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重要时刻，我们铭记历史，回顾重庆抗战的峥嵘岁月，重温重庆人民在抗日战争期间作出的巨大牺牲与杰出贡献，珍视留传下来的重庆抗战遗址，深入研究和精心呈现重庆抗战遗址的保护利用工作，守护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向那些在民族危亡时刻挺身而出、英勇奋斗的英雄们表达最崇高的敬意。这成为本文的初衷。 

抗战胜利纪功碑暨人民解放纪念碑

重庆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抗战时期，重庆是中国战时首都、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国战区统帅部所在地。重庆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形成的重庆抗战遗址，是中华民族这段悲壮而辉煌历史的重要经历物证，是中国人民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前赴后继抗击日寇的精神寄托，是国共合作、共赴国难、奋力拯救民族危亡的伟大见证，是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卓越贡献的不可替代的历史场所，是全世界华人华侨伸张正义、救亡图存的民族精神物化载体。同时，也是日本法西斯侵略暴行的历史罪证。这些抗战遗址是一份沉甸甸的历史文化遗产，它们见证了重庆的悲壮历程与伤痕，也彰显了重庆的辉煌成就与伟大荣光。

 

一、重庆抗战遗址保护利用的发端与推进

重庆抗战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发端和推进始于20世纪50年代，起步较早，在全国有重要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抗战遗址的保护利用范围逐渐扩大，数量增多，涵盖中共中央南方局、国共合作、反法西斯同盟、重庆大轰炸及民主党派人士等多个方面。至20世纪90年代，重庆相继建立了多个博物馆、纪念馆，推出了多种类型的纪念地，以其展示重庆抗战历史的深厚文化底蕴，抗战遗址的保护利用工作得以逐步推进。 

1957年，重庆市博物馆派员对位于化龙桥红岩嘴的“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进行维修并进行调查征集工作；1958年，红岩革命纪念馆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旧址”基础上成立。红岩革命纪念馆的成立，标志着重庆抗战遗址的保护和利用工作的开启。1963 年，重庆市博物馆以“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旧址为依托，派员支持成立“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1966年展览陈列馆建成，1978 年投入使用。1984 年，更名为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管理处。1986 年，邓小平同志题写“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

随着1981至1985 年开始的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重庆的抗战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围绕基础调查、政策制定和局部修缮展开，为后续系统性保护奠定了基础。重庆对辖区内的抗战遗址进行了初步登记，明确了包括重庆谈判旧址在内的多处重要史迹的具体位置和历史价值。1987年7月6日，为纪念“七七事变”50周年，在渝中区磁器街“六・五” 隧道惨案遗址处建立“日本侵略者轰炸重庆纪事碑”，并将该处列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5月，重庆市政府外办将史迪威旧址收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史迪威旧址曾为重庆市总工会幼儿园，1958 年移交重庆市机械研究所）并进行维修，同年旧居陈列馆挂牌。1994 年“史迪威将军旧居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20世纪90年代以来，依托重庆南岸黄山干部疗养院（抗战时期的蒋介石官邸），重庆市博物馆对“云岫楼”与“草亭”两处抗战遗址进行了精心维修，并向公众开放。1993 年，重庆宋庆龄旧居陈列馆暨保卫中国同盟总部旧址正式对外开放。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七星岗莲花池38号的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由重庆市博物馆复原后辟为陈列馆对外开放。

重庆宋庆龄旧居陈列馆暨保卫中国同盟总部旧址全景 

进入21世纪，重庆抗战遗址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得到进一步重视，一些重要的文物遗址得到修复和开放，同时，学术研究工作提上日程，开始出现介绍抗战遗址的图书和研究抗战遗址和抗战文献的论文。

2003年5月，位于重庆沙坪坝的冯玉祥旧居开工维修，12月6日正式对外开放。2005 年 7 月，重庆市委、市政府启动特园康庄修复工程。20世纪90年代末，重庆规划预留李子坝抗战遗址群的保护空间，为重庆抗战遗址的集中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拟串联起中山四路至牛角沱、李子坝直至红岩村的一线抗战遗址，形成了一条独特的抗战文化走廊。

 

二、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为契机，全面推进抗战遗址保护工作

1. 重庆抗战遗址专项普查的基本面貌

2007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始启动。重庆利用这次普查机会，全面开展“抗战遗址专项普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抗战遗址名录。这个工作的展开，得到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当时，重庆遗留下的众多抗战遗址，遍布城乡，历经数十年风雨侵蚀，其保护与利用工作面临着严峻挑战。首要难题在于抗战遗址数量众多，不少建筑因年代久远而现状欠佳，保护难度很大。重庆抗战建筑或是利用抗战前建筑，或是在抗战时期特殊环境下建造，尤其是后者，多为简陋的砖瓦、竹木、土墙结构，甚至有捆绑搭建的‘抗战房’。加之重庆气候潮湿，土木结构建筑极易受潮、虫蛀、腐朽，历经70余载的风雨侵蚀、雷电交加及鼠虫侵扰，加之缺乏修缮管理，众多遗址已破败不堪。损失的原因是多样的：“自然损害以腐蚀为主，占37.56%，其次为生物破坏和其他自然因素损害，分别占22.55%和20.46%，地震占1.24%，水灾占6.44%，火灾占1.20%，污染占2.00%，雷电占0.41%，风灾占7.78%，泥石流占0.25%，冰雹占0.05%。”“人为损害以年久失修和生产生活活动为主，分别占35.87%和33.23%；其次不合理利用占9.18%；违规发掘修缮占2.03%；战争动乱占0.78%；盗掘盗窃占0.34%；其他人为因素占18.57%。”[1]二是城市建设与遗址保护矛盾突出。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开发建设迅速发展，抗战遗址被拆除和毁坏的案例时有发生，形成“建设性破坏”，可谓建设越快，损毁越快的局面；三是权属多样，管理难度大。根据重庆市现存抗战遗址的调查汇总，国家所有的抗战遗址占总量的56.40%，集体所有的占10.20%，个人所有的占32.62%，而权属不明的占0.78%。[2]按照文物保护法规定，“谁主管谁负责”。但某些部门、单位和个人对抗战遗址保护认识不到位，重视不够、投入不足，主动作为少，期待政府投入多，抗战遗址保护状况堪忧。四是保护资金缺口大。虽然各级财政对文物保护工作的投入逐年有所增长，对遗址大项目有专项投入，但由于投入基数低，缺口仍然很大。五是保护利用方式单一。重庆市抗战遗址保护利用的主要方式是利用抗战遗址开辟博物馆、纪念馆。把抗战遗址融入旅游，围绕遗址主题做市场服务不深入；社会单位对所属抗战遗址进行维修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积极性不高，力度不大，成功的例子不多。[3]

