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赵佶《写生翎毛图》局部（大英博物馆藏）

“巴蜀还是岭南”，是荔枝道学术史上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近来随着电视剧《长安的荔枝》的播出，杨贵妃所食鲜荔究竟来自何处，再次引发了广泛热议。该剧改编于马伯庸先生创作的同名小说，书中所采用的岭南说，主要受到了于庚哲先生相关研究的启发。于先生最早在“澎湃新闻”发表过一篇名为《再谈荔枝道：杨贵妃所吃荔枝来自何方》的文章[1]，后来在为《长安的荔枝》一书作序时谈到：“那篇小文写于多年前，现在看来，史料和逻辑有些瑕疵，但基本观点未变……我准备把这篇小文修改成正式的论文，以飨读者。”[2]于先生所说的正式论文，就是2024年与王昊斐先生联名发表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49辑的《巴蜀还是岭南——唐天宝荔枝贡来源献疑》（后省称《献疑》）一文。[3]可以说，该文是迄今为止持岭南说者对相关问题进行的最为系统的论述。笔者拜读《献疑》后受益匪浅，了解到不少以前关注不够的冷知识，不过对于该文在论证上存在的一些逻辑问题，认为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讨论，故特撰此文供《献疑》作者和关心荔枝道的各界人士参考批评。

 

壹

关于天宝贡荔的来源，唐宋史料存在不同的说法。严耕望先生在排比相关记载后发现一个值得考究的现象，即唐人多云贡荔来自岭南，北宋中叶后则多称来自涪州。[4]对于今持岭南说者，唐代史料的“原始性”成为岭南说比巴蜀说更具优势的依据。[5]不过，在岭南说引据的唐代史料中，除了笔记小说类的《唐国史补》，基本是诗歌类的文学作品。就像徐逦成先生《长安荔枝的历史真相与文学书写》一文从文学用典的角度所分析的那样：“唐代诗人常用‘以汉代唐’的写法，以汉代的地点、事件、人物为字面，隐喻唐代发生的事件，不能认为其中写的就是现实中唐朝的地点。”[6]事实上，被岭南说反复引据的杜甫、鲍防、郑谷的相关诗句，结合整篇的语境并参照作者的其他作品及宦迹，所涉地点是否如岭南说认为的那样笃定，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据徐先生更全面的分析，杜甫《解闷》诗组中的“炎方”实指杜甫于安史之乱后漂泊的蜀地，郑谷《荔枝》《荔枝树》诗中所说的是蜀中荔枝而非岭南荔枝。[7]

《献疑》同样罗列了唐代史料的相关记载，以之作为岭南说的成立依据，但与一般持岭南说的著述不同的是，《献疑》用相当大的篇幅论述了岭南运输鲜荔至长安的可行性。对于问题的关键所在，《献疑》不无清醒地谈到：“（巴蜀说）其立论基础就是白居易所说的‘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认为涪州可在（保鲜）期限内到长安，而岭南万万不可”，“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荔枝的确容易腐败，难以长时间保存，所以这一点就成为本文问题的节点。”[8]的确，众多荔枝道研究者之所以认为巴蜀贡荔更可信，很大程度就是因为岭南距长安的路途过于遥远，在传统交通条件下很难在保鲜期内将荔枝送达。

换言之，鲜荔的运输成效不仅是巴蜀说的立论基础，也是岭南说必须逾越的障碍——相较于史料纷争，如果一方所处的现实条件不具备可行性，判断的天平自然会倒向另一方。因此，本文不打算对史料中关于贡地的歧义作“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解读，只聚焦最为关键的现实问题对《献疑》的相关论证作一详细考察，看其是否达到了作者预期的效果。

 

贰

面对巴蜀说认为岭南在运输上的劣势，《献疑》提出了三点商榷：“（一）荔枝有无办法长时间保鲜？（二）岭南道远，蜀道路短，可是蜀道运输效率如何？（三）唐代以前和以后，有无超远路途进贡鲜荔的案例？”[9]

