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视野下的钓鱼城遗址申遗研究
——访钓鱼城遗址申遗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课题组组长袁东山研究员
按照《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规程》规定：开展基础研究、价值研究和比较分析，提炼出具有说服力的突出普遍价值（OUV）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必备条件。为进一步挖掘钓鱼城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OUV），推进钓鱼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我们特推出“专家谈钓鱼城”系列专题。
第四期我们采访了文博研究馆员、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重庆市历史文化名城专业学术委员会委员、重庆市文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国家考古领队、国家文物局全国重点文物工程专家库专家，钓鱼城遗址申遗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课题组负责人袁东山研究员。
袁院长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从2004年至今，您作为钓鱼城遗址考古发掘领队，扎根钓鱼城遗址考古第一线，先后发掘了一字城墙、水军码头、宋代城门、蒙军攻城地道、范家堰大型建筑基址等遗迹，对此请您谈谈这12年来的考古收获和感受？
从2004年蒙军攻城地道发掘开始，连续12年的考古发掘，其间的苦乐，一言难尽。就收获而言，可以说有虚实两个方面，实的就是你前面提到的这些城墙、城门、水军码头等等，但是我更愿意透过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看到那一场战争背后的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活态的系统，这种东西可以理解为虚，也可能是更实在的一套交互体系。
以2008年对水军码头的发掘为例。这次发掘规模很大，发掘之前，到底什么是水军码头？可以说心里基本没底，文献没有记载，中国考古学史上也没有一个人发掘过所谓的水军码头，到底怎么挖，我们也只能边干边摸索。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有白帝城8年发掘的基础，对宋蒙战争的遗产，也有了一些考古发掘的经验和基本的认识，可以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带着满腔的热血，以及对宋蒙战争考古的挚爱，我们开启了钓鱼城的考古探索之旅。这一过程中，我们发现整个码头的建设大概前后分3个阶段，且这3个阶段完全在宋蒙战争的时间范围之内。码头从1000多平方米，一步步慢慢扩大到近万平方米，让我们不得不感叹这个码头规模的宏大，已经大到超出我们的想象，在那个时代这应该属于巨大工程了。虽然历经了700多年人为和自然江水涨落的破坏，但基本轮廓依然保存在那里！
在对水军码头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多功能的江防要塞，最主要的功能是封江砲阵，码头功能反而位居其次。紧接着我们还找到了钓鱼城南边的另外一道一字城墙，这样钓鱼城南边就有两道一字城墙，两两相对，围合成钓鱼城南边的一字城。于是我们就有了从一字城墙到一字城的认识，从点到线到面到整个空间的认识。同时，在水军码头发现两条宽达四米的上山道路。在后来的工作中，我们通过连接水军码头的一字城墙找到了宋代的城门。通过对宋代城门的发现，对山城内的路网系统，特别是对过去把清代城门指认为宋代城门的这个说法，得以廓清。
有了城门，就有通道，有了通道，就有防守。这种山城，作为防守的一方，不仅仅在城门内防守城外的敌人，还可以借助山势，在更高的山上侧后翼攻击城外的敌人。我们在寻找城外攻击点的过程中，在更高的山上寻找到了一段新的一字城墙，在对这段城墙进行发掘的过程中，一个更惊人的事实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原以为是城内的部分，实际变成了城外，也就是说，城墙的迎敌面，跟我们原来判断的完全相反。由此引起了我们的思考，是不是我们曾经对钓鱼城的判断有失误，认识不够深刻？但有一个是不争的事实，就是我们曾经认为的外城变成了内城，并且应该是非常重要的部分，这几乎改变了我们对钓鱼城城防格局的传统认识，这迫使我思考，钓鱼城的城防体系是不是应该重新认识？然后在考古学的基础上进行重构。正是因为这样的思考把我们引向了范家堰，很快我们在范家堰找到了钓鱼城最核心的建筑，现在分析看来应该是钓鱼城的衙署和指挥中心。
可以说12年来我们就是像这样，一个点一个点的发现，逐步丰富了对钓鱼城整个体系的认识。既有对传统认识的颠覆，又有基于考古学的重建，这就是考古学的魅力，吸引我在这个地方坚持12年的考古。