2.重庆抗战遗址保护的基本做法

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中央和地方对抗战历史文化的研究和宣传十分重视。重庆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为契机，迎来保护的重大机遇。针对重庆抗战遗址的诸多问题，有针对性地做了如下工作：

（1）专项普查 弄清家底

重庆抗战遗址丰富，类型多样。20世纪80年代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对重庆抗战文物遗址进行了普查登录。按照当时的统计口径，全市共有抗战文物遗址321处。出版了普查成果《重庆文物志》[4]。当时，抗战遗址作为近代建筑，在保护方面认识不统一，是否将抗战遗址纳入保护范围及保护具体措施等，都有不同看法，导致对抗战遗址的保护重视程度有限。二是调查范围局限在原重庆市，对重庆直辖市范围的抗战遗址缺乏认识；三是近几十年来，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抗战遗址的损毁很严重，现存状况堪忧。

2007年4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通知》，旨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提高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水平。在第三次文物普查通知中，国家特别强调对近现代文物的保护。[5]赓即，重庆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小组会议决定，在开展全面文物普查的同时，根据重庆近代文化特点和重庆城市特点，将具有重庆特色的抗战遗址调查作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试点工作和专项工作率先做起来。普查时间从2007年4月开始，到2011年12月结束，[6]拟利用近5年的时间，初步完成抗战遗址实地调查。根据第三次文物普查的成果，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主持编写了《重庆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对文物普查活动和抗战遗址进行了专门介绍，为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画上了圆满句号。[7]在全面摸清重庆地区抗战文物资源情况基础上，重庆又结合第一次国有可移动文物调查，组织开展了全市抗战可移动文物专项调查，明确保护对象，为全面做好抗战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目前，重庆馆藏抗战可移动文物共计92001件套。经过对不可移动抗战遗址和可移动抗战文物的调查，弄清了文物遗址现状，为研究抗战文物遗址提供了较好基础，重庆抗战文物遗址的研究和保护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2008年，经过初步的普查和专项调查，重庆抗战遗址总数统计为721处。至2009年12月底的统计，又发现50处，遗址总数达到767处，其中，现存遗址395处，消失的有372处。现存遗址占总数51.49%，消失遗址占48.51%。经过专项调查，抗战遗址的基本情况弄清楚了。

根据调查，抗战遗址的分布主要集中于“一岛，三山，三坝”。一岛：即渝中半岛；三山：即南山、歌乐山和缙云山；三坝：即沙坪坝、北碚夏坝和江津白沙坝。具体讲，遗址分布在重庆的22个区县；其中渝中区102处、沙坪坝区86处、南岸区57处、江津区29处、北碚区27处、巴南区15处、江北区14 处、合川区14处、万州区13处、渝北区7处、綦江区6处、潼南区6处、长寿区5处、九龙坡区4处、万盛区2处、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2处、大渡口区1处、永川区1处、南川区1处、铜梁县1处、奉节县1处、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1处。[8]这些遗址涵盖了重要史迹、外事机构、军事建筑等11大类，如名人故居、工业遗产、烈士墓及石刻题记等，每一类都独具特色。这些遗址的分布，不仅映射出重庆城市历史的绵延发展，抗战时期的人事风云，还凸显了重庆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及当时交通状况的局限。同时，在重庆抗战历史进程中，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制约了城市建设的分布和影响。国民政府内迁重庆之初，党政军机构、工矿企业和名人居所主要分布在市区和靠近市区的地方。以“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为例，迁入重庆的办公地点在闹市区的机房街70号和棉花街39号。后来，因日机对重庆的轰炸和工作人员增多，机房街被炸，除曾家岩“周公馆”外，其余同志都迁往市区近郊的化龙桥红岩嘴的“大有农场”。1939年至1941年日机对重庆实施大轰炸最猛烈期间，国民政府设立迁建区，许多机构和名人寓所向郊外疏散，1942年后，由于日机放松了对重庆的轰炸，许多机构和名人又重返市区。因此，许多机构和名人因疏散和重返而留下了多处遗址。[9]

重庆黄山抗战旧址群之云岫楼

（2）顶层设计 合力保护

通过普查，重庆抗战遗址分布和保存状况引起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重庆抗战遗址保护利用成为重庆文物工作的重点。为此，保护工作专门进行了顶层设计，汇聚各方力量，共同致力于保护好这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2009年4月，市委成立重庆市抗战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协调小组，首先要求在“三普”基础上对重庆抗战遗址保护编制“总体规划”；5月，重庆市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切实加强危旧房改造工程中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10]明确了抗战文物遗址保护的工作职责和总体要求。市文化广电局（文物局）组织编制《重庆抗战遗址保护利用总体规划》。同月，国家文物局下达《关于开展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工作的通知》，[11]这给重庆抗战遗址保护和保护级别提升提供了良好机遇。

6月18日，市委三届五次全委会召开，将推进抗战遗址保护工作写入了市委三届五次全委会的决定，将重庆抗战遗址保护列入九件实事之一。全委会决定，至2012年前，将对120处重要革命遗址及抗战遗址进行抢救性维修，并逐步向公众开放。2009年当年，市文物局迅速启动了16项抢救维修工程，大力推动了抗战遗址的保护工作。

8月中旬，针对领导的批示，国家文物局发布指示：对抗战时期的重要文物进行清理、评审和定级，制定抢救保护及开发利用的规划，动员政府和社会各方力量，确保这些遗址得到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使其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因此重庆抗战遗址保护由此迎来新的重要发展机遇。

8月20日，在市委宣传部召开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抗战遗址批示的座谈会，会议决定，由重庆相关部门组建专项工作组前往北京，专题汇报抗战遗址保护工作进展，并广泛听取北京相关部门及专家的宝贵意见，以期获得更广泛的支持与协助。