对于第一点，《献疑》举出不同时期的史料记载，介绍了不少传统的保鲜技术，认为其他朝代都能想到的方法，唐人一定也能想到。[10]毫无疑问，虽然唐代史料没有关于保鲜技术的直接记载，但从相近的宋代及其他时期的类似情况来看，天宝贡荔采用了一定的保鲜措施，是可以合理推测的。至于当时的保鲜措施所能达到的时限，以及唐人是否采用过宋人和清人实施的连株水运法，后面会有讨论，这里先对《献疑》在第二点商榷中以“蜀道难”否定巴蜀贡荔优势的论证作一详细剖析。

《献疑》认为史学界“在怀疑岭南道路迂远而选择荔枝‘巴蜀说’的时候，需要面对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蜀道虽然短，但是蜀道险峻，能够保证短时间送达吗？”[11]对此《献疑》引用了不少史料对“蜀道难”的形象描述，并参考他人实地考察的成果，指出涪州至长安的“荔枝道”并非一马平川，而是充满了艰险，尤其还要面对秦巴山区这样的障碍，不可能达到唐制“日行五百里”的最高驿速。“在不考虑蜀道难度的情况下，在‘荔枝道’上运送鲜荔枝，初估需要四至五日的时间，但这样的设定未免过于理想化。若按《洋川志》所说三日到达，则要日驰700里，远超唐制最高速度。”[12]《献疑》据此认为涪州在递送日程上并不占据绝对优势，进一步推论：“既然路上耗时可能并没有天壤之别，又有保鲜技术，那么能决定荔枝贡地的因素应该就是荔枝自身的质量。”[13]结合巴蜀荔枝的品质不如岭南的观点，《献疑》得出一个结论：“荔枝质量又有差异，递送难度又不存在本质区别，对于唐玄宗和杨贵妃来说，岭南荔枝应是首选。”[14]在文章的总结部分，《献疑》作者再次强调：“路途远近是问题，行路难易也是问题，而且是大问题。蜀道短，但蜀道难，照样难以在四五日内到达长安，巴蜀说所依据的优势可能并不存在或者说优势甚小，这是必须考量的一个问题。”[15]

应该说，《献疑》以“蜀道难”指出涪州贡运并没有巴蜀说想象的那么容易，就这个孤立的观点而言，是完全有道理的。严耕望先生算出涪州至长安的贡运路程“约两千里，绝不逾两千一百里”，以白居易所言“三日而味变”为期限，进而推论：“按唐代规制，急驿日行五百里，为贵妃尝新，飞骑日行七百里，三日而达长安，超乎规制最大之速度。”[16]还有其他一些关于荔枝道的研究，也认可从涪州快马加鞭可在三日内将鲜荔送达长安。[17]然而，这类观点忽略了南方山地与北方平原因地理条件不同，在运输效率上所存在的明显差异，以及驿制的设计速度与实际速度之间的运作区别。

唐代“赦书日行五百里”[18]为最高的驿速设计。以常被引用的一个案例来看，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反于范阳，在华清宫的玄宗收到紧急军报是在六日后，而范阳“去西京二千五百二十三里”[19]，日驰不到五百里。按范阳与长安间，除了洛阳至潼关的崤函山地，大部分路段为便于驰骋的平原地区。如果以这样有利的路况，加上事件的紧急程度，都不一定能够达到最高驿速，很难想象从涪州翻越川东平行岭谷和秦巴山区的荔枝贡运，能够达到乃至超越五百里加急。另有一个可供参考的案例。元和八年（813），为防御回纥入寇，李吉甫“请自夏州至天德军，复置废馆一十一所，以通急驿”，“从天德取夏州乘传奏事，四日余便至京师。”[20]而天德军“经夏州至上都一千八百里”[21]，以四日余的耗时看来，差不多就是日驰四百里的速度。虽然天德军至长安要经过陕北黄土高原与关中盆地之间的山脉沟壑，但整体路况（平地占比、山地落差、路面质地）要优于蜀道，从涪州北赴关中的贡运大概不会超过这个速度。

