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武德二年（619年）设立乐温县以来（图一、图二），已有1400年的历史。该名称在历史上广泛使用，从唐朝至宋朝，甚至在民国时期，长寿地区仍可见其踪迹（图三），足见乐温县名在该地区具有深远的影响力。然而，关于乐温县治的具体位置，众说纷纭，多数观点基于定性分析，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因此，笔者另辟蹊径，通过定量分析距离数据，并通过假设法等手段对现有观点进行验证，以期进一步确定乐温县治、永安县治、温山县治的位置（图四）。
图一 北宋《九域守令图墨线图》（乐温与涪州）
图二 南宋佚名《长江万里图》（乐温与涪州）
图三 乐温山 1917年《四川省川边特别区域》选自民国《中国新舆图》
图四 乐温县治、永安县治、温山县治位置示意图 柴兆杰制作
一、乐温县治道里数据分类
乐温县的位置距离数据记载较多，散见于唐至清代各类方志之中。根据记载内容的不同，梳理归纳为以下四大类（图表五）。
（一）以州治（涪州）为基准的相对位置与距离记录
此类记载为最早出现的记录类型，可细分为三种不同数据形式，揭示了乐温县与涪州之间的距离变动。
1.A型数据（距离110里）
813年唐代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志》：“乐温县，中下，东南至州一百一十里。”[1]这基本上是乐温县最早的位置记载。乐温县，县的行政等级为中下等，东南方向距离涪州州城110里，即乐温县在涪州西北方110里。1461年《大明一统志》:“废乐温县，在涪州西北一百一十里。”[2]1581年万历《四川总志》：“废乐温县，涪州西北百一十里。”以上可看出，明代《大明一统志》与《四川总志》几乎原样引用了唐代方志数据，仅方向表述有所转换，体现了文献传承中的一致性，以及对乐温县位置的认可。
2.B型数据（距离130里）
成书于北宋1080年的《元丰九域志》提供了另一数据，“中，乐温。州西一百三十里”[3]，其距离和方向均发生了变化，距离上增加了20里，方向由州西北变成州西。
3.C型数据（距离80里）
成书于南宋1221—1227年[4]《舆地纪胜》再次发生了变化：“乐温县，下，在州西八十里”。其方向与《元丰九域志》的”州西”一致，但距离上缩短了30里。雍正《四川通志》也沿用了此数据。
（二）以县治（长寿县）为基准的相对位置与距离记录
1733—1736年《四川通志》：“乐温废县，在县西北……今县西北去故县五十里。”
康熙五十三年《长寿县志》：“废乐温县治，东四十里乐温山下。”
1794年《蜀水经》：“县西北五十里，有乐温故城。”[5]
道光《重庆府志》：“乐温县，在县西北五十里”[6]
光绪《长寿县志》：“乐温废县，在今县治东北五十里乐温山下”[7]
此类记录标志着地理参照点的转变，但自清代始见，距离唐朝年代久远，其真实性存疑。
（三）以自然地理景观（山川）为基准的相对位置与距离记录
《元和郡县图志》：乐温县，因乐温山为名，在县南三十里。[8]
《晏元献公类要》：“乐温山在县西四十八里”[9]
《方舆胜览》：“巾子山，在乐温县北百里”[10]
《舆地纪胜》：“罗纹山在乐温县东北四十里。巾子山在乐温县北一百里。石佛峡在乐温县西四十里有两石像，故以名之。玉溪在乐温县北七十里。龙归山在乐温县东八十里。铜鼓山在乐温县北一里。”[11]
（四）以人文景观为基准的相对位置与距离记录
《舆地纪胜》及《舆地碑记目》均提及“古书山碑，去乐温县四十里”[12]。
嘉靖《四川总志》：“风月台，在涪州废乐温县北”[13]
图表五 乐温县治道里数据分类 柴兆杰制作
二、乐温县治道里数据分析验证
考证唐代乐温县治位置以上文所述四种类型数据为主，但需一一辨析。首先，可排除第二类数据（以县治为基准），因明清方志经历元末、明末战争，多存在断代难考、记载混淆、诸说互歧等问题。此类数据已不可信，且容易误解。其次可排除第四类数据（以人文景观为基准），因人文景观多已毁灭不存，今找不到对应物与参照物。再次，第三类数据（以自然地理景观为基准）因个别山脉可明确位置如铜鼓山，具有一定参考性。最后是第一类以州治（涪州）为基准的数据，因涪州治地理位置明确而最具参考性。故当以州治为基准的唐宋数据求考验证乐温县治位置。