8月25日，国家文物局召开“重庆抗战遗址保护座谈会”。会议要求切实执行中央的指示，明确抗战遗址标准，并着重体现重庆城市抗战特色，保护好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国民政府、中间党派以及经济、文化、社会等相关遗址，同时展现国民政府在重庆的行政体系，积极推进重庆抗战遗址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工作。财政部表示，加大对重庆抗战遗址保护的支持力度，国家级文物要有保尽保，省市级文物也要大力支持。重庆抗战遗址保护得到中央的大力支持。重庆抗战遗址保护工作迅速且有效地全面展开。

8月，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重庆博物馆、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共同编制的《重庆抗战遗址保护利用总体规划》（简称“总体规划”）初稿完成。该规划详细界定了遗址的总体情况，确立了保护利用工作的目标、重点和实施步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了统一的保护利用措施。规划的完成为科学开展保护利用工作提供了遵循，确保了抗战遗址得到有效地保护和合理地利用。“总体规划”根据重庆市现存抗战遗址的空间分布状况，提出全面有效保护395处抗战遗址本体，其中重点保护61处共187个点，集中保护15个片区；建立完整的保护体系等保护措施；新建1个大后方抗战历史文化陈列总馆，利用修复的抗战遗址开辟13个专题陈列，规划5条主题旅游线路，树立各种雕塑及文化标识组成的利用体系，以提供更为便捷的参观途径和更加丰富的抗战文化视野。[12]

9月27日，市委宣传部召开“重庆抗战遗址保护与利用情况汇报会”，就全市保护情况听取汇报。市财政局、市建委、市文广局、市规划局、渝中区、沙坪坝区、南岸区、北碚区等单位介绍了本单位推进保护的情况。会议就进一步加强抗战遗址的保护工作、提升利用效率和明确宣传导向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工作要求。

9月29日，在重庆博物馆召开了一场会议，旨在探讨“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重庆抗战遗址名单”。与会专家们就抗战遗址的名称界定、内涵挖掘、价值评估、保护措施制定以及利用情况分析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且细致的讨论。会议拟推出最具代表性、价值显著且具备抗战首都功能体系的重庆抗战遗址群，借此契机，扎实准备申报文本，多渠道介绍相关情况，力争让更多遗址成功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0月9日，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文化广电局联合下发了《关于保护利用重点文化遗产的实施意见》，[13]抗战遗址抢救维修任务分解至市级相关部门及区县，明确了责任主体和工作要求，落实了年度计划。

11月20日，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召开“总体规划”讨论会，项目负责人汇报了编制情况，并听取了专家的意见。这是报请市委、市政府审批前的最后一次工作会议。“总体规划”的制定与出台，标志着重庆市首次针对特定时期各类文物遗址进行全面规划，对推进抗战遗址保护具有重大意义。11月下旬，“总体规划”经市委抗战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协调小组和市政府第7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进一步明确了全市抗战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目标、保护重点、实施步骤，为科学开展抗战遗址保护利用提供了遵循。

12月，重庆市政府公布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名单，有34个92处抗战遗址入列。[14]在此基础上，重庆市文广局组织申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工作，其中48个抗战遗址共147处被纳入申报内容。随后，重庆特别向中宣部、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国家文物局等单位报告，说明重庆抗战遗址申报全国重点文物单位情况和理由，得到这些部门的理解和大力支持。在公布第二批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名单工作带动下，有52 处抗战遗址被公布为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2014年，市文物部门会同规划部门编制了《重庆市主城区抗战遗址定点定位规划》，将主城区314处抗战遗址的位置、保护范围、保护要求纳入城市控制性规划中，从城市规划上加强抗战遗址预防性保护与管理。此外，组织编制了《重庆黄山抗战旧址群保护规划》《歌乐山烈士陵园保护规划》（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等一系列抗战遗址文物保护单位的专项规划，明确其保护区划、保护要求等内容。

“中美合作所” 集中营旧址

2019年和2021年间，经市政府同意，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联合公布了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其中包含了所有确定为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抗战遗址。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中的抗战遗址，也陆续由所在区县公布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3）抢救维修 全面铺开

从2009年开始，通过实施120处革命遗址、抗战遗址调查，明确优先实施抢救保护的革命遗址、抗战遗址名单，率先启动了一批抢救保护项目。

2010年，以“总体规划”为指导，重庆现存的395处抗战遗址保护工作重点铺开。当年，即投入了专项资金用于抢救维修工作，并对43处重要的抗战遗址和革命遗址进行了紧急抢修。对渝中区抗战遗址相对集中的李子坝片区，以城市建设投资的形式，共抢救保护抗战遗址11处、面积8000余平方米；并以此为依托建成全长1.8公里、面积12万平方米的抗战遗址公园，成为城市建设与遗址保护利用与抗战文化品牌打造相结合的重要成果。针对危旧房改造中得以保留的抗战遗址，政府在文物建筑容积率、绿地覆盖率以及产权二次确认等多个方面给予了政策上的倾斜和支持。

2011年，抗战遗址抢救保护稳步推进。完工55处，对外开放49处，正在施工9处，完成维修方案编制17处，正在编制方案11处。完成《重庆市革命遗址保护规划》《黄山抗战遗址保护规划》；完成了渝中区、江津白沙坝片区、巴南南泉镇片区的抗战遗址规划编制，并启动了南岸区使馆区、九龙坡区谢家塆重庆建设机械厂（原兵工署第一兵工厂）抗战生产洞片区、沙坪坝区山洞、北碚区缙云山──金刚碑等4个抗战遗址片区的规划编制工作。完成《新华日报》、抗战文化、川军抗战史、抗战乡村建设4个抗战专题陈列的大纲编写工作。

2012年，保护修缮工作进入收获期。如期完成120处重要遗址抢救维修任务，其中重要革命遗址37处、抗战遗址83处，维修总面积达189461平方米。

 

三、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重大突破，收获满满

在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中，重庆市上报了43个项目，132处文物遗址列入推荐名单。其中，抗战遗址25个95处。由国家文物局报请国务院。