从宋代的相关记载来看，实例中的驰驿速度同样没有达到最高设计。[22]程民生先生详细梳理了北宋紧急军情的收发实例，发现没有一例达到了马铺四百里、急脚递五百里的设计速度，其中涉及四川的王全斌灭蜀之役的降表传递，只达到三百四十余里的日速。[23]陈希丰先生对南宋朝廷（临安）与四川之间的文书传递效率进行了全面考察，发现两地之间的递送极限为日均三百四十里左右。[24]结合其他地区的案例，陈先生进一步指出：“若抛开严重稽滞现象不论，日行二百至三百里应是南宋朝廷与地方军期要切文书传速度较普遍的水准。其中，仅个别时期、个别地区可至日均三百里以上，但也绝难达到急脚递日行四百里、金字牌日行五百里的制度标准。”[25]另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云：“近岁邮置之最速者，莫若金字牌递，凡赦书及军机要务则用之，仍自内侍省遣拨，自行在至成都率十八日而至，盖日行四百余里。乾道末，有旨令枢密院置军期急速文字牌，雌黄青字，日行三百五十里。”[26]这条记载虽然是描述性的，不及收发实例的记录可靠，但所称仍然没有达到日行五百里的最高设计。

为印证既有研究对唐宋情况的考察结果，笔者再提供一份清代档案中关于四川驿递的实录，作为补充。四川省档案馆藏清代巴县档案录有一份同治九年（1870）三月份成渝间的驿递公文滚单（见下图），详细记录了由成都锦官驿发往重庆朝天驿的紧急公文途经驿站的收发时刻，其中由锦官驿发出的时间为三月二十五日卯时七刻，朝天驿接收的时间为三月二十七日申时三刻，耗时两日半。明清成渝间的驿程为一千里左右[27]，按这份滚单记录的日程，也就是四百里的日速。清里与唐代的大里路程相当，若以较理想的四百里日速估算，唐代涪州至长安的两千一百里路程需要五日左右；若保守估算，考虑到秦巴山区较四川盆地内部的低山丘陵更险峻的路况，将平均日速再降几十里乃至一百里（参照唐宋实例），则需要六、七日。

同治九年成渝驿递公文滚单（四川省档案馆藏）

笔者推测，众多荔枝道研究者之所以认为涪州贡运可在三日内完成，除了白居易和《洋川志》的三日说，可能是没有考虑到保鲜措施的运用，始终囿于三日的自然鲜期，进而高估了当时当地的实际驿速。其实史料所记涪州贡运的日程还有七日一说。如《舆地纪胜》引《洋川志》云：“杨妃嗜生荔枝，诏驿自涪陵，由达州取西乡入子午谷，至长安才三日，色香俱未变”，随即又引用了《涪州志》“七日到长安”之说，没有下断。[28]宋人吴曾在查阅《涪州图经》及询问土人后亦称：“涪州有妃子园荔枝，盖妃嗜生荔枝，以驿骑传递，自涪至长安，有便路，不七日可到。”[29]因此，如果采用一定的保鲜措施，在三日的自然鲜期外，将保鲜期限再延后几天，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也符合七日说的记载。另宋人曾巩《福州拟贡荔枝状》云：“然生荔枝留五七日辄坏，故虽岁贡，皆干而致之”[30]，可供参考。

 

叁

如果说《献疑》对蜀道运输效率的评估是合理的，那么是否能够得出岭南与巴蜀在鲜荔的递送难度上“不存在本质区别”、巴蜀说依据的运输优势“并不存在或者说优势甚小”的观点呢？笔者对此不敢苟同。