第一类型尤以《元和郡县志》州治距离数据记载时间最早。《元和郡县志》中每县必注与州的距离、方位，每州必注与两京的距离、方位，在中国方志史上首次提供了县治、州治的准地理坐标[14]。又据曹家齐考证《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等唐宋地志所记“四至八到”为州县与周围地区实际交通线之里程[15]，汪前进在《现存最完整的一份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一文中考证《元和郡县图志》所记里程并不是两地的直线距离，而是路程[16]。因此可知《元和郡县志》所载“东南至州一百一十里”当是乐温到涪州的实际道路距离。唐代分大小里制度，大里即“诸度地以五尺为步，三百六十步为一里”，约为531.486米。小里即“5尺为步，300步为1里”，约为442.905米，又据胡戟《唐代度量衡与亩里制度》[17]和闻人君《中国古代里亩制度概述》考证《元和郡县制志》京兆府条路程约为1里440.7米与唐小里颇为接近[18]，则《元和郡县志》记载的110里以小里为442.905米换算，为今48719.55米（约48.72公里）。因此，乐温县治至涪州州治约为48.72公里，通过以上数据，即可定量分析验证乐温县治的位置。
三、唐初乐温县治验考
乐温，唐武德二年设县，以县南乐温山而得名。武德二年乐温县治一说在邻封镇（图六、图七）。据清光绪《重庆府涪州地舆全图》（图八）涪陵到邻封路程为100里[19]。首先按照清末重订度量衡规定里制为“五尺为步，二步为丈，十丈为引，十八引为一里”[20]，即1800尺1里，明清营造尺长为0.32m[21]，1里576m。又据蓝勇教授“明清一里约在现在572至576米之间”考证[22]，取1里为576米，涪陵到邻封路程为100里，换算为今约57.6公里。57.6公里与上文乐温县治至涪州州治的距离48.72公里相差较大，邻封镇一说可能不确。但马剑教授通过考证乐温山为凤山，计算乐温县治距离大江约三四十里的方法求得乐温县治在邻封镇[23]。其“三四十里”，若以“乐温县南30里”推算而出，应为唐小里，取1小里为442.905米，换算约为今13.29公里-17.72公里。此数据与邻封到大江的直线距离14公里基本相符，但与实际路程存在较大出入[24]。且邻封场到龙溪河的水程约58里，这也与“距离大江约三四十里”的推断相差较大，故邻封镇一说仍需进一步考证。
图六 清康熙《长寿县治图》邻封场区位图
图八 清光绪《重庆府涪州地舆全图》（局部）
另一种说法是乐温县的治所位于仁和场的灌滩寺（见图九、图十）。然而，仁和场的实际位置位于邻封场的更北侧，距离涪州州治更远。从涪陵到仁和场的路程应该超过100里，比从涪陵到邻封的路程要长。此外，它也应该远超过乐温县治到涪州州治的48.72公里。由于缺乏其他距离数据的支持，因此仁和场灌滩寺作为乐温县治的说法可能并不准确。
经上文验证比较，笔者认为唐初乐温县治在邻封镇更具有参考价值。此推测基于以下理由：一是，山地里程换算与清代官道里程应有区别。如由新红铺到凤县山路崎岖“路既崎岖，又复泥泞。行三十五里，如五六十里。”[25]说明山路与平原官道差异明显，采用1里576m换算路程可能不符合实际。台克满在《领事官在中国西北的旅行》提到了较为科学的里程换算“关中和陕北的1‘里’平均为3/10英里；汉中盆地的1‘里’相当于1/4英里，与四川的‘里’一致”[26]，即清代四川1里为1/4英里。但实际上涪陵到邻封场路线位于低矮山丘之间，无高海拔山脉（见图十一），远不如穿行秦岭山脉的蜀道崎岖，所以涪陵到邻封场路线当与“关中和陕北的1‘里’平均为3/10英里”一致，即1里为3/10英里，约为今0.4827公里。按此换算，涪陵至邻封场的100里路程约为48.27公里。上文计算出《元和郡县志》记载的乐温县治至涪州州治路程约为48.72公里，48.27公里与48.72公里相差无几，因此唐初乐温县治应在邻封场。又根据古代峡江地区城镇沿江河分布的传统，推测其具体位置应在龙溪河与邻封场附近支流交汇处附近。
图九 1928年《长寿县地形图》仁和场区位图
四、唐开元末乐温县治验考
马剑教授考证唐开元末乐温县治迁至河街地区[27]，《元和郡县志》记载乐温县治到涪州州治约为48.72公里。因此，根据以上两项条件，假设48.72公里为乐温县治（河街地区）到涪州州治（今涪陵城关镇地区）道路距离。
首先，成化《重庆郡志》记载：长寿县，东到涪州治一百二十里[28]。据蓝勇教授“明清一里约在现在572至576米之间”的推断，取1里为576米，120里换算为今69.12公里。又万历《重庆府志》：“涪州府治西到长寿县界七十里，西到长寿县治一百里”，100里换算今为57.6公里。初步来看，48.72公里与明代记载的差距较大，差值在8.48公里-19.88公里，假设不成立。