2013年3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核定并公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15]核定公布了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43处，另有47处项目与原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合并。根据官方数据，重庆共有20个抗战遗址（包含71处具体地点）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刘伯承旧居和聂荣瑧旧居也被纳入，使得总数达到22处。[16]2013年5月，新华社公布了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

刘伯承故居刘伯承跃马铜像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19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共公布了八批。重庆在申报获得‘国保’的道路比较漫长，抗战遗址中历次获批情况为：第一批1个，第三批1个，第五批2个，第六批3个。进入新世纪，随着对近现代重要史迹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对包括抗战遗址在内的近现代重要史迹的保护非常重视，抗战遗址纳入“国保”，成为其数量最多、发展最快、保护有力的重要时期。在第七批“国保”申报中，重庆的近现代重要史迹获得“国保”单位22处，除刘伯承故居和聂荣瑧故居外，其他20处，都是与抗日战争时期有关的遗址。第七批“国保”有一个特点，将同属一个内容的遗址组成“旧址群”，如重庆抗战金融机构旧址群、重庆黄山抗战旧址群、同盟国驻渝外交机构旧址群等，在一个旧址群下，有数量不等的几处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又有西山钟楼、重庆大学早期建筑、瀼渡电厂、张自忠将军墓、罗斯福图书馆旧址等5个抗战遗址成功入选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截至目前，从第一批至第八批，重庆抗战遗址30个，[17]重庆成为抗战遗址“国保”最多的城市。浓墨重彩地彰显了重庆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和卓越贡献。

重庆大学早期建筑

张自忠将军墓墓前雕塑及环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重庆抗战内容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迅速增加，在短短不到十年时间内，重庆抗战遗址入选“国保”竟达25处，是第一批至第六批的5倍，中国共产党、中间党派、国民政府、文化、教育、社会等有关遗址得到更大程度的保护。重庆谈判旧址群、国民政府行政系统、外交驻渝机构旧址群、抗战金融机构旧址群、国民参政会旧址和保卫中国同盟总部旧址等等，这些遗址真实地展现了抗战首都的行政体系历史面貌，涵盖了军事、宗教、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具有深远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意义。到目前为止，重庆“国保”64处（第一批至第八批），抗战遗址30处，占全市“国保”近50%。抗战遗址保护成为重庆文物保护工作的亮点。这既是抗战历史的伟大创造，也是重庆持续推进抗战遗址的保护利用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最具“重庆辨识度”，是重庆文化发展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国保”中的抗战遗址保护背后，标志着国家在文物保护理念、文化制度和文物政策上的重大突破，是国家对抗战大后方历史高度重视和深刻认识的体现，是改革开放，创新实践的重大举措。重庆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战时首都，重庆抗战历史文化是重庆历史文化中的顶流文化，承载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历史，保护好抗战遗址，彰显那段烽火连天的历史记忆；通过抗战遗址表征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战精神。把抗战遗址的保护落实在“国保”名单中，是国家之幸、重庆之幸、人民之幸。重庆一跃成为拥有“国保”最多的抗战遗址城市，为文旅事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注入了强劲动力。

伴随着“国保”申报和公布过程，重庆抗战遗址保护效果日渐凸显。到2013年底，全市抗战遗址保存状况得到大为改善。抗战遗址险情得到全面控制，51处抗战遗址实现对外开放。同时，加大对抗战遗址价值内涵挖掘和研究，提升抗战遗址保护等级。2008—2012年期间，一批抗战遗址点升级为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或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如第十兵工厂旧址、军政部后方医院旧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旧址等公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国民政府外交部旧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旧址、北温泉抗战遗址群等公布为第二批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18]使得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中抗战遗址数量达到124处。

利用集中成片、整合开放、搭建交流平台、举办专题展览等方式，成功打造了渝中区上清寺、李子坝、红岩村、歌乐山山洞及南岸南山（黄山）等抗战遗址风貌区，成为抗战文化旅游的精品景点。依托抗战遗址，建设了一批反映重庆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国战区统帅部和抗战首都文化、教育、外交、政治、经济、军事重要地位的博物馆、纪念馆，形成抗战遗址博物馆群。以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曾家岩50号周公馆、北碚嘉陵江峡防局卢作孚纪念馆、北碚老舍旧居，雅舍、张自忠陵园为代表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黄山抗战遗址博物馆、桂园、特园、宋庆龄旧居等10处抗战遗址为代表的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以及陆续维修开放的沙坪坝赖家桥郭沫若旧居、史迪威旧居、冯玉祥旧居等等，抗战遗址每年吸引着千万游客。同时，推出了《重庆市抗战遗址保护成果展》《重庆抗战岁月》《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展》《卢作孚生平展》等30多个专题展览；开展了《重庆抗战遗址遗迹保护研究》《重庆谈判》《重庆大轰炸》《重庆抗战遗址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等一系列专题研究，出版了一批抗战大后方历史研究学术成果，成为提升城市文化形象、促进渝台交流、加强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暨文化工作委员会旧址

特园

 

四、协调解决抗战遗址保护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抗战遗址保护进入“深水区”。于右任旧居和中苏文协的保护在市委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得以顺利推进。于右任旧居位于南岸区黄葛垭镇的成都铁路局重庆疗养院。权属于成都铁路局。在市委的支持下，与权属单位共同商议，制定遗址修缮计划。于右任官邸依山势而建，两楼一底，有会客厅、卧室、客房、洗澡间等十余间房，建筑面积约800多平方米。由条石作基砌成在一块平台上，圆拱形大门进去为底层，上为楼房，青砖墙体，悬山顶屋面，房顶铺机制板瓦。屋后有围廊。房前屋后种有桂花树、黄葛树、紫荆花、菊花、万年青等植物。也是重庆近现代优秀建筑。遗址维修好后，重庆博物馆在旧居内举办了《太平老人—于右任在重庆》历史陈列。

“中苏文协”旧址的保护与修缮。1935年10月，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张西曼联合徐悲鸿及一些留苏文化人士在南京发起成立中苏文化协会。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苏文协”迁入重庆市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此遗址产权管理归军队。经多年协调，于2018年得到了修缮保护。“中苏文协”位于渝中区中山一路162号。建筑由主楼和副楼两栋建筑构成，主楼为一楼一底，副楼为二楼一底，均为小青瓦歇山式屋顶，中西式砖木结构，总建筑面积约940平方米，占地面积910平方米。目前，由重庆渝中母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进行物业管理。

