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800年的英雄城市（上）
尤其是，1941年拍摄于重庆南岸、1942年获奥斯卡奖——美籍华人李灵爱女士策划并资助、美国记者斯科特冒死拍摄的彩色纪录片《苦干》。这部纪录片让美国总统罗斯福原定看片20分钟，却用了三个小时全部看完，并于1944年5月17日向重庆人发出了一封致敬信：“我以美利坚合众国的名义致书重庆市，以表达我对英勇的重庆市民的敬意。还在世界人民了解恐怖袭击之前，贵市人民在多次残暴的空袭面前，表现出的坚毅镇定、英勇不屈的精神。这光荣的证明：决心争取自由的人民，其意志决非暴力恐怖所能摧毁。你们对自由事业的忠诚将永远鼓励子孙后代。”
罗斯福总统对重庆的高度赞誉，让重庆，在世界人民的心中，耸立起英雄城市的形象。
英雄城市由来已久
其实，早在773年前，重庆就是一个闻名世界的英雄城市！
重庆，得名于1189年，至今已825年。起因于宋光宗赵惇在这里先封王，后即帝位，自诩为“双重喜庆”，由此得名。重庆得名时，中国历史上已发生“靖康之耻”事件，南宋朝廷偏安建都于临安（今杭州）之后。然而，南宋时期川渝地区山城防御体系的指挥中心，以钓鱼城、白帝城、成都云顶山城等共同组成的山城防御体系，抗阻蒙古军不得南下达36年间，成功粉碎了当时蒙军“顺江而下，直取临安”的战略意图，导致蒙哥大汗败亡于合川钓鱼城下。客观上对缓解欧亚战祸、阻止蒙古扩张浪潮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了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庆为南宋朝廷的延续，划上了辉煌的感叹号！
所以，重庆自诞生之时起，就注定了它会成为英雄城市。
2010年，45岁的袁东山的考古事业达到颠峰：重庆渝中半岛下半城有一条街，无论是今天，还是往昔，都是繁华热闹的地方，此地叫做白象街，这里，发现了一处重庆等级最高、价值最大、距今770余年的宋代建筑遗址。后来，这处遗址被命名为“南宋衙署遗址”。何谓衙署？其实就是古代官方的办公地，老百姓一般叫衙门，级别高一点的，就叫衙署。
白象街街名源于“青狮白象锁大江”的古老传说，青狮，指的是现在长江南岸的狮子山，山下是著名的佛教丛林慈云寺。白象即指现在渝中区望龙门的白象街。大江，自然是长江了。这句传说，勾勒出重庆山城地貌特征和人心所盼：长江两岸的青狮、白象隔岸对望，相守着滚滚东去的长江，祈盼着洪水不再泛滥，祈盼着江水为民泽福。从白象街北上，步行10分钟即达解放碑，足见其中心位置。
发现，是由一块古砖引起的。
那是2009年年底，渝中区旧城改造工地，人们正拆得热火朝天。突然，就在渝中区文管所那栋楼的旁边，拆迁工人发现了一块刻有铭文的大青砖。文管所工作人员闻讯而来，一看上面有“淳祐乙巳”字样，便断定这是一块宋代古砖。再一细看现场，一段古城墙隐隐约约显露出来，便初步推断这块砖是从那城墙上掉下来的。
袁东山现为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发现那块砖的时候，这个单位叫重庆考古研究所。袁东山没进过专业的考古学堂，重庆直辖之前，他在三峡库区文物大县——以长江三峡之瞿塘峡的夔门为标志的奉节县，任县文物管理所所长。那个时候，他就是相当知名的考古人了。宋代的奉节，叫做夔州路，路比府大，夔州路管辖着长江上游的重庆府和它周边的数个县。
为了找到确切的证据，2010年3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组织了本市数位文博、建筑方面专家到遗址实地考察。“当时，并没有得出有价值的结论，因为遗址上部被大量建筑垃圾覆盖，无法做出准确判断。”2014年7月的一天，袁东山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之后，由重庆市文物局出面，委托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并由袁东山领衔，正式对该建筑遗迹及其周边展开调查。考古人员初步调查后，推断此处有可能是宋代建筑遗址。
2010年4月底，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准备对这处遗址进行小规模试掘。袁东山说，当时他非常兴奋，紧急调回正在合川钓鱼城开展考古工作的、有着丰富宋代城市考古经验的考古队前来。一试掘，果然印证了之前的猜测，墙砖是该处城墙遗迹上掉下来的，与南宋抗蒙战争有关。
紧接着，正式对遗址开始了考古发掘，一段尘封的历史悄然揭开。
专家考证结论令人大喜过望：这处建筑遗迹应为南宋时期重庆府衙署的谯楼（城墙上筑的楼叫谯楼）；更让专家们惊喜的是，这座砖砌高台建筑所在地域，竟然是南宋、明代、清代、民国4个时期的衙署所在。
单霁翔指报全国重点文物
