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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 不只是文化符号
发布人:重庆考古  2015-01-13

    走进金沙遗址博物馆,印有太阳神鸟的木质大门缓缓打开,上千件稀世珍宝向海内外游客揭开了神秘的金沙文化面纱,再现了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古蜀文化的辉煌。
日前,记者随重庆市政协学习及文史委“城镇化进程中的历史文化保护”调研组走访了金沙遗址博物馆,采访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毅。记者发现,金沙乃至成都的经验或许能为重庆城市化建设与历史文化保护的矛盾找到破题的方向。
 
    曾经的矛盾和困惑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成都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也是城市迅速膨胀和发展时期,成都这座古老的城市似乎瞬间旧貌换新颜:特色街坊被混凝土建筑取代,千年城市格局被打破,百年老桥被高架桥梁压垮……而另一方面,地下文物受法律保护需要进行文物勘探发掘,城市建设屡屡受到影响。
    有人说,城市建设天天都在破坏文物;也有人说,考古发掘天天都在阻碍城市的建设。过去的成都,文物保护和城市建设就存在于这样的矛盾与困惑中。
    “我的考古事业变成了与城市建设剧烈冲突的‘绊脚石’,因为城建往往与老祖先正面对撞,‘古董’是不会说话的,考古人几乎就成了监护人,需要与形形色色的单位打交道,无论是政府还是承担建设项目的企业。我终于发现,自己选了一个最糟糕的专业,不仅不讨人喜欢,而且充满风险,那个时候收到言辞激烈的威胁信函乃至被跟踪都是经常的事。”王毅告诉记者。
    王毅回忆说,这种冲突在2000年成都商业街船棺遗址和2001年金沙遗址的保护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作为古蜀开明王朝最重要的见证——商业街船棺遗址竟然是当时四川省委机关的建设项目,别人都说王毅是“提着脑袋在耍”。后来,由于众多专家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鼎力相助,遗址最终保护了下来。
 
    一个成功的经验
    “金沙遗址公园的修建过程,当时反对和支持声不相上下。从2001年我们发现金沙遗址,2006年文物陈列馆开馆,直至2009年1月文物保护中心基本建成,整整8年时间,个中甘苦,值得回味。”王毅说。
    金沙遗址位于成都西郊,距市中心仅5公里,当时遗址的位置已经规划为建商住楼小区。2001年2月8日,成都西郊苏坡乡金沙村某房产开发集团的两台挖掘机将泥土倾倒在土山旁时,有村民发现铲起的泥土中有象牙和一些玉器。随后考古工作者在青羊大道西侧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并确定金沙遗址是商末至西周时期古蜀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横空出世的考古发现让世人震撼,但如何保护?一些专家主张易地建馆,馆舍与遗址分离。王毅他们则主张在原址建金沙遗址博物馆。“我认为,对历史遗存的态度不应该是消极的封存和隔绝,而是积极的保护。刻意隔绝就如同将文物锁进保险柜,失去与公众和社会交流的机会,文化传播成为空谈,文物考古成了圈内专家的自说自话,文物研究的意义又何在呢?而易地建馆就如同文物建筑保护中的易地重建一样,文物脱离了原生环境,其价值势必大打折扣。”王毅说。
    然而要在原址建博物馆,难度不是一般。由于金沙遗址位于城市成熟地区,周边是建成的商业区和居住区,金沙遗址博物馆要实现既要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文物遗存的影响,又不能阻碍城市正常生活,同时还要解决土地回购、建设资金等一系列问题。在王毅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最终促成成都市政府将金沙遗址中心区域400多亩已经转让开发的土地回收,另划黄金地段的土地弥补开发商。同时投资5亿元建设金沙遗址公园。“这在当时应该算是大手笔了。”王毅说。
    2007年4月,金沙遗址博物馆建成了。该馆占地456亩,周边2.5平方公里建筑限高,大跨度遗迹馆、高水平文物陈列馆……与之相随的是“太阳神鸟”申请并获得中国文化遗产标志,中国文化遗产日直播金沙发掘,神舟六号飞船搭载“太阳神鸟”和蜀绣升空,打造《金沙》音乐剧,举办金沙太阳节,承办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一系列活动宣传展示着金沙遗址,也使得城市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得到了提升。遗产周边地产开发和城市建设得到了促进,文化产业市场被激活,市民文化生活得到满足,公众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得到加强,可谓取得了皆大欢喜的共赢局面。
 
    文物保护的成都模式
    王毅认为,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建设其实并不矛盾,做得好,文化保护不仅不影响城市建设还能为城市增光添彩。金沙遗址的保护就是成功的典型。
    “但保护文物也需要一种智慧。”王毅说,一方面,他们平时就向领导宣传保护成都文明、古蜀文化的理念,让他们认识到历史文化保护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只要发现考古中有对城市发展有贡献的地方,他们就尽最大努力去做。让当地的政府官员找到文化保护与城市建设的兴奋点。
    “你没有想到的是,一大批成都建筑规划管理体系的公务员,在弄明白考古人在地下‘刨东西’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后,是他们与考古人携手创造了成都地下文物保护的‘成都模式’——即在地下文物分布密集区域进行建设时,要先期依法进行文物勘探和发掘,既保护了文物,又确保了建设的进行。当城市付出代价后,一代人觉醒并在努力维护‘老祖先’应有的尊严。”王毅说,现在政府官员有了很大变化,不再唯经济论了,因为认识到位,历史文化保护和城市建设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
    成都的文化氛围也极大地支持了考古工作。地下哪里挖到了“宝”,会迅速成为市民的关注焦点。“成都有很多文化人,他们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往往一个文物遗址发现后,我们还没有动作,他们就提出一大堆社情民意要求保护了。”王毅说,记得十二桥商代遗址被发现后,100多名政协委员联名要求保护,这样的呼声也引起了国家文物局的重视,十二桥商代遗址和金沙遗址发现后,国家文物局领导都亲自来考察。“作为文物工作者,身边有这样一群热心人,我们很幸福,也很感动。”
    王毅认为,金沙遗址的成功保护赋予了金沙更深的意义,它不只是一个文化的符号,它还代表了历史与未来的和谐共生。城市改造是不可避免的,在此过程中,传统和现代,历史和未来应当和谐共生。要让几千年的文化遗产得到展示、利用,不能为保护而保护。要让老百姓感受到文化遗产的魅力,通过文物产业及其衍生物吸引他们,愿意为文化保护买单。历史文化保护也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要有面向未来的价值思考。

(重庆政协报  总第2153期  2014年12月16日 第4版)
                                                            本报记者   余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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