这两个案例展示了如何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军队与地方关系，协调部门利益，为重庆抗战遗址保护作出的新尝试和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这项工作也带来启示：面对类似情况，应冷静协商、协调、达成协议，既尊重各方权益，又寻求共赢或多赢方案，通过不懈努力达成共识。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统一思想，耐心协调推进，信息交流畅通，保护为本，权属不变。问题得到逐步解决。

经过近20年的努力，重庆抗战遗址的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在中央和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通过规划先行、条例制定、政策和措施的有力实施以及经费的保障，团结市内外专家，采取全面保护和重点抢修的策略，重庆抗战遗址的保存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据不完全统计，全市395个抗战遗址中，保存状况好和较好的有232个，占总数的58.7%，比2009年提高了24%。特别是被列为“国保”和“市保”的抗战遗址，保存状况好和较好的比例达到了71%，比2009年提高了31%。[19]这些数据和成果的取得，反映了重庆抗战遗址保护与利用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五、提升保护水平加强社会监督

自2009年以来，重庆抗战遗址保护工作形成全面铺开之势。政府投入巨资，项目繁多且技术门槛高，对保护工作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经过两年的保护实践，抢救维修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也出现了一些需要及时改进的地方，以使在具体维修中的结构、材料、工艺、技术等方面更符合文物保护的规律和要求。2011年9月2日，市委宣传部和市文化广播电视局联合召开“重庆市抗战遗址保护利用研讨会”。[20]总结了近年来重庆市抗战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的得与失，并就下阶段的工作进行了研讨。与会专家认为，保护和利用好重庆抗战遗址现实意义重大，取得了不小成绩。但不能只顾完成本年度抢救维修计划，具体落实到遗址的抢救维修，还有很多重要工作要做。一是要忠实按照其建筑结构、形制进行维修，严禁扩大面积，打通开间，加宽屋檐等做法，保持历史建筑的原样，是还原历史的最起码条件，结构反映出当时建筑的时代水平、技术、审美等诸多信息；二是要还原建筑技术和材料，不要盲目地、方便地利用现代技术进行维修；必须更改的，需要专家会议论证，尽可能保持维修对象的历史技术含量；还历史建筑以真实历史，要尊重历史建筑，不能以“古人”就我；三是坚持维修计划审批、维修中间检查、维修完成验收的事前事中事后的严格管理模式，有关职能部门要加大管理力量，加强巡查，防止“偷梁换柱”“外实内虚”式维修行为。一旦出现此类情况，即终止维修单位资质，列入“黑名单”，规定时间内不得从事文物建筑抢救维修工作。渝中、沙坪坝、北碚等相关区县分别系统梳理了本区域抗战遗址保护情况，完成了本年度抗战遗址保护计划。大会总结时提出，重庆在组织领导、开展调查、立法保护、规划编制、抢救维修、合理利用、课题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对于下一步抗战遗址的保护和利用，市里也将综合各方专家意见，提出加强遗址保护的针对性措施，使重庆抗战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再上新台阶。

同时，社会各界十分关心抗战遗址的保护利用。九三学社专门提出《进一步加强重庆抗战文化资源保护及开发的建议》的政协提案。此为2011年重庆市领导督办完成的第一个重点提案。市委宣传部、市文广局认真梳理有关情况并据实回复，介绍近年来重庆抗战遗址保护工作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该提案的回复办理工作得到市委宣传部和市政协的充分肯定。九三学社重庆市委对回复中的意见及解决问题办法给予了积极认可和高度评价。自2010年以来的几年时间里，每年都有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提出建议和提案，质询有关部门，督促抗战遗址的保护利用工作，为保护利用好抗战遗址出谋划策。

 

六、法规条例政策保障

重庆十分强调以法律方式推进文化遗产的保护。 2000年，市政府公布的第一批148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中，有26处抗战遗址。[21]这是重庆直辖后第一次重新确定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2005年9月29日，重庆市人大通过《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2011年10月18日国务院批复的《重庆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22]，这两个法规都对抗战遗址保护作了严格规定，使其有了法制保障和初步规划。《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第十款明确提出：“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开埠时期及其他具有历史价值的近现代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遗存纳入文物保护范畴，由区县文物行政部门组织调查后，由市文物行政部门会同市规划、建设行政部门组织核查、设立保护标志，并向所有者或使用者发出保护通知书，明确保护义务”，明确了抗战遗址保护的有关程序。2009年，市政府公布的第二批193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中，有34处92个抗战遗址。[23]

2009年，市政府专门下发了《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危旧房改造工程中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24]明确了抗战文物遗址保护的工作职责和总体要求。

2012年，市政府下发的《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通知》，[25]出台了关于抗战遗址保护在容积率、绿地覆盖率和重新确权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2014年3月，国家文物局《关于加强抗日战争时期文物保护利用工作的通知》（文物保发〔2014〕9号）要求各地做好抗战相关文物保护单位和纪念地、博物馆、纪念馆的资源梳理、保护修缮、开放利用、展示提升、学术研究和交流合作等工作。为迎接2014年抗战胜利纪念日和国家公祭日的到来，以及做好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的充分准备，根据“通知”要求，重庆市文物局会同市规划部门编制了《重庆市主城区抗战遗址定点定位规划》，将抗战遗址位置、保护范围、保护要求纳入城市控制性规划中，加强预防性保护与管理。

2014年，重庆全面摸清了抗战可移动文物资源情况（全市抗战可移动文物92,001件套），结合先前调查的不可移动文物资源，重庆全面掌握了抗战文物和抗战遗址的基本情况。同时，加强对文物保护项目的程序和制度管理，从申报程序、文本撰写、项目设计、资金核算、材料清单、技术说明、工艺标准等逐一要求，项目申报批准后，有关技术与工艺落实在具体修缮中，不同标准贯彻落实在修缮过程中。2014年，申报抗战遗址保护项目的立项、修缮方案共33个。保护修缮质量得到进一步控制，修缮效果进一步提升。

