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水县城一角

 

彭水县位于重庆东南部的武陵山区的乌江下游。县城处于乌江和郁江的交汇处，是一座不大的河谷型山城，其西有插旗山，高峰耸翠，山势陡峭。

2012年11月，彭水县山谷公园建设过程中发现了一座东汉至六朝时期的石室墓。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接到报告后，很快组建了山谷公园墓群考古队，并委派我作为工地现场负责人。墓葬（编号为一号墓）位于山谷公园内烈士陵园背后的山坡上，墓顶已被挖掘机凿穿出了一个大洞。从洞口向内观察，可看到四围边墙由石块垒砌，顶部是用条石拱成高大的券顶；墓室里侧还有石块砌筑的棺床，棺木早已不见踪影。墓底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泥土，其间夹杂着一些陶片。最引人注意的是墓室后壁上雕刻着北斗七星、三星等星象图。

 

山谷公园墓群发掘前场景

 

一号墓墓室

 

 

石渣之谜

 

山谷公园墓群探方东壁剖面

2012年12月9日，一号墓的条石券顶已经部分暴露，券顶周围的封土中出露了一层细石渣。而后的发掘中，有一个现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券顶周围的封土总是在两层黄土间夹杂一层石渣。当我们仔细观察券顶石条时，发现表面并不规整，而是经过人工打磨，有些石条间还塞满了石粉末。结合每层石渣与券顶的相对高度，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筑墓的工匠为了石块起券拼合完美，在现场打制条石。打制后的石渣遗留在原地，而随着起券高度的增加就要用土垫高，再进行加工修整，这样就形成了两层黄土一层石渣的现象。

 

 

  墓葬 形制  

历时半个多月的发掘后，一号墓的墓圹终于显露出来。整体为带墓道的凸字形墓圹，墓葬一半掩埋于墓圹内，券顶部分出露于墓圹上。墓道一角明显被一个长方形的遗迹打破，对其进行清理后发现这也是一座墓葬，将其编为二号墓。

一号墓墓门由两扇石门组成，其中右扇已被打开。门扇外侧面依稀可见用红色颜料绘制的图案，但已漫漶不清，后经检测，这些红色颜料的主要成分为朱砂。重庆是中国主要的朱砂产地之一, 早在先秦时期，这里的朱砂就得到了开采和利用，《后汉书·郡国志》中就记载“涪陵出丹”。

 

一号墓墓门

墓葬内部空间宽阔，站立其中只觉券顶高大。虽历经近两千年岁月的洗礼，但墓室结构仍然稳固，每一块石条均经精心打磨，其上錾痕规整有序。石块扣合严密，石缝间几乎插不进刀锋。

 

在墓室扰土中，清理出了大量陶片，但完整器很少。在清理过程中不断发现有石灰、木板灰以及散落的人骨，顺着木板灰清理，竟然出现了一座棺木的形状，并且棺内随葬一件明清时期的瓷罐。之后我们在墓室底部又清理出了陶俑、陶塘、陶摇钱树干、瓷罐、“五铢”钱、“货泉”钱等随葬品。从这些随葬品的风格和墓葬形制上看，一号墓的年代大致在东汉晚期至六朝初期。

 

墓葬的开口情况

 

二号墓是一座小型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随葬品有瓷碗、瓷碟、陶罐。从器物形制来看，具有典型的宋代特征。看来宋代人也相中了这一风水宝地，只是他可能不知晓此地原来的主人已经长眠于地下千余年，在这之后两人又比邻为居，直至今日因基础建设，才得以重见天日。

 

二号墓

 

 

“鹊墓鸠占”

 

在一号墓的墓室内，我们既清理出了东汉晚期至六朝初的随葬品，也清理出了石灰以及随葬有明清瓷罐的棺木。西南地区石灰的应用多晚至宋代以后，汉代几乎未发现有石灰痕迹，很明显这是明清时期的人借用一号墓进行下葬。这种借室埋葬的“鹊巢鸠占”情形并不鲜见，在三峡考古中就碰到过不少这类情况。如在一些汉墓内，随葬品有时竟重叠几层，下层埋葬有汉代的随葬品，上层密密麻麻摆放着唐宋时期的器物。难道是他打开了这座墓葬，不仅将随葬器物洗劫一空，更贪恋于这座石墓的豪华，索性死后就选择这里作为安身之所？

 

生死相随

 

在一号墓的棺床旁边有一个长条形孔道，长宽仅十余厘米，孔道一直延伸出了一号墓的东壁。顺着这个孔道，我们在一号墓旁发现了一座石室墓，将其编为三号墓。这时才知道这条石砌孔道将两座墓葬连接在一起，显示出两墓主人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应当为同一家族成员，或为夫妻关系，或者拥有亲密的血缘关系。这种埋葬形式与河南洛阳烧沟汉墓群中出现的东汉时期的“隔山葬”相似，即两墓并排，中间用小洞打通连接在一起。这类通道低矮、狭小，并不是真正供人相通，而是表达出两墓互通的象征意义，希望墓主人的灵魂可以相会于黄泉之下。