在指出巴蜀贡运的难度时，《献疑》引用了杜文玉先生《杨贵妃、高力士与荔枝的情节》一文的研究，认为岭南贡运可在十一日内抵达长安。[31]笔者查阅了杜先生的原文，发现《献疑》和杜先生明显低估了岭南贡运的难度。杜先生以广州“在京师东南五千四百四十七里”的记载，按唐制最高五百里的驿速估算，认为从岭南至长安只需要十一日。[32]然而，就像前文所分析的那样，唐宋史料中的相关实例并无达到最高驿速的记录，如果北方地区尚且如此，有什么理由相信同处南方山地的岭南就能达到最高驿速呢？《献疑》一再强调秦岭、大巴山对于巴蜀贡运的不利影响，但从岭南至长安同样要翻越五岭和秦岭（从武关道入关中）这两道中国三大水系（长江、黄河、珠江）的分水岭，加上途经长江各支系间的低山丘陵，这些明显的地理障碍怎么就在《献疑》的考察视野中无故消失了呢？在这里《献疑》因认知偏差，论证上出现了明显的双重标准谬误，即以严苛的道路条件去评估巴蜀贡运的难度，却对岭南贡运面对的类似条件持“一马平川”的宽容，违反了逻辑一致性和公平性的原则。

其实《献疑》论证上的类似问题不止一处。比如《献疑》考察了驿传马种的地域分布，指出蜀道上使用的是善于行走山地而冲刺能力较差的蜀马，不可能日驰五百里，以进一步说明巴蜀贡运的难度。[33]但我们同样可以反问，难道同处南方山地的岭南使用的驿马就是善于奔驰的北方大马吗？《厩牧令》“唐33条”规定：“其有山坡峻险之处，不堪乘大马者，听兼置蜀马”，注云：“其江东、江西并江南有署[暑]湿不宜大马及领[岭]南无大马处，亦准此。”[34]《唐六典》引《驾部式》条款：“每驿皆置驿长一人，量驿之闲要以定其马数……其马官给。有山阪险峻之处及江南、岭南暑湿不宜大马处，兼置蜀马。”[35]可见唐代岭南使用的也是蜀马，而相较一般的南方地区，岭南还存在“暑湿”的不利条件。从宋代的相关情况来看，两广使用的主要是与云贵以盐马互市获得的广马[36]，亦非川陕茶马互市获得的秦马。这里先不论南北马种在山地适应性上的优劣，以及马种的选择可在多大程度上说明运输难度的问题，就《献疑》的论据运用而言，同样出现了双重标准谬误。

再者，按照杜文玉先生和于庚哲先生对岭南贡地的指认，《献疑》还明显低估了岭南的贡运距离。杜先生在文中认为岭南的贡荔来自品质最佳的潘州[37]（时治茂名县，今茂名市代管的县级市高州），于先生也在多个公开场合表示天宝贡荔就是来自今茂名。[38]唐代潘州的荔枝确实在岭南评价甚高，如晚唐段公路《北户录》云：“梧州火山者，夏初先熟而味小劣。其高、潘州者最佳，五六月方熟，有无核类，鸡卵大者，其肪莹白，不减水精，性热、液甘，乃奇实也。”[39]加上潘州人高力士与杨贵妃、唐玄宗的关系，这就是许多持岭南说者认为天宝贡荔来自今高州/茂名的原因。

不过，唐代潘州至长安的路程实际上比广州还远。《通典·州郡志》记潘州“去西京七千（一）百八十七里，去东京六千三百八十九里。”[40]《旧唐书·地理志》记潘州“至西京七千一百六十一里，至东都六千三百八十九里。”[41]可见潘州距长安较之广州多了一千七百余里，而较之涪州则多了五千里。我们不禁要问，以七千一百余里的遥远路程，加上同处南方山地的路况，潘州荔枝如何能在十一日内送达长安？

为考察更全面，我们不妨采用一条较近的路线对潘州贡运的日程进行保守估算。唐代的高州与潘州相距九十里，而高州“去西京六千二百六十二里”[42]，如果潘州至长安不取原路而是取高州的路线（两者的路程差异可能是取用的越岭路线不同[43]），那么贡运距离就是六千三百五十二里。唐宋史料中关于岭南驿传的收发实例很少，据黄重宽先生和陈希丰先生对南宋后期临安与广西军情传递的考察来看，临安至潭州段的最快递速为每日三百三十余里，而潭州至静江府段还不到三百里。[44]若以较理想的四百里日速估算，六千三百五十余里需要十六日左右；若考虑到五岭和秦岭路段的险峻，在此基础上再增加两日，就是十八日左右——这里我们不仅采用了较近的路线，且没有大幅降低平均日速（见表1），已经是对潘州贡运日程最保守的估算了。即便如此，与涪州贡运最多七日的耗时相比，也无法让人接受两地在鲜荔的递送难度上“没有本质区别”。

