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展示传播应“接地气”
七月末的敦煌，悬泉置遗址。
结束了参观考察的“文保陇上行”记者们刚刚钻进还弥漫着戈壁热风的面包车，就不约而同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像这类已经回填的考古遗址会向潜在的游客展现什么内容？又将向公众传递哪些历史和文化信息？我一时默然。其实，在“陇上行——关注世界遗产大型公益活动”的沿途，也有人问过我相似的问题。平心而论，关于这一领域的讨论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文物保护范畴，进而涉及文化遗产展示、传播和公众接受的深层次问题。
将怎样的过去呈现给公众
一个较少被媒体提及却又长期普遍存在的事实是，文物的原真性及内在价值和外在观赏性往往构不成正比关系，即使是同一类型的文化遗产——譬如甘肃河西走廊的汉代长城和北京的八达岭长城——前者带给非专业人士的视觉冲击可能远没有后者那样强烈，尽管前者的文物价值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后者，而后者的知名度又远远超过前者。对于文物保护工作来说，必须遵循一定的准则和规范。并不是每处文化遗产地都有潜质成为大众旅游的宠儿，也没必要为迎合公众的需求而刻意地去打造或展示某些方面的内容，保护文化遗产，既是我们庄重的承诺，更是一种需要积淀的文化精神，在某些方面注定曲高和寡，毕竟，我们不是为了展示文物才去保护文物。
另一个半公开化的国内外通行的潜规则是，关于考古遗址、古代建筑和博物馆的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只属于专家。通常情况下，公众耗费时间、精力和金钱，只能被动地接受学术精英们的文化恩赐。无论考古遗址的保护、古代建筑的修缮还是博物馆陈列展览的设计制作乃至讲解词，都是在一整套相对完备的标准化体系内完成的，我们可以保证呈献给观众和游客的是几乎无可挑剔的符合专业要求的文化产品，但对于公众来说，他们只能无条件或者无选择地接受这些产品，同时还得努力地在我们提供给他们的文化产品和文化遗产实物之间，去想象和重构自己心目中的文化遗产形象，换言之，这种理想与现实间的距离可能就是公众与文化遗产情感上的距离。按照参加“陇上行——关注世界遗产大型公益活动”的某中央媒体记者的说法，第一次到莫高窟，并没有像坊间传说的那样被震撼甚至泪流满面，人们近距离接触杰出艺术作品时所产生的精神躁动亦即所谓的“斯丹达尔综合症”并未在她身上出现。的确，斯丹达尔所描述的“精美绝伦的艺术赐予的美妙感受与内心升腾的热烈感情汇于一处”的感受笔者自己也从未切身体会过。只不过更多的游客对于所参观过的文化遗产地不好意思将失望而归这个词说出口罢了。
公众如何接受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的展示与传播是双向的过程，公众对于文化遗产的接受程度直接决定着文化遗产展示与传播的效果。当记者团在敦煌莫高窟某个不对外开放的特窟内考察采访时，洞窟外的一幕却令笔者记忆犹新。一位游客试图进入洞窟被保卫人员劝阻后愤愤不平道：“花了160块，凭什么不让我看？”这也许是当下大多数游客的共同心态，在潜意识里将文化遗产等同于普通商品，首先考虑的是自己付出的票价是否物有所值，把参观文化遗产地视为超市购物一样的等价交换行为。十多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杂志记者罗伊·马尔金在一篇关于旅游业与文化的文章中曾经不无揶揄地写道：“艺术属于那种撼人心魄的东西，消受起来应当讲究节制才是”。英国著名考古学家保罗·巴恩也说过，身处大众旅游与“遗产工业”的年代，遗产工业的基本困境是如何平衡保存文物的最高要求与公众观看和参观他们自己遗产的基本权利之间的矛盾。得益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旺盛的市场需求，我们的文化遗产地现在无法抗拒蜂拥而来的游客和利益相关方的强大压力。按照笔者的理解，人类皆应对文化遗产心存敬畏和尊重，在参观文化遗产之前应当做足功课，有备而来，方能收到清心明志之功效，若能如此，即便“斯丹达尔综合症”发作又如何？问题是，在一个将文化作为资源开发、将文化包装为产品上市、将文化作为快餐消费的时代，文物工作和文物工作者尚且难以独善其身，又怎能过于苛求公众追求阳春白雪呢。不过，即便难度很大，推动公众真正认识文化遗产、真心接受文化遗产、用心品味文化遗产，依然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工作。
现在，“接地气”是一个热词。据媒体报道，国内已经有博物馆开始尝试走“群众路线”，推动陈列展览由“供给型”向“需求型”转变，打造“百姓自己”的博物馆。对于文物工作而言，将怎样的过去呈现给公众和公众如何接受文化遗产的命题，其实是最基础、也是最人性化的“接地气”举措之一，与其迎合不切实际的政绩诉求，不如静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回头看看，我们所保护和研究的文化遗产究竟有没有真正融入公众生活，对于提升全民族整体文明素质的贡献率究竟有多高。问题的症结可能与中国考古学和文物保护工作历来注重“证经补史”而缺乏人文关怀的传统有关，希望借着“接地气”，这种状况能有所改观。
（中国文物报 2013年8月9日1版）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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