秦汉墓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05年，第181页。
[115] 蒋晓春：《三峡地区秦汉墓研究》，第181～183页。
[116] 索德浩：《峡江地区汉晋墓葬文化因素分析》，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06，第55页。
[117] （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41～42页。
[118] （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41页。
[119] 罗二虎：《论中国西南地区早期佛像》，《考古》2005年第6期，第68页。
[120] 索德浩：《峡江地区汉晋墓葬文化因素分析》，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 年，第52页。
（本文受2021 年度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绩效激励引导专项课题资助， 立项编号：2021JL08。）
本文原刊于《西南文物考古》第四辑，公众号转载时略有删减。
文稿：陈东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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