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考古与植物考古的最新成果
一、气候变化与文化变迁：以利万特南部为例环境因素是考古学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对考古学家来说，如何在考古资料基础上阐释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和嬗变始终是个极有吸引力的问题。近十余年来，从环境角度入手探讨人地关系、聚落形态的关系、以及环境变化与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已成为考古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气候变化、尤其是第四纪气候突变与文化变迁之间的内在因果联系已经成为考古学家、特别是史前考古学家探讨文化变迁的重要内容。最近，国外有学者就近东的相关研究有可能对以往的认识产生颠覆性的影响。经对利万特南部已发表的碳素测年数据进行分析，进一步精确了该地区自末次冰期以来（距今23000--8200年）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变化，并将其与精确记录第四纪气候事件的格陵兰冰芯数据进行对比，得出气候突变与文化变迁并非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的结论。
《绿洲还是蜃楼？—评估气候突变在史前利万特南部的角色》(以下简称《角色》）一文将研究区域设定在史前考古研究的重要地区—利万特（Levant）。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洲学者的调查和发掘揭开了利万特史前考古的序幕。此地也因为保存有丰富的晚更新世到全新世初期的遗址而成为近东史前考古研究的重要地区。《角色》作者选取的利万特南部是考古学研究比较深入、并建立了详细可靠的考古学编年的区域，特别是地中海沿岸要比东部内陆沙漠的文化序列更为完整。当地自晚更新世以来的史前文化有如下：凯巴拉文化（23-17.5ka cal. BP）、几何纹凯巴拉文化（17.5-14.6ka cal. BP）、纳吐夫早期文化（14.6-12.9 ka cal. BP）、纳吐夫晚期文化（12.9-11.6 ka cal. BP）、前陶新石器A（11.6-10.4ka cal. BP）、前陶新石器B文化（10.4-9.0 ka cal. BP）、前陶新石器C文化（9.0-8.5 ka cal. BP）、亚蒙基安文化（有陶新石器时代早期，8.5-7.8ka cal. BP）。需要指出的是，此前利万特发表的放射性碳素测年样本大多出自南部诸遗址，而放射性碳素测年则是《角色》考古学文化断代研究的主要手段。
上述史前文化的年代跨度大致相当晚更新世到全新世初，而第四纪则以气候波动大、冷暖事件的交替频繁为主要特征。这一时期与上述考古学文化关系密切的气候事件主要有：末次盛冰期（LGM,25-18ka cal. BP）、海因里希1（Heinrich 1）急速变冷事件（16.8-16.5ka cal. BP）、博林-阿尔路德间冰期（14.67-14.6ka cal. BP）、新仙女木事件（13-12.8ka cal. BP）、前北方期（1.14ka cal.BP左右，由此转入全新世）、距今8200年的急速变冷事件等。《角色》简要回顾了以往利万特气候突变与文化变迁关系研究的历史，他发现，考古学家普遍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即每次文化变迁都与气候突变事件相关，气候突变导致社会生业方式、石器制造技术等方面的变化、聚落兴废、社会复杂化乃至于考古学文化盛衰。如定居和复杂社会集团在纳吐夫文化早期的迅速出现与博林-阿尔路德间冰期的发生相关；新仙女木事件导致资源压力并引发纳吐夫文化晚期聚落密度降低；前陶新石器文化B的衰落与距今8200年的寒冷事件相关等。这一“因果关系”的解释模式占据了目前为止大多数已发表的论著。而《角色》的作者则对这一看似正确的观点提出质疑。
若气候突变与文化变迁之间确实存在因果联系，那么，其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就是气候突变的时间应出现在与之假设对应的文化变迁之前。《角色》由此入手，通过年代学研究对二者分别进行了尽可能精确的断代研究，以检验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时间上的先后。
首先，《角色》运用最高精度的格陵兰冰芯计划工程（GRIP）获取的冰芯数据对利万特自更新世晚期到全新世早期诸气候事件一一进行年代上的精准化，得出更为精确的起止时间（见上）。
其次，对利万特南部采集的放射性碳素测年标本及检测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对利万特南部70多个遗址的415个样本进行筛选和分析（因样本污染或误差较大者剔除122个，剩余293个）。考虑到考古学文化的精确断代几乎不可能，故作者使用了统计学的贝叶斯概率法对样本进行分组计算，目的是使考古学文化的起止时间更为精细。由于放射性碳素测年结果存在误差（可信度68%），故最终分析得出的各考古学文化及所代表的时代只能是相对精确。
经比对二者精确后的年代，《角色》得出结论如下：
1.几何纹凯巴拉文化始于17.89-17.66ka cal. BP,Heinrich1事件始于16.8-16.5ka cal. BP,前者早于后者800-1000多年（68%可信度）。