2015年1月15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重庆警备区政治部《关于加强抗战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的通知》[26]提出“2015―2017年重庆市抗战遗址保护利用重点任务”35项。落实到具体的遗址单位，以推动抗战遗址的保护利用。按照“通知”要求，滚动推进，维修一批，设计一批，申报一批的原则，2015年启动实施的20个抗战遗址保护利用重点任务中，巴南区“孔园”和“听泉楼”等8个项目完成维修，法国领事馆旧址等3个项目正在实施，其他9个项目正在开展维修的前期工作。

9月17日，市政府第10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重庆市抗日战争遗址保护利用办法》（下称《办法》），[27]并于12月1日正式实施，这是全国出台的第一部有关抗日战争遗址保护利用的地方性规章。《办法》从责任、保护、利用、监督四个方面强化了重庆抗战遗址的保护利用。一是明确责任。《办法》清晰界定了市、区县、乡镇及街道办事处的领导职责，以及文物、规划、国土、建委等部门的详细责任，并强调了保护责任人的主体职责。二是强调保护。《办法》通过建立《重庆市抗战遗址名录》，实施严格的原址保护；明确提出对抗战遗址实施原址保护的建设项目，抗战遗址建筑面积不计入该项目容积率，抗战遗址占地面积不计入该项目建筑密度指标和绿地指标。三是促进利用。《办法》积极倡导利用抗战遗址建立展览馆、博物馆，同时鼓励旅游相关部门和单位开发并推广蕴含抗战文化特色的旅游线路、服务和产品，并要求城市地图、公交站台、道路标牌等公共设施纳入抗战遗址信息，以此营造浓厚的城市文化氛围。四是加强监督。《办法》对不履行保护利用责任，破坏抗战遗址等行为主体，将严厉追责。对利用抗战遗址开展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信用管理，建立信用档案，并依法向社会公布不诚信单位和个人名单。明令禁止擅自迁移和拆除抗战遗址等行为，全面加强对全市现存395处抗战遗址的保护利用。

2016年，《重庆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实施意见》（渝府发〔2016〕26号）出台，提出主要目标，到2020年，全市文物保护体系基本完善，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保存状况良好，建成抗战、革命、统战等在内的五大系列博物馆群。

 

七、学术研究成果支撑

在政策的有力保障和实际操作保护项目的同步推进下，抗战遗址的学术研究得到了显著的进步。这里主要介绍著作和研究项目。

长期以来，重庆抗战遗址的研究并未达到应有的高度。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抗战遗址的研究才逐渐起步。

1988年，《陪都遗迹·重庆林园》出版，这是一本较早的介绍歌乐山林园遗址的图书。1989年，沙坪坝区志办公室编撰《抗战时期的陪都沙磁文化区》，提及沙坪坝区的一些抗战遗址。

1995年，重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大型丛书《重庆抗战丛书》出版，一共16种。其中就有专门介绍重庆抗战遗址的著作《陪都遗址寻踪》，共收录介绍了69处遗址，并附录有《中国抗战陪都遗址、遗迹一览表》。该书由重庆市博物馆近现代史部依据80年代以来积累的工作成果精心编纂，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重庆抗战遗址的系统介绍首次面世。这部著作把近年来开放的遗址单位和重点关注的遗址进行了介绍。

2003年重庆市博物馆申报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课题”《重庆抗战文物遗迹的有效保护与合理运用》。这是重庆第一次专题对抗战遗址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

200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蓝锡麟主编了一套《溯游抗战重庆丛书》，共10种，其中有两本谈抗战遗址。即重庆市博物馆邓又平编著的《陪都溯踪》和重庆市博物馆杨莜编著的《探寻陪都名人旧居》，[28]前者以一种轻松读史的方式，让大家了解重庆作为战时首都与陪都曾留下的众多的抗战遗址。后者介绍了抗战时期重庆市名人故居。包括胡子昂旧居、刘湘旧居、潘文华旧居、范绍增旧居等。[29]廖庆渝编著的《重庆歌乐山陪都遗址》（中英文对照），收录遗址127处，题刻31处，书中有不少作者拍摄的珍贵图片，每张图片都配有中英文简单说明。书后附录有《重庆歌乐山陪都遗址、遗迹一览表》，分为：一、军政机关、社会团体；二、医院、学校；三、军政要员及社会名流旧居三类，列有295个，并注明遗址所在地址，[30]有查找比较的意义。作者在收集资料时花费了不少精力，亲自调查，保存了不少材料。这一时期，抗战遗址的研究工作聚焦于全面介绍遗址，涵盖多角度、多区域及多样主题，不仅在文字生动性上有所提升，研究深度、编辑技巧及观察视角亦取得了显著进步，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2009年12月，重庆博物馆对重庆地区的抗战遗址遗迹进行研究。项目组由黄晓东、张荣祥、艾智科和石丽敏等同志负责，组织博物馆有关同志进行深入研究。历时两年多，该项目以20世纪80年代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材料和新世纪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材料为基础，重点参考2009年重庆抗战遗址专项调查发现的新材料。全书分绪论、总论和分论三部分6个章节，对重庆抗战遗址遗迹保护作理论建构、分析和实地考察。依托理论研究，提出政策支持，并深入分析其主要价值，进而逐一细致研究并介绍395处抗战遗址遗迹的本体形制、空间布局、内部结构，并提出相应的遗迹保护策略。这是第一次以现存的抗战遗址为研究对象，进行的整体研究。在理论层面提出创新见解，于保护原则及方法上，严格遵循一址一策的原则，提出具有针对性的保护建议。并有多个统计表，方便读者统观整体面貌。用这样的方式对抗战遗址进行研究，是文物博物馆界的第一次。

该项目完成后送北京专家评审。相关专家审读了项目完成文本，并给予高度评价。项目组根据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进一步丰富和提升了文本质量。2013年6月，本项目以《重庆抗战遗址遗迹保护研究》[31]为名在重庆出版社出版，纳入《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100卷）。