其次，宋元以前的巴渝地区陆路交通是水上交通的延伸[29]，即陆路交通主要以滨江路线为主，长寿至涪陵也主要以沿江道路或栈道为主。因此也可用水上路程来验算陆上路程，相较于陆上交通的变迁，长寿至涪陵水上路线（图十二、图十三）只有1条且水上路程几千年来几无改变，较为固定，可靠性强。那么河街到涪陵城区是不是110里（约48.72公里）呢？清末《入川路程》云“涪州至李渡场三十里，李渡场至石家沱六十五里，有磨盘滩，下水船稍不愼，即落旋涡中，石家沱至长寿县二十五里。城在山巅，离江有六七里之遥”，长寿至涪州水路共120里。1901年《峡江图考》：“长寿到石家沱30里，石家沱到甯石场（蔺市）30里，甯石场（蔺市）到李渡场30里，李渡场到涪州30里”[30]，长寿至涪州水路共120里。不需换算公里数，即可知陆程110里小于水程120里，根据唐代峡路里程表（图十四）可知，这明显不符合唐代水路最短的事实，必有一假，假设不成立。
因此，经上文陆路里程和水路里程验算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假设不成立，110里不是乐温县治（河街地区）到涪州州治（今涪陵城关镇地区）道路距离。假设不成立，则说明两项前提条件存在错误，也说明《元和郡县志》记载的乐温县治位置并不是河街位置。同理可验算《元丰九域志》记载的“130里”和《舆地纪胜》的“80里”数据，两者也均不符合假设。
故笔者推测《元和郡县志》记载的乐温县治不是唐开元末的河街地区，而是唐初的邻封场一带，即110里距离并不是河街到涪州州治的距离，而是唐初乐温县治（邻封场）到涪州州治的距离。虽成书于乐温县兼并永安县100年后，但《元和郡县志》大概率是沿用了前志的记载，正如上文提到明代仍然沿用唐代州治距离一般，其记录的是唐初乐温县治（邻封场）到涪州治所的距离，并未更新唐开元末乐温新县治（河街）到涪州州治的距离。
开元二年，乐温县接管永安县并迁治[31]，因此应以永安县治到涪州州治的距离进行验算开元末乐温县治位置。据《寰宇记》：“武德元年析涪陵、巴二县地，于涪西南一百五十里置永安县，以县北永安山为名。开元二年(714)，民以为非便，遂废”，宋代与唐代度量衡基本一致，取1里为442.41米，150里换算为今66.36公里。又据马剑教授考证永安县治在羊角堡，即涪州州治至羊角堡距离为66.36公里，而羊角堡至河街地区实际距离2公里左右，可知自涪州州治至河街地区约68.36公里，十分接近成化《重庆郡志》记载河街至涪州州治的120里路程即69.12公里和清代水程69.12公里。凡此可知，马剑教授考证基本合理，唐开元末乐温县治当在河街地区，同时也印证了永安县县治即在羊角堡。
图十二 1915年长寿-涪陵水路图
图十三 长寿-涪陵水道图
图十四 唐代峡路里程表 选自《四川古代线路交通史》
五、永安县治验考
永安县，武德元年置，以县北永安山而得名。开元二年，百姓以为不便而废。至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并入乐温县。《括地志》：“阳关，今涪州永安县治阳关城也”[32]，故永安县治在阳关城。
对于永安县治具体位置现有两种观点。一说永安县治在羊角堡。据《寰宇记》：“涪西南一百五十里置永安县”，取1里为442.41米，150里换算为今66.36公里。同上文所说，成化《重庆郡志》所载路程120里与《峡江图考》等所载水程120里相同，说明成化《重庆郡志》所载路线应是沿江路线，因沿江线路的固定性，明代沿江路线当与唐代路线基本相同。因此以成化《重庆郡志》所载路程120验算永安县治位置是合理的。成化《重庆郡志》所载河街地区到涪州州治120里换算约为今69.12公里，河街地区至羊角堡实际路程2公里左右，可知自涪州州治至羊角堡约67.12公里。67.12公里与66.36公里相差微乎其微，故永安县治当在羊角堡。因此也可证明永安治所在永丰场（瓦罐窑）一说为否。
六、温山县治验考
温山县，唐初设置，唐宋方志均未言其具体设置年代。《元丰九域志》：“熙宁三年，省温山县为镇入涪陵”[33]。关于温山县治，一说温山与乐温是同县异名，即温山县治应在邻封场。嘉庆《四川通志》记载：“温山废县，旧志在州西北一百一十里，旧作乐温县，误”[34]，涪陵旧《志》：“属乐温县，在州西北一百一十里”[35]，州西北110里与乐温县的位置记载相同，以至于民国33年《长寿县志》认为温山县是乐温县的别名。甚至唐《通典》云：“乐温，唐置，有温山、大江、容溪”[36]，这里的温山可能是乐温山的缩写。种种相同情况，易使人认为两县同为一县。但宋代方志多单设分列乐温、温山两个词条，两者并未合并为一条。温山裁撤时间为熙宁三年，乐温是在元代方被裁撤，两者时间明显不同，故温山、乐温当不是同一县。
