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800年的英雄城市（下）
2014年5月14日，重庆市政协学习及文史委部分委员，第三次前往南宋衙署遗址调研。每一次调研的委员和时间都不相同，但张罗人都是林必忠。
林必忠有着双重身份，他既是一位资深考古人，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又是位资深政协人，自2003年于今，已蝉联三届重庆市政协委员，其中一届担任常委，上一届和本届，他还是学习及文史委副主任。
34年前，林必忠师从童恩正（《古峡迷雾》、《珊瑚岛上的死光》作者）教授，从恩师教导他那一刻起，考古事业成了他一生的追求。十几年作政协人，让他为重庆的文物保护事业，做到了殚精竭虑。他借自己的名字笑说：“我必须忠诚文物事业”。
他是一名民革党员，他所在民主党派组织领导——原民革重庆市委主委、全国政协常委、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夏培度，曾送他一个称号，叫做“热血党员”。“热血党员”于林必忠讲，绝无虚名。十几次的政协全会上，他3次向市委书记、市长当面直谏，数十次提案（被媒体誉为提案大王）、社情民意，都是为了文物保护而为。因为参政议政成绩卓著，林必忠连续两届获“重庆市政协优秀委员”称号；又因为保护文物成果昭然，受社会公 众推荐，以“执着坚定的文物守护人，斗智斗勇的考古界战士”为上榜理由，获2007年“感动重庆十大人物”提名奖。
算上做政协人之前的时间，二十几年中，保护文物与城市建设的激烈冲突，传统文化与经济建设价值观的猛烈碰撞，让他很有些疲惫不堪，其中的艰难与艰辛，三天三夜都说不完。幸运的是，近十几年里，他成为一名政协委员，有了一定的话语权。虽然有句话叫“政协就是两味药——甘草和白芍”，然而，无论得罪政府部门也好，还是得罪建设业主单位也罢，他仍然一直坚守“必须忠诚文物事业”这一信念。在他十几年的参政路上、十几年的疾呼声中，北碚老舍旧居（《四世同堂》在此写作）、江北城清代城墙、城门，渝怀铁路重庆段文物等等，都有幸得到保护。他还直接推动了三峡水利枢纽建设工程的文物保护。再就是有个阶段性成果，那就 是《重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的出台，和他的呼吁有着直接因果关系。
“这处距今770余年的宋代建筑遗址，何以说它是重庆等级最高、价值最大的古建筑遗址？”委员们的疑惑，在袁东山的讲解下，得以透彻。
遗址在地面上能见到的，是一个小山包，夯土包砖式建筑基址全由青砖砌成。袁东山指着一块厚厚的青砖上模糊的字，让委员们辨认。原来，青砖上面有“淳祐乙巳”铭文字样。袁东山说：“‘淳祐乙巳’即1245年，正是属于南宋末年余玠主持抗蒙战争时期。”
资料记载：余玠，南宋末期名将。宋理宗时，因见四川战局不利，任余玠为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余玠受命于四川危亡之际，表示“愿假（借）十年，手掣全蜀之地，还之朝廷”。余抵重庆后，广纳贤才，修筑工事，恢复经济，安抚民心，统率十万军民到合州（今合川）修筑钓鱼山城；又在三江（长江、嘉陵江、涪江）沿岸山险处筑数十城。各城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屯兵聚粮，形成坚固的山城防御体系。入蜀当年，便在资州、嘉定、沪州等地，赢得了与蒙古军大小36战的初步胜利。1246年春，蒙古军大将塔塔歹贴赤分兵四路入侵四川，余玠率军抗战。以新筑之山城为屏障，重创蒙古军。1252年10月，蒙古军汪德臣、火鲁赤部大规模入侵，进抵嘉定，余调集蜀中精锐部队，组织大规模会战，将蒙古军击退。余玠因抗蒙治蜀有功，于1252年晋升为兵部尚书。
从余玠介绍中可以看出，四川安抚制置府治所就在重庆。早在袁东山们介入之前，为了拿到确凿的证据，渝中区文管所的工作人员把墙砖带回所里鉴定，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小山包周边区域，就是一座城池，就是之前考古人员苦苦寻找的南宋重庆城！
袁东山说，从史料记载可以推算，这个地方，当年宋光宗赵惇在此做恭州王时，驻扎就在此处，办公居家两用。到余玠主政时，这里又是他的帅府所在。余玠在重庆设招贤馆，广开言路，馆址亦应在此处。
余玠为何叫帅？原来，在宋理宗时期，南宋的版图已缩得很小，北方大部已被蒙古占据。全国分为三大战区，每个战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统筹管理。三大战区之一的四川制置司，管辖着今天的陕西南部、云南、贵州东部和川渝地区。四川制置司办公机构（衙署）设在重庆，即如今发现的南宋衙署遗址上。
从现场步行几分钟，就到了金碧山脚下——渝中区文管所那栋有些年代的老楼房。在这里，袁东山向委员们展示了他复原的衙署结构图。他讲解说：“重庆市渝中区南宋衙署遗址的构造，完全符合中国传统衙署建筑的规制，但又有着其鲜明的巴渝地域特色。它位于重庆市渝中区解放东路望龙门街道巴县衙门片区，地处金碧山下、长江左岸的台地之上，背山面江、坐北朝南。
“遗址兴建于宋蒙战争的历史背景之下，著名的川渝山城防御体系即在此筹建经营。”
川渝山城防御体系，即余玠主政时所建：从嘉陵江、涪江到长江，沿江依崖共建起数十座山城，它们分别是合川钓鱼城，渝北多功城，重庆母城（南宋衙署大本营，川渝山城防御体系指挥中心），南川龙崖城，万州天子城，忠县皇华城，云阳磐石城，奉节白帝城等等。