2011年，沙坪坝区文化委的同志主编了《重庆抗战遗址遗迹图文集》。全书以抗战遗址遗迹为宏线，以行政区域为单元，以地区为板块，重点介绍了渝中区、沙坪坝区、南岸区、江北区、渝北区、九龙坡区、大渡口区、北碚区、巴南区、江津区、合川区和万州区，每一区县有总体介绍，随后有该区县的抗战遗址遗迹分布图，以大量图片和简要文字说明，在书后附录有《重庆市现存抗战遗址遗迹图表》（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以单位名称、所在区县和遗址遗迹所在地址等项目列入，收录393个。本书是第一次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为契机，以重庆抗战遗址专项调查为基本内核，收集、拍摄、记录了市内各区县的抗战遗址遗迹。[32]该书收录资料较全，为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抗战遗址的学术研究，始于遗址介绍，到遗址系统的梳理，到理论与保护实践的结合的研究发展，形成了一整套遗址的研究、保护理念和方法。由此，重庆市文物局对抗战遗址的研究越来越重视。2014年下半年，市文物局和重庆博物馆梳理出《重庆抗战遗址基础史料研究》《抗战时期重庆兵器工业遗址群保护与分类利用研究》《抗战时期同盟国驻渝外交机构遗址群保护与分类利用研究》《抗战时期日军战俘营旧址、张自忠烈士陵园、库里申科烈士墓保护与分类利用研究》《重庆大轰炸资源利用与纪念园建设可行性研究》等5个课题，联合市内有关专家申报，拟列入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2014年度重点项目。这5个项目由市委宣传部和市社科联主持评估，研究项目经费由市文物局资助，列为重庆市社科重大委托项目。通过这种特别的项目立项程序，既是为后来的抗战遗址研究寻找申报路径，树标杆，也是开辟重庆抗战遗址研究的新渠道。将抗战遗址保护与利用作为市级社科课题进行系列专题研究，经费采取多渠道支持，这在全市还是第一次，在全国还是比较少见的，具有示范和探索意义。在此基础上，集合力量，积累学术成果，提升研究水平，冲刺申报国家级研究项目。2020年，五个课题圆满结项，并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其中除《抗战时期同盟国驻渝外交机构遗址群保护与分类利用研究》一书外，其余四部均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2017年，《抗战之都：重庆重要抗战遗址图录》[33]出版。该书系收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抗战遗址基本信息和保护状况的普及性读物，图文并茂，分类编排，以遗址群或单独遗址为基本要素进行编纂，反映同一类或同一主题遗址的价值。它既是对重庆抗战遗址保护成果的一种集中反映，也是对更好地开展抗战遗址保护工作的一种启示。

2018年12月，由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编纂的一部全面系统反映重庆抗战历史的志书《重庆抗日战争志》启动编纂，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充分整理、精心甄别、反复核查，数易其稿，历时6年完成编纂工作。全志共设总述、大事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外交、人物、抗战遗址、附录等12个部分。其中的《抗战遗址》卷，分八章28节，收录重点抗战遗址，在撰写过程中，注重遗址调查，甄别文献材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重新撰写，以保证遗址的历史真实性和完整性。该书纳入《中国地方抗日战争志工程》，于2024年公开出版发行。[34]

重庆抗战遗址是那段峥嵘岁月留下的一笔宝贵财富，是一部真实的历史。抗战遗址的研究，是延续重庆这座城市的文脉，也是活化历史的重要支撑、可靠依傍和基本遵循。重庆的抗战遗址的研究，由党委、政府主导，行政协商推进，以项目为抓手，以专家教授为担当，有关部门和单位共同发力，统一思想，统一目标，使重庆抗战遗址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为重庆抗战文化研究与建设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八、三个抗战遗址保护利用的典型案例

1. 重庆抗战兵器工业旧址公园。2017年7月，重庆市九龙坡区政府与四川安仁建川文化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共同建设重庆抗战兵器工业旧址公园。该项目于2018 年 6 月 18 日正式开馆。重庆建川博物馆位于九龙坡区谢家湾付家沟片区。该片区为重庆建设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生产厂房所在地之一，拥有53个兵工生产洞，其前身可追溯至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兵工署第一兵工厂。2013年，该片区作为重庆抗战兵器工业旧址群，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重庆抗战兵器工业旧址公园雕像

该公园以抗战、兵工为主要题材辅以地方特色文化，定位于中国首座“抗战兵工”特色博物馆聚落群，博物馆利用抗战时期兵工生产洞洞体作为馆址设立的特色博物馆聚落，分为8个主题博物馆，展陈文物包括60余件国家一级文物在内的各类文物藏品4万余件，文物主要包括抗战、兵工、民俗、红色年代等近现代史料、物品。借助文物、版面设计、场景复原及多媒体展示等手段，生动展现了第一兵工厂的历史风貌，以及中国民族兵工产业发展的艰辛历程，彰显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伟大抗战精神。[35]

这个项目的建设，对于实现洞体文物修缮保护技术，洞体文物利用模式和连片泛主体博物馆群的展陈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取得了较好成绩，受到了观众的欢迎和肯定。是政府与非国有博物馆合作的有益尝试，对于文博展陈技术、博物馆开办改革、探索文化市场与文博的结合等发挥了重要的案例作用。

2025年，中央财政资金支持重庆抗战兵器工业旧址群建设。 该项目是一项改扩建工程，定于2025年破土动工，并预计在2027年圆满竣工。旨在打造一个集保护、展示、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遗址公园。[36]

2. 沈钧儒旧居等文物建筑的保护。渝中区马鞍山是我市29个传统风貌街区之一，与人民大礼堂、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相邻，完整保留了抗战时期和西南大区建设时期的风貌。2017年至2019年，渝中区马鞍山传统风貌区对西区部分实施了改造和文物修缮。工作重点集中于沈钧儒旧居等文物建筑的精心保护修缮，同时进行了排危改造和环境整治，成功再现了片区特有的‘青砖黛瓦、绿树红墙’抗战历史文化风貌。目前，马鞍山风貌区在展示抗战文化的同时，引入渝欧跨境数字贸易产业园，吸引链多多、云仓跨境物流、赛玛特等企业入驻。通过“办公+文旅+配套”模式，成为历史与现实结合的风貌区。[37]