另一说温山县治在仁和场灌滩寺。灌滩寺原被认为乐温县旧址，因“其城隍祠旧有宋高宗藉田手诏碑，对岸紫云崖有宋绍兴年碑，字皆漫不可识”[37]，故历代县志都说乐温县治在灌滩寺。《文献通考》言：“温山，唐县，有桂溪，熙宁三年废为镇”（图十五）[38]。桂溪，民国33年《长寿县志》言：“龙溪河上源为桂溪，发源于梁山县”。垫江县原有桂溪县今有桂溪河，并在永安镇三河口注入龙溪河，其位于长寿东北方向，非长寿地，但也侧面说明温山县位于长寿县东北方向。又成化《重庆郡志》言：“温山县，在县东北一百里”，此记载虽是明代记载，但与上文论述东北方向一致，当是可信。据《四川省各县区乡镇略图（长寿）》[39]（图十六）长寿至各区乡镇距城里数显示长寿到仁和乡为56公里。取1里为576米换算，约为57.6公里。57.2公里与56公里，两者差值小，初看温山县治在仁和场灌滩寺合理。
图十五 《文献通考》温山记载
图十六 《四川省各县区乡镇略图（长寿）》
七、结语
我们通过对上述数据的对比分析检验，验证了多个主流观点。可以明确的是，在唐初武德二年，乐温县的治所位于邻封场（即现今龙溪河与支流交汇处附近），而关于仁和场灌滩寺的说法并不准确；同样，唐永安县的治所位于羊角堡，而非永安治所位于永丰场（瓦罐窑）的错误观点。到了唐开元末期，乐温县与永安县合并，县治从邻封场迁移到河街，这一变化体现了唐代巴蜀地区“因政迁治”和“水路优先”的政治策略。至于唐温山县治，它位于仁和场灌滩寺，邻封场的说法同样不正确。温山县在北宋熙宁三年被裁撤，尽管它被并入涪陵，但作者推测乐温县在宋代可能吸收了温山县的部分区域，这意味着宋代乐温县的辖区可能覆盖了唐代乐温县、永安县的全部以及温山县的部分地区。当然，这一观点尚需进一步研究以得到证实。
综上所述，通过对唐代乐温、永安、温山县治的考证，我们以文献数据为基础，辅以地理分析，通过对比分析，基本上清晰地梳理了长寿地区唐代建置的历史脉络。这为下一步进行地域文化的定量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后记：感谢李永明等专家学者的热忱帮助和长寿区博物馆的大力支持。
注释：
[1] 〔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志》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一《江南道》，四库全书本，第6页。
[2] 方志远 等 点校：《大明一统志•卷之六十九 四川布政司•重庆府•古迹》，巴蜀书社，2017年11月，第3102页。
[3] ［宋］王存 撰，王文楚、魏嵩山 点校：《元丰九域志•卷第八•夔州路》，中华书局，1984年12月，第370页。
[4] 涂智敏.《舆地纪胜》引唐诗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16.DOI:10.7666/d.Y3081051。
[5] 〔清〕李元撰：《蜀水经》，巴蜀书社，1985年，第299页。
[6] 蓝勇主编:《稀见重庆地方文献汇点(下)》，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33页。
[7] 〔清〕张永熙编，余云华 点、校、注：《光绪元年长寿县志》. 方志出版社, 2013年，第130页。
[8] 〔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志》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一《江南道》，四库全书本，第6-7页。
[9] 〔宋〕晏殊撰：《晏元献公类要》，清钞本，第1105页。
[10] 〔宋〕祝穆 撰，［宋］祝洙 增订，施和金 点校：《方舆胜览》，中华书局，2003年6月，第1069页。
[11]〔宋〕王象之编纂，李勇先点校：《舆地纪胜》卷一七四《涪州》，第5086页。
[12]［清］倪涛 编，钱伟强 等 点校：《六艺之一録•卷一百八 石刻文字八十四 宋王象之舆地碑目记•涪州碑记•古书山碑》，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4月，第1版，第2712页。
[13] （明）刘大谟修、杨慎纂、周复俊重编 ： 《四川总志》卷九郡县志，明嘉靖二十四年刻本，第674页。