 

东壁下显露的三号墓开口

 

一号墓、三号墓三维透视图

 

墓主 猜想 

一号石室墓和三号石室墓是重庆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结构最为完整的东汉至六朝时期的石室墓，这彰显着墓主人的身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两座墓葬所用石料均为砂岩，而彭水县城未发现有砂岩的分布，只有距县城约30 公里外的普子镇砂石乡才产砂石。但是石料开采、运输、加工等都会耗资巨大，这显然不是一般人所能承担。

 

一号墓、三号墓全景

 

彭水县在汉代时初为涪陵县治，境内有井盐、丹砂等资源，当时已经得到了较大规模的开发。正是有经济资源的支撑，东汉末年刘璋将涪陵县升格为涪陵郡。两汉至六朝时期，郡内居住着一批大姓、豪强，《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涪陵郡……延熙十三年，大姓徐巨反。车骑将军邓芝讨平之……乃移其豪徐、蔺、谢、范五千家于蜀，为猎射官”。可以想见当时的涪陵郡中应云集着众多高官、大姓或富商。这两座墓葬的墓主人很有可能是其中的一员，但是墓葬未出土有关墓主人身份的文字材料，墓主人的身份便无法考证。

     

 

黄泉下的北斗

 

当墓室清理完毕后，我默默地站在棺床前，抬头凝视着后壁的北斗七星，思绪也跟着穿越时空。西南地区东汉至六朝时期墓葬中较少发现星象图，这幅北斗七星图也是重庆这一时期墓葬首次发现。

 

一号墓内的星象图

北斗七星是在北天排列成斗形的七颗星，关于北斗的信仰在我国也是源远流长。至迟到商周时期已出现北斗信仰，如商代的殷墟卜辞中就有商人拜祭北斗的记录，亦如曾侯乙墓的漆箱盖板上有篆书的“斗”字，环绕斗字，有一圈二十八星宿的名称。秦、西汉时期，北斗在星辰信仰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备受人们重视。北斗被视为天帝的御辇，如山东嘉祥武梁祠的画像一号墓内的星象图石上就出现了天帝驾北斗出行的图案。《史记·天官书》记载：“北斗七星……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因此，在西汉的墓葬壁画、画像石上发现了不少北斗七星的星象图。东汉至六朝时期，像一号墓中这类单独的北斗图像或书有“北斗”字样的材料比较多见。它们常常出现于墓葬中出土的解注陶瓶、符篆木简上。它们与一般的天象图不同，被赋予了驱除鬼祟、佑护生人的功能。这可能与早期道教信仰有密切的联系。之后，在道教信仰体系中，北斗逐渐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并被塑造成掌管着人的生死寿夭、吉凶祸福的神祇。唐宋间道教典籍《太上玄灵北斗本命长生妙经》记载：“是以北斗司生司杀，养物济人之都会也。凡诸有情之人，既禀天地之气，阴阳之令，为男为女，可寿可夭，皆出其北斗之政命也。”

一号墓中与北斗一起出现的还有相连的近似等腰三角形的三星，它可能表示三台星。根据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来看，三台星共六星，每两个靠近的星组成一台，平时中台微微隆起略成三角形，有时则连成一直线。三台星一般以三星表现，每台只画一星，少有同时画出六星的，这里的三星代表三台星的可能性较大。在道教文献中认为，三台星可“增禄寿，令无祸殃”。与北斗关系密切，两者相辅而成，往往相连不分，共同主宰着人的生死祸福。以往考古发现也有不少三台与北斗共同出现的材料，在年代较早的墓葬中，这些是用壁画形式来表现的。如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十六国时期的墓葬M408 ，在其墓室中发现了北斗与三台星共存的壁画。在年代稍晚的一些墓葬中，这些则是以铭刻、符箓的形式出现。如贵州思南明代张守宗夫妇墓中出土的镇墓符砖上就有“身披北斗头戴三台，寿山永远石朽人来”的铭刻。这些都体现了墓主人祈求长生的愿望。

生与死是人类一个永恒的哲学命题，人们总是留恋于世间的美好生活，希望自己生命一直延续。从秦始皇派三千童男童女到海外寻找仙药，到汉代崇拜西王母以求长生不老，再到其后的北斗延命说法，都透露着古人对长生的渴望，但人们无法摆脱自然法则，最终都是“魂归斗极”，只有在宗教信仰的世界中才能得到一丝慰藉。

无声的地下墓葬向我们诉说着真实的历史，呈现出我们祖先的生活观、世界观。在考古的世界中，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接下来将要发现什么，或许发掘出土的东西也永远无法得到解释。对考古来讲，只能依靠考古材料，来探索越来越接近于历史的真相。这也正是考古的魅力，驱使着我们不断地去探索和发现。

 

（牛英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