表1 唐代涪州、潘州至长安贡运日程估算表

总的来看，《献疑》对“蜀道难”因素的揭示是正确的，但严重忽略了“岭道也不易”的问题，而巴蜀与岭南的贡运距离始终存在鸿沟般的落差，以公平的标准衡量，岭南在贡运日程上处于明显劣势是毋庸置疑的。故《献疑》认为巴蜀说依据的运输优势并不存在或不明显的观点难以成立，而据此作出的其他推论，也就失去了立足点。

 

肆

在《献疑》介绍的诸种保鲜措施中，有一种适合长途运输的连株水运法。淳熙《三山志》卷三九《土俗类一·土贡》“生荔枝”条云：“宣和间，以小株结实者置瓦器中，航海至阙下，移植宣和殿。”对此徽宗赐御诗云：“蜜移造化出闽山，禁御新栽荔子丹。琼液乍凝仙掌露，绛苞初绽水精丸。酒酣国艳非珠粉，风泛天香转蕙兰。何必红尘飞一骑，芬芬数本座中看。”[45]《献疑》认为：“这是整枝移植。自福建湄洲湾直抵汴京，路途也很不短，尚能保鲜。据此宋人还特地嘲笑唐人‘何必红尘飞一骑’。”[46]《献疑》虽然没有直言唐代采用过连株水运，但似乎暗示这是一种“兜底”的策略，可以突破鲜荔远距离运输的极限。考虑到此法也可能成为其他持岭南说者引用的论据[47]，故有必要作一说明。

对于连株水运，清人阮元《岭南荔枝词》云：“人道骊山驿骑长，漫疑不是岭南香。漕河自古通扶荔，此路难瞒张九章。”其子阮福注云：“考唐时转运由扬州入斗门渡淮入汴，由汴入洛，由洛入渭，运入太仓。岭南贡荔，当亦如转漕之制，连株成实，轻舟快楫抵渭南后，摘实飞骑，一昼夜可至长安矣。”[48]乾隆帝作《荔枝》诗亦推及唐代贡运“分根植桶土栽培，度岭便船载而来”，并注云：“按今之荔枝自闽而来，率分其稚根植于桶，以舟运至，非甚艰致，而缀枝鲜腴如常，并有至此旬余方熟者。”[49]晚近出现的这类看法多被持岭南说的今人引用，但其中忽略了一些重要的历史地理问题。

闽中荔枝之所以在宋以后成为主贡，除了自身品质，距政治中心较近的区位和开封、北京便于水运的交通条件也是重要因素。闽贡直接出海后，从长三角入运河，无论至开封还是北京，均可一船直达，这对于整株盆栽的运输来说降低了成本和耗时。但要将其运往长安，从开封继续走运河至洛阳后，若溯黄入渭需要面对三门峡的险阻，航行难度远大于运河；若取崤函陆运过潼关入渭，则会增加转运成本，并降低盆栽的成活率。同时，从岭南北运还须“度岭”才能载船入江，这又增加了一道水陆转运的环节；如果取灵渠沟通湘桂，山区河道的航行条件也是无法与运河相比的。因此，从岭南采用连株水运至长安，不仅距离和耗时远甚于从闽中至开封，沿途的运输成本和护理难度也要大得多，最终的成功率很难估料。