3. 兵工署第二十一兵工厂火工所旧址保护。充分运用法治手段，努力推进抗战遗址保护，也是近年文物保护的努力探索和重要收获。兵工署第二十一兵工厂旧址中的火工所的保护就具有典型意义。该旧址是重庆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它是抗战时期军火弹药生产的实物见证，也是三线建设时期战略防备设施的关键构成部分。2021年4月，大渡口区检察院接到群众反映兵工署第二十一兵工厂火工所旧址疏于维护的线索；10 月，大渡口区检察院依法向区法院提起了行政公益诉讼；2022年3月法院判决支持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要求主管部门对火工所旧址依法全面履行保护和监督管理职责。判决生效后，大渡口区政府高度重视，多次开会研究，最终由区文旅委联系专业文物保护公司、专家，形成了火工所保护修缮方案，以此来排除文物实质性损毁风险。火工所的使用单位为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大渡口区检察院主动协同区文旅委，与该公司进行了深入沟通，共同推动了川渝两地文物保护合作机制的形成，同时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也拨付了专项修缮资金，并与大渡口区人民政府签订了文物修缮委托协议。2024年7月4日，兵工署第二十一兵工厂火工所旧址的保护修缮工程正式举行开工仪式，由大渡口区文化旅游委承办，多单位代表参与，确保最大化保留文物的历史原貌。这个典型案例也给公众带来思考，运用法治手段，推进抗战遗址的保护，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检察机关表示，将持续关注工程进度，严格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最大化保留文物的历史原貌，让历史的痕迹在修缮中焕发新生。[38]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保护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针对抗战遗址的管理与保护，面临诸多挑战。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保护体制机制、保护技术、数字化保护、数据库建设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人工智能介入抗战遗址保护利用和研究急需加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如何利用城市更新“小而美”项目，让重庆抗战遗址中100多处文物点的保护利用更添亮色。更重要的是，抗战遗址修复后，不再成为新的无人使用的建筑，如何根据社会需要、市场需要而加强利用成为关键问题，亟须深入探索创新，让文物“活”起来，焕发新生，此任务尤为迫切。

抗战遗址的保护、利用和研究永远在路上。我们正在保护、研究历史文化遗产，这一崇高工作也将成为这座城市的文化遗产。

注释：（上下滑动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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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庆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编著：《巴渝记忆　重庆文脉：重庆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上册，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年，第99页，第101页。

[2] 重庆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编著：《巴渝记忆　重庆文脉：重庆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上册，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年，第97页。

[3]　幸军：《守护城市经典文化：重庆抗战遗址的抢救与保护》，《红岩春秋》2010年第5期。

[4] 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编（刘豫川主编）：《重庆文物总目》，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5] 《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通知》，国发［2007］9号，《国务院公报》2007年第15号（总号:1230）  

[6] 重庆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编著：《巴渝记忆　重庆文脉：重庆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年1月，第26页。

[7] 重庆市第三闪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编著：《巴渝记忆　重庆文脉：重庆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下册，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年1月，第215页。

[8] 幸军：《守护城市经典文化：重庆抗战遗址的抢救与保护》，《红岩春秋》2010年第5期。

[9] 黄晓东：《真实历史的力量：论重庆抗战遗址》，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编：《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论丛》（第一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3年9月，第458页。

[10]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危旧房改造工程中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渝办发[2009]215号, 《重庆市人民政府公报》2009年第16期。

[11] 国家文物局《关于开展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工作的通知》，文物保发〔2009〕14号。

[12]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重庆博物馆、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制:《重庆抗战遗址保护利用总体规划》，2010年11月。

[13]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文化广播电视局《关于保护利用重点文化遗产的实施意见》，渝文广发〔2009〕260号。

[14]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二批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渝府发[2009]118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公报，2010年第1期。

[15] 国务院：《关于核定并公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国发[2013]13号）。

[16] 《重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览表》，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编著：重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第一至第八批），重庆：重庆出版社，2021年4月版。

[17] 《重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览表》，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编著：重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第一至第八批），重庆：重庆出版社，2021年4月版。

[18]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二批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渝府发[2009]118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公报》2010年第1期。

[19] 重庆市抗战遗址保护利用情况汇报，2015年4月26日，会议汇报材料，未刊稿。

[20] 李志峰：《重庆抗战遗址数量全国最多》，《重庆日报》，2011年9月3日。

[21]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一批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渝府发[2000]第83号，2000年9月7日。

[22] 《国务院关于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的批复》，国函（2011）123号。

[23]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二批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渝府发[2009]118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公报》2010年第1期。

[24] 《重庆市人民政府公报》 2009年16期。 

[25] 《重庆市人民政府公报》 2012年17期。

[26]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重庆警备区政治部：《关于加强抗战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的通知》渝府办发〔2015〕8号。

[27] 重庆市人民政府：《重庆市抗日战争遗址保护利用办法》，渝府令〔2015〕293号。

[28] 邓又平编著：《陪都溯踪》，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年3月。

[29] 杨莜编著：《探寻陪都名人旧居》，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年3月。

[30] 廖庆渝编著：《重庆歌乐山陪都遗址》，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

[31] 黄晓东、张荣祥主编：《重庆抗战遗址遗迹保护研究》，重庆：重庆出版社，2013年6月。

[32] 李波主编：《重庆抗战遗址遗迹图文集》，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

[33] 幸军、张荣祥主编：《抗战之都：重庆重要抗战遗址图集》，重庆：重庆出版社，2017年版。

[34] 黄晓东主编：《抗战遗址》，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纂：《重庆抗日战争志》（下卷），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24年版。第699页—805页。

[35] 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重庆举行建川博物馆开馆新闻发布会，2018年6月13日，http://www.scio.gov.cn/xwfb/dfxwfb/gssfbh/zq_13847/202207/t20220715_208007_m.html，2025年8月25日。

[36] 陈瑜：千万中央财政资金支持重庆抗战兵器工业旧址群建设，2025年6月4日，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511892859105051199/?upstream_biz=doubao&source=m_redirect，2025年8月25日。

[37] 重庆打卡点+1！马鞍山传统风貌区项目全面完工开放，2025年5月21日，https://zfcxjw.cq.gov.cn/zwxx_166/zwyw/202505/t20250521_14645307.html，2025年8月25日。

[38] 张柳妞：大渡口区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守护珍贵历史遗产，2024年9月13日，https://www.pacq.gov.cn/archives/184722.html，2025年8月25日。

* 本文撰写中，得到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孙慧同志的帮助，在此致谢！

文稿：黄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