后者早于前者的概率小于0.0005。故Heinrich1事件与几何纹凯巴拉文化之间不可能存在因果关系。
2.纳吐夫文化早期的开始时间接近博林-阿尔路德间冰期发生时间（15.08-14.74ka cal. BP，68%可信度)，但稍稍早于后者。后者早于前者的概率为0.09，博林-阿尔路德事件应发生在纳吐夫文化早期后的60-410年（68%可信度）。
3.新仙女木事件（13.58-13.04ka cal. BP，据2009年校准曲线校准）迟于纳吐夫文化晚期开始的概率为0.93，迟滞时间为53-388年（68%可信度）。至于新仙女木事件与前陶新石器A（11.9-11.7ka cal. BP)之间的关系，由于前者发生时间早于后者太多，故不可能作为肇始后者的直接原因。
4.前北方期开始时间早于前陶新石器A开始的概率为0.03。二者之间也不可能存在因果联系。
5.距今8200年的寒冷事件比前陶新石器B结束时间晚近千年，故不可能是前者的气候事件导致后者文化的衰落。其发生在亚蒙克文化兴起之前的概率小于0.01，因此，也不可能与有陶新石器时代的开始存在因果联系。
从以上研究结论不难看出，考古学文化的兴起似乎均早于气候事件的发生，而非此前所习惯的认识。反过来思考，对一考古学文化精确断代的做法是否可取？可信度有多大？虽然《角色》也作了说明，是相对的（68%可信度）、有条件的（即假设前后相续的文化之间不存在时间重叠），但仍无法回避文化的发展变化并非突发、而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要花去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时间这一事实。但气候事件则可能是突发的，时间精度大概在十年以内。再者，前后相续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可能存在较大重叠。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角色》这一研究的出新之处，它首次运用量化分析法对一些“理所当然”的观念作了验证，而且得出了颠覆性的结论，使得学界不得不重新思考气候突变与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或许正如《角色》所言，二者之间的关系远比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上述研究迫使我们思考：这一研究案例是否适用于中国？第四纪的气候事件是全球性的吗？若是，这些气候事件在东亚史前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们承认东亚（包括中国）第四纪的气候环境有其特殊性，地中海东岸的研究结论也未必完全适用于东亚（中国）。但这一研究对我们的环境考古研究还是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数十年来，我国学者在阐释环境和气候事件与考古学文化兴衰之间的关系时，均未摆脱“气候突变与文化变迁因果关系”模式的窠臼。假如《角色》的研究确实可取，这也提示我们需要对以往的研究予以重新检讨，毕竟我们非常缺乏类似的逆向思考。
二、分子生物学新的研究成果：栽培稻起源于中国长江流域
亚洲稻（Oryza sativa,即栽培/驯化稻）是世界上最古老和最重要的水稻品种。现有的研究普遍认为，人工栽培稻最晚在距今9000年前就已出现。然而，有关栽培稻的起源地还存在争议。单一起源理论模式认为，亚洲稻中的两个主要亚种：籼稻（Oryza sativa subsp. indica）和粳稻（Oryza sativa subsp. japonica）是在同一地区由同一祖本—野生稻（O.rufipogon）驯化产生的。多源驯化理论模式认为，这两个亚种是在野生稻不同分布区（种域）分别被独立驯化的。目前，对于粳稻和籼稻之间巨大的基因差异观察及水稻驯化进化史的研究均将证据指向后一种观点。最近，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发表了《驯化稻单一起源的分子学证据》一文，指出中国长江流域应是驯化稻的单一起源地。
文章作者通过对多组野生稻和栽培稻的第8、10、12染色体的630个基因片段重新排序，重新检讨了栽培稻的进化史，运用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检测法，对此前推定的栽培稻染色体的20个选择性清除基因进行认证。基于SNPs数据的统计学模型和传播理论分析结果强烈支持驯化水稻单一起源，进而通过对多物种结合和先前发表的进化序列进行贝叶斯模型分析，也证明了亚洲栽培稻的单一起源事实。此外，这个研究小组运用分子钟将驯化稻出现的时间下限确定为距今8200-13500年前。这与此前中国长江流域发现的栽培稻遗存的测年结果不谋而合，进一步证实亚洲稻是在中国长江流域被首次驯化的结论。
该项研究还表明，粳稻与籼稻分野的时间并非如此前认为的那么早（约距今86-440 ky前），而是相当的晚近。分子钟的测定结果表明，野生稻与栽培稻在约距今8200年前分离；热带粳稻与籼稻约在距今3900年前分离。后者的测年数据与南亚地区籼稻的大范围种植时间相当（约距今4000年前），而长江下游发现的水稻植硅体遗存最晚的测年结果也与之相差无几。
研究者推测，现今南亚一带种植的籼稻可能是古人将长江流域驯化的粳稻通过丝绸之路向西传入南亚并与当地原产的籼稻栽培种杂交后产生的新品种。
转至中国文物报2011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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