[14] 梁晓玲.疆理天下：中国传统地学视域中“四至八到”研究[D].重庆，2017:西南大学,第14页。
[15] 曹家齐：《唐宋地志所记“四至八到”为道路里程考证》，《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 年第 4 期。
[16] 汪前进：《现存最完整的一份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自然科学史研究》，1998 年第 3 期，第 273 页。
[17] 胡戟. 唐代度量衡与亩里制度[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4):36-43。
[18] 闻人军. 中国古代里亩制度概述[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3):122。
[19] 曹光辉：《重庆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13，第150页。
[20] 陈连洛. 从大同北魏永固陵制看古代的长度单位一里[J].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21] 邱隆. 中国历代度量衡单位量值表及说明[J]. 中国计量,2006(10):46-48,76。
[22] 蓝勇.对古代交通里程记载的运用要审慎[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01):200。
[23] 马剑.唐宋元时期乐温县治考[J].历史地理研究,2024,44(01)，第34页。
[24] 经地图实测长寿城区到邻封场路程距离约为33公里。
[25] 周明帅.清代西北地区交通运输地理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20。
[26]（英）台克满着，史红帅译：《领事官在中国西北的旅行》，上海：上海科学基础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17页。
[27] 马剑.唐宋元时期乐温县治考[J].历史地理研究,2024,44(01)，第34-36页。
[28] 蓝勇主编:《稀见重庆地方文献汇点(上)》，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页。
[29] 朱培麟 , 张维全主编：《重庆交通史》，重庆出版社，2009年，第32页。
[30]〔清〕国璋：《峡江图考》，第41-42页。
[31] 马剑.唐宋元时期乐温县治考[J].历史地理研究,2024,44(01):32-37+156。
[32] ［宋］王应麟 著，傅林祥 点校：《通鉴地理通释•卷之十 七国形势考下•楚》，中华书局，2013年10月，第287页。
[33] 〔宋〕王存撰，王文楚、魏嵩山点校：《元丰九域志•卷第八•夔州路》，中华书局，1984年12月，第1版，第370页。
[34] 〔清〕常明修、杨芳灿纂：《四川通志》，清嘉庆二十一年刻本，第7535页。
[35] 〔民国〕李鼎禧主编；重庆市长寿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民国33年《长寿县志》，方志出版社，2020年，第14页。
[36] ［唐］杜佑撰，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徐庭云、谢方点校：《通典•卷第一百七十五 州郡五•古梁州上•【仁寿郡】》，中华书局，1988年12月，第1版，第4602页。
[37] 黄博：《谣言 风俗与学术：宋代巴蜀地区的政治文化考察》，巴蜀书社 ，2018年，第321页。
[38] ［元］马端临 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点校：《文献通考•卷三百二十一 舆地考七•古梁州•涪州》，中华书局，2011年9月，第1版，第8763页。
[39] 曹光辉：《重庆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13，第364页。
文稿：柴兆杰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
重庆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