参考清代的贡荔记载，虽然存在闽粤并贡的情况（以闽贡为主），但关于连株水运的实例全部来自闽贡（其他贡品都是干荔或蜜荔）[50]，两地的运输难度由此可见分晓。其实针对唐代粤贡采取连株水运的这种推测，清代学人不乏质疑的声音。如俞樾就阮福所论提出了从现实角度的思考：“此说虽若曲尽事理，然与鲍防诗‘朝离象郡夕函关’不合。且水陆并进，旷日持久，计春初即须发南海矣。荔枝本南产，一至北方，气候不同，恐未必能按时结实也。”[51]还有一点是所有持岭南说者都无法否定的，那就是唐宋史料对天宝贡荔方式的记载——无论巴蜀还是岭南——均指向驰运，尚无一例提及水运。如果天宝贡荔真采用过连株水运，其成本耗费和社会影响只会比驰运更甚，唐宋时人不会没有一点印象和反映，徽宗“何必红尘飞一骑”的诗句也就无的放矢了。

在第三点商榷中，《献疑》以汉代曾向岭南取贡为据，认为既然存在超远距离驰送荔枝的案例，那么唐代应该也能做到。不过，就像《献疑》自己所评估的那样：“11天（日程有低估）送达的荔枝，如果再加上合适的保鲜手段，纵使不算新鲜，也不能称腐败”[52]，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忽略鲜度流失的现实问题呢？以岭南说引据的《唐国史补》言之，其完整叙述为：“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然方暑而熟，经宿则败，后人皆不知之。”[53]岭南说往往重视前句，而略去后句。如果这条记载属实，“经宿则败”固然夸张，但在时人眼中，岭南贡荔无法有效保鲜是可以窥见的。

事实上，就像今天我们将新买的荔枝放进冰箱，数天后取出来与半个多月后取出来，口味肯定是不一样的。或者我们去超市购买荔枝，一边只到了几天，另一边已放了半个多月，作为一名尝鲜的顾客，会作何选择呢？以今天的冷藏技术尚存在鲜度流失的问题，那么在古代的保鲜条件下，荔枝的鲜度在运输环节中随着时日延长所产生的流失程度只会更甚。如果动用所有资源，以“奔腾阻碍、死者继路”（当然，这是文人的夸张手法）的高昂代价将岭南荔枝送达长安，其保鲜效果仅仅是不至完全腐败，而从邻近的巴蜀取贡却能以远低于岭南的成本获得更新鲜的荔枝，从逻辑上来说，哪边成为主贡的可能性更大呢？这个时候，面对保鲜程度的明显差别，荔枝品质的因素（其实唐宋时期的相关评价亦非定论[54]）就不是最重要的了。

 

伍

天宝贡荔来自巴蜀还是岭南，从古至今聚讼不已，面对史料歧义和现实矛盾，不乏持折中态度者。如严耕望先生推测：“然杨妃宠贵甚久，驿贡荔枝，时间先后，可能不只一地，先贡自涪州，后慕南海荔枝之美名，更贡自岭南，然不能新鲜驿到，仍以涪州为经常贡地，或同时并贡，皆非不可能者。”[55]而类似看法在清代学人中已有先声，如俞樾《唐贡荔支地》云：“其始命贡者必是南海，然为路太远，不免色香味有变，则其后凡出荔支之地，如涪如忠如嘉戎等州，苟有可致，皆命入贡，亦事之所必有者。一骑红尘扰及天下，千载后必欲断定为何地，不亦泥乎？”[56]尽管无法证明伪实，但从情理上来说，唐代蜀粤并贡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为避免陷入俞氏所讥之拘泥状，笔者对此题不下断言。不过，就本文聚焦的现实问题即鲜荔的运输成效而言，迄今为止包括《献疑》在内的所有持岭南说的著述，均未能否定巴蜀说依据的优势。

最后，笔者想从另一维度阐述下论证的一般原则，作为结语。

如果要论证一个事件的成立，须将所有条件（如岭南贡运的驰速、当时保鲜措施所能达到的时限、玄宗不计成本的决心等）往理想的方向推至极致来作为前提，那就是一个“弱论证”，其成立的基础是比较薄弱的——不是说完全没有成立的可能性，但是一个小概率事件。那么，要说服人们相信一个小概率事件比大概率事件更具成立的可能性，就必须给出（比大概率事件）更加坚挺或特别的理由。从本文的考察来看，《献疑》的论证并没有达到这个效果。