“作为201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重庆渝中区南宋衙署遗址具有重大历史价值；作为四川制置司衙署所在，衙署遗址具有厚重的文化遗产价值；作为重庆城市考古的关键填空，衙署遗址是重庆城市发展史的实物见证、人文精神的珍贵载体，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支撑；作为南宋川渝山城防御体系的战略枢纽和指挥核心，它又是一处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军事遗产。”
“南宋衙署遗址的发现，对于研究重庆城市沿革变迁、川渝地区古代建筑及宋蒙战争史有重要学术价值，对保存城市记忆、延续城市文脉、打造城市名片、彰显‘英雄之城’形象，以及提升重庆文化品位，具有突出的文化遗产价值和展示利用价值。”
“它还极具艺术价值：南宋衙署遗址规模宏大、布局清晰，作为遗址标志的高台建筑遗址的断壁残垣，矗立于现代都市核心圈内，在巨大的反差下，营造出一种沧桑、悠远的艺术审美氛围。现存的大型砖砌墙体、巴县衙门衙神祠等建筑形制复杂，局部雕刻精美，具有鲜明的西南地区木构建筑特点。”
自打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提出那鼓舞人心、提神提气的南宋衙署遗址保护利用蓝图后，袁东山每每沉浸在上述构思和向往中，每每在保护和利用报告中，描述的都是一幅幅提升重庆历史文化底蕴的画面。然而，2012年9月24日，在重庆市政府第134次常务会上讨论通过的《南宋衙署遗址保护利用与教育建设概念规划研究》，敲定了南宋衙署遗址保护方案，决定将南宋衙署遗址与文化街中学复合建设。
复合建设有具体阐述：“西部为文化街中学建设与文物保护复合用地……为保护明清院落遗址，对遗址西部核心区域进行可逆性保护，回填作为学校操场及室外环境，教学楼沿文化街及解放东路呈“L”型布置，新建建筑基底不占用重要遗址，学校建筑外观设计为传统建筑风格，并与南宋衙署遗址公园整体风貌相协调。”
当袁东山被告知这一“保护利用”决定时，他心里只有一个字在吼：“不！”但他又被另一个消息勾起希望，因为黄奇帆市长当时有一个批复：“要将南宋衙署遗址这一文化遗产珍品，建成渝中半岛高楼群体中彰显历史文化底蕴的丰碑。”自那个时候起，他多次将新发掘出的、愈发珍贵的文物报告，送达主管部门，但“保护决定”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他对本报记者说：复合用地，可逆性保护，就是一个意思：遗址得不到完全保护！他向记者解释“可逆性保护”：“用回填土把文物埋葬了，在上面修建筑，以后需要了，又把它翻出来。”他言辞有些激动：“难道见证800年的英雄城市历史的遗址，还不足以抵档一个学校么？”
其实，在遗址现场，委员们也是这个意思。他们说，渝中区的学校可以置换到更适合的地方，而老祖先的遗产，却无法再生。孰轻孰重，不是一目了然么！袁东山一针见血直逼要害：“就是那块土地值3个亿的问题！”委员们则认为，这不完全是钱的问题，是有无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观念问题。
说到钱，本报记者想起今年7月，市政协学习及文史委到福州市考察历史文化保护。福建省政协文史委的同行听说重庆南宋衙署保护困难时，便给我们讲了一个广州大力度保护文物的真事：
1995 年，在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四路及北京路交叉口的东北角，发现了南越国宫署遗址及相关建筑，遗址被评为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于是，广州市政府在市中心区——广州建城以来的政治中枢所在、寸土寸金的繁华商业地段，果断停建、改建了多项建设工程，花费巨资（3个亿乘20都不止）搬迁有百年历史的儿童公园，以扩大遗址的发掘，为切实保护南越国宫署遗址奠定了基础。2009年8 月，南越王宫博物馆正式开工。南越王宫博物馆以保护、展示遗址和服务考古为主，以出土文物陈列展示为辅，并实现教育宣传、文化休闲等功能。
是否可以借鉴他山之石？！
本文发稿之前，记者再次联系林必忠，他说，中央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他看到习总书记讲话：“ 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他认为，此讲话精神，同理可用于传统文化保护。然而，重庆开这个会时，他这个文物考古研究员、重庆市政协学习及文史委副主任又没有资格参加，想说都没地方说。
南宋置司、抗战陪都、中央直辖，是重庆城市发展史上的三次大飞跃，而南宋置司是重庆城市大发展之发端。南宋衙署遗址是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证，高台建筑遗迹直接树起了重庆城市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
作为重庆人，我们应该保护好它，让它永远为重庆城市发展作证！为800年的英雄城市作证！
（完）
（重庆政协报 总第2154期 2014年12月19日 第4版）
本报记者 郝成竹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
重庆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