南宋衙署2009年底初见端倪，时间不到一年，2010年11月24日，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就来到了南宋衙署遗址考察。
现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单霁翔，在国家文物局局长位置上干了整整10年。2012年3月，本报记者曾在北京全国两会期间，采访过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他。那时，他刚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之前，记者就熟知他对重庆文物情有独钟：他多次陪同全国政协副主席率队的三峡文物考察团来重庆，多次就文物保护的事率队来重庆。他曾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结束时，对外宣布：重庆的文物点，比京、津、沪三个直辖市的总和，还要多，这令当时的考古界惊叹不已。2010年9月，全国政协孙家政副主席率“后三峡文物考察团”来重庆时，本报记者也随团陪同，近距离见他对三峡沿江文物的一地一景一物，如数家珍般向孙家政副主席一行人，作 呵护热爱的介绍。这位干一行爱一行的专家型高级官员，连介绍视察团里的文物专家，亦是偏爱之情溢于言表。
采访是在会议食堂吃饭时的闲聊中进行的，在场的人有同样对三峡文物到了痴迷程度、同样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三峡博物馆原馆长王川平。大家端上自己的饭菜，围住一张桌子，边吃边聊。记者就重庆文物点多的这个问题，请教单霁翔委员。因为，当初他宣布这个消息时，很多人都抱有怀疑态度。那次采访的印象，方知道他是一位很能说的人：字正腔圆的调子，声若洪钟的音质，眉飞色舞的表情，感染力极强。他说，文物点比三个直辖市的总和还要多，是因为，文物点是一个具体的地方或物体。比如，北京故宫，若大一个建筑群，但在文物普查中，它也只能算一个文物点。而重庆直辖后，包括三峡地区，由于历史厚重，散在各地的文物点很多。而上海、天津是海派，历史文物本来就少。所以，按文物点来讲，重庆反倒是多了。
考察遗址后，单霁翔充分肯定了前期考古发掘工作和南宋抗蒙山城体系大遗址保护思路，高度评价了遗址的文化遗产价值。遗址如何进行下一步保护？单霁翔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应对周边区域进行深入的考古调查、勘探，尽可能将相关遗址进行整体保护，以免在该区域的城市建设过程中遭到破坏；二是要把已发现的遗存以常态的、稳定的形式永久保护下来，相关科技保护措施要立即跟上；三是从现在开始，要研究遗址的展示问题，包括考古发掘在内的所有的保护措施都要为将来的展示做好准备，做到不留遗憾。
单霁翔特别强调：将这段历史科学地、严谨地揭示出来，对重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具有重要意义。遗址的保护工作应按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要求开展，未来展示应注意文化遗产保护成果的全民共享。他建议：将考古发掘成果作为重点，将周边区域统筹规划为一个历史特色鲜明、文化气息浓厚的小型考古遗址公园。这段话，将袁东山听得心潮澎湃，鼓舞着他一直坚守这幅蓝图。时隔4年后，他却有些情绪低落。这是后话。
那个时候，正遇全国文物第三次普查大好时机，一直对重庆文物特别偏爱的，又看到能够如此提升重庆历史文化知名度的南宋衙署遗址，这锦上添花的喜讯，让他一回到北京，立即将其指定申报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入选文物三普“百大新发现”。
单霁翔任国家文物局长之前，曾任北京市规划局局长兼党组书记。在我国经济建设为中心时期，在那样极其敏感的位置上，他是罕见的、没倒台却极有作为的一位正直、正派的官员。而经他讲起当时的工作，那种领导不分昼夜，干部轮班办公，让每一件公文准时有效的批复，那样的工作场景和工作作风，让记者深感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空话，敬佩之心油然而起。（待续）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供图）
（重庆政协报 总第2153期 2014年12月16日 第4版）
本报记者 郝成竹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
重庆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