注释：

[1] 于赓哲：《再谈荔枝道：杨贵妃所吃荔枝来自何方》，“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15年11月21日。 

[2] 马伯庸：《长安的荔枝》，湖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于赓哲序第3页。 

[3] 于赓哲、王昊斐：《巴蜀还是岭南——唐天宝荔枝贡来源献疑》，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4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第304-323页。

[4] 严耕望：《天宝荔枝道》，《唐代交通图考》第4卷《山剑滇黔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986年初版于台北)，第1029-1032页。

[5] 比如，同为2024年发表的一篇持岭南说的论文(齐文娥、周松芳：《历代贡荔新论》，《学术研究》2024年第4期，第126-134页)，即以唐人所记为主要依据，辅以晚近清人对岭南说的表述，再次否定了巴蜀说。其他还有一些持相同论据的著述，此不赘引。 

[6] 徐逦成：《长安荔枝的历史真相与文学书写》，“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25年6月25日。相关论述主要集中于该文“用典还是写实？唐人诗句中的长安荔枝”一节。

[7] 同上。

[8] 前揭于赓哲、王昊斐：《巴蜀还是岭南——唐天宝荔枝贡来源献疑》，第311页。 

[9] 同上，第311页。

[10] 同上，第311-313页。 

[11] 同上，第315页。 

[12] 同上，第321页。 

[13] 同上，第322页。 

[14] 同上，第322页。 

[15] 同上，第323页。 

[16] 前揭严耕望：《天宝荔枝道》，第1037页。 

[17] 如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70页；刘庆柱、王子今主编，李久昌著：《中国蜀道》第1卷《交通线路》，三秦出版社，2015年，第584页，等等。

[18] (唐)苏颋：《改元开元元年大赦天下制》，(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四，中华书局，2008年，第21页。 

[19]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八七《州郡八·范阳郡》，中华书局，1998年，第4709页。《太平寰宇记》记作两千五百四十五里。 

[20] (唐)李吉甫撰，贺君次点校：《元和郡县志》卷四《新宥州》，中华书局，1983年，第106-107页。 

[21]《元和郡县志》卷四《天德军》，第115页。 

[22] 关于北宋的驿速设计，史料记载：“赦降入马递，日行五百里。事干外界或军机，及非常盗贼文书入急脚递，日行四百里。如无急脚递，其要速并贼盗文书入马递，日行三百里。”见(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七，皇祐六年四月丁酉，中华书局，1993年，第10939页。

[23] 程民生：《宋代官方的通信速度》，《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第59-72页。

[24] 陈希丰：《南宋朝廷与地方间文书传递的速度——以四川地区为中心》，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45辑，中华书局，2021年，第159-182页。

[25] 同上，第181页。

[26] (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九《金字牌》，中华书局，2000年，第650页。

[27] 张大鉌《巴蜀旅程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第2辑，1916年，第26页)记作1017里，其他还有记作1024里、1080里等。 

[28] (宋)王象之撰，赵一声点校：《舆地纪胜》卷一九〇《洋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905页。 

[29] (宋)吴曾撰，刘宇整理：《能改斋漫录》卷一五《方物·贡荔枝地》，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187页。 

[30] (宋)曾巩撰，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卷三五《奏状·福州拟贡荔枝状(并荔枝录)》，中华书局，1984年，第497页。

[31] 前揭于赓哲、王昊斐：《巴蜀还是岭南——唐天宝荔枝贡来源献疑》，第314页。 

[32] 杜文玉：《杨贵妃、高力士与荔枝的情节》，《南方论坛》2008年增刊一，第8页。 

[33] 前揭于赓哲、王昊斐：《巴蜀还是岭南——唐天宝荔枝贡来源献疑》，第321页。

[34] 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证：《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廐牧令卷第二十四(校录本)》，中华书局，2006年，第303页。 

[35] (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中华书局，1992年，第163页。

[36] 刘复生：《宋代“广马”及相关问题》，《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85-93页。 

[37] 前揭杜文玉：《杨贵妃、高力士与荔枝的情节》，第9页。 

[38] 如于先生在2025年茂名荔枝嘉年华上以“一骑红尘妃子笑 缘是茂名荔枝来”为题的发言。 

[39] (唐)段公路撰，(唐)崔龟图注：《北户录(附校勘记)》卷九，中华书局，1985年，第37页。 

[40]《通典》卷一八七《州郡一四·南潘郡》，第4940页。 

[41]《旧唐书》卷四一《地理四》，中华书局，1975年，第1742页。 

[42]《通典》卷一八七《州郡一四·高凉郡》，第4921页。

[43] 唐代岭南诸郡通往两京的越岭路线有三，如《元和郡县志》卷三四《广州》记载：“西北至上都取郴州路四千二百一十里，取虔州大庾岭路五千二百里。西北至东都取桂州路五千八十五里。”(第886页)故史料所记潘州至长安的路程可能是取较远的大庾岭路。 

[44] 黄重宽：《晚宋军情收集与传递——以<可斋杂稿>所见宋蒙广西战役为例》，《汉学研究》第27卷第2期，2009年，第137-142页；前揭陈希丰：《南宋朝廷与地方间文书传递的速度——以四川地区为中心》，第179-180页。

[45] (宋)梁克家修纂，福州市地方志稿编纂委员会整理：《三山志》卷三九《土俗类一·土贡》，海风出版社，2000年，第632页。 

[46] 前揭于赓哲、王昊斐：《巴蜀还是岭南——唐天宝荔枝贡来源献疑》，第321页。 

[47] 前揭齐文娥、周松芳《历代贡荔新论》(第129-134页)也有述及连株水运法，并介绍了清代闽供采用此法的案例。

[48] (清)阮元撰，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四集诗卷十一《岭南荔枝词》，中华书局，1993年，第963页。 

[49] (清)爱新觉罗·弘历：《御制诗四集》卷八三《荔枝》，《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2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99-400页。 

[50] 前揭齐文娥、周松芳：《历代贡荔新论》，第131-133页。 

[51] (清)俞樾著，李烈初、李也红点校：《茶香室续钞》卷二五《唐荔支贡地》，赵一生主编：《俞樾全集》第2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921页。

[52] 前揭于赓哲、王昊斐：《巴蜀还是岭南——唐天宝荔枝贡来源献疑》，第314页。

[53] (唐)李肇等撰：《唐国史补·因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9页。 

[54] 唐宋时期关于巴蜀荔枝与岭南荔枝的比较评价，也不乏对前者品质的褒奖。如《太平寰宇记》涪州乐温县下记载：“县地颇产荔枝，其味尤胜诸岭”；《本草图经》云荔枝“其品闽中第一，蜀川次之，岭南为下”；《证类本草》云荔枝“蜀中之品，在唐尤胜”，等等。见(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二〇《涪州》，中华书局，2007年，第2392页；(宋)苏颂撰，尚志钧辑校：《本草图经辑校本》，学苑出版社，2017年，第537页；(宋)唐慎微撰，尚志钧等校点：《证类本草》卷二三《荔枝子》，华夏出版社，1993年，第564页。 

[55] 前揭严耕望：《天宝荔枝道》，第1029页。持类似看法者还有蓝勇：《杨玉环食荔产地考》，《古代交通、生态研究与实地考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79-582页；李龙、蔡东洲：《杨贵妃所嗜荔枝贡地考辨》《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86-90页，等等。

[56] 前揭俞樾：《茶香室续钞》卷二五《唐荔支贡地》，第921页。 

附记：拙文完成之后，本打算投稿至专业刊物，为及时回应社会热点，现借助“重庆考古”公众号平台率先发布。如有刊物愿意再次刊发此文，本人深表感谢。

文稿：张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