由于钓鱼山的地形地势优越，公元 1243年余玠采纳播州冉琎、冉璞兄弟的建议开始在钓鱼山筑城，之后王坚、张珏等继守将领纷纷加筑钓鱼城，最终形成了钓鱼城完整的城防体系，对此请您谈谈您对钓鱼城地形地势和城防布局的认识？
钓鱼城的城防主要是4个字：择地、筑城。现在看来择地更为重要。在钓鱼城考古发掘的过程中，我们最初总是以寻找人工构筑物为基础展开的，为此我们查阅了一些文献，也找到了城墙城门，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解读钓鱼城最重要的密码，不仅仅是这些人工构筑物，更重要的是这个山城赖以依附的山形水势，对钓鱼城地理地形地势的理解，可能才是更为重要的因素。于是我们采取航飞，查阅卫星地图，邀请相关专业机构及其相关专家参与我们的工作，不停的爬山涉水，循环往复的实地勘察，对钓鱼城的山形水势有了进一步了解，我们开始重新认识蒙古人进军的路线，思考文献利用与考古发掘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解密钓鱼城遗址。
其实钓鱼城的择地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川东平行岭谷的地形地貌，当蒙古军队越过秦岭以后，成都平原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而川东的平行岭谷，就像一道道巨大的长城，横亘在蒙古人进军的路线上，这就是天然的城墙。是一个巨大的屏障和网络，重庆正好是这个天然城防体系的核心，于是，宋军在千百年来华夏军事文明积淀的基础上急中生智，创建了以重庆为核心的山城防御体系，这是大的择地。可以套一句俗话，大道自然，是历史，是大自然选择了重庆这座城市，让重庆从此走上了担当起华夏脊梁的艰难之路，英雄之路。同时，由于江对山的切割形成了一道道的峡谷，这些峡谷就是城门，于是在每个峡谷前，建一座城，依托江河山岭形成一个网状体系。钓鱼城雄镇沥鼻峡，就成了看守重庆北大门一个壮士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择地的第二个层面，就是东城半岛或者叫钓鱼城半岛，微地貌上的山形水势。钓鱼城就坐落在川东平行岭谷前的钓鱼山上。嘉陵江在这里汇合了渠江、涪江后，气势如虹，横劈云雾山，在长达三百余公里重崖叠嶂之中出现了唯一的缺口——沥鼻峡。于是，钓鱼城因锁钥三江从而有了“蜀口形胜”的美誉。其实，几个简单的词汇就能将钓鱼城的空间特点说得清楚明白，首先钓鱼城居于中心位置，到成都，通广元，下重庆，无论是水路还是陆路在地理空间上都是当时直线距离最短的便捷之地，择地于此的战略上的必然选择。其次是，控山、锁江，几乎不用解释。再有就是钓鱼城的山形水势也十分独特，两级方山形成的两道天然屏障就像钓鱼城的内外城墙，其外还有北西南三面环绕长达20公里的嘉陵江作为天然的护城河，可谓金城汤池，唯一与陆路连为一体的东面，又有长约2公里，宽深均有20-30米的天堑沟阻隔。有了以上对钓鱼城地理特性的解读，就算找到了钓鱼城阻挡蒙古铁骑数十年屹立不倒，蒙哥殒命这些历史事件的空间密码。
钓鱼城的平面布局，可以分山顶环城和一字城两个部分。首先是山顶环城，可以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其中中部高，东西两部分要低几十米，中部就是现在的开放区，又可分为护国寺、皇宫、马鞍山3个区域；西部就是现在的范家堰片区；东部是未征用区，现在为农耕地。特别是东部，相对最为平坦，是蒙古人首当其冲的进攻点，但是文献上并没有破城的纪录，所以这一部分最为重要，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可能会发现一些石破天惊的城防设施。其次是一字城，可分为内外两个部分。钓鱼城最大的特点就是依山就势利用自然山崖分隔成不同的片区，每个片区和山崖之间尽量利用地形的高差形成自然的城墙，自然条件不好的地方才人工筑墙加以弥补。所以钓鱼城自身就是一个城防系统，护国寺、皇宫、马鞍山、范家堰是其最核心的防线，其次有山顶环城中东西3个围合的防线，其上还有山顶环城的防御，其外还有一字城与嘉陵江围合而成的另外一层防线，钓鱼城四周还有马鬃山，虎头寨等卫星小城。这样钓鱼城就形成了多级防御的独立体系。
我们都知道范家堰遗址是整个钓鱼城遗址目前最重要的考古发现，请您谈谈如何发现范家堰遗址的，其有何重要性？
范家堰又称大天池，明万历《合州志》卷一《无名氏记》载：“西门之内，因沟为池，周围五百余步，名曰‘天池’，泉水汪洋，旱亦不涸”。其位于钓鱼城遗址的西部二级阶地之上，分布面积约13万平方米，海拔257～330米。地形呈梯田状，原种植水稻、玉米等农作物，后为钓鱼城园圃。
范家堰区域引起考古队的重视，始于2012年，当时我们发现一字城朝向与我们原来判定的方向完全相反，重点是防御范家堰片区，昭示了这一区域的重要性。同年，我们组织大规模的考古勘探，结果显示，这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建筑区域。2013年的试掘证明了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通过2014年至今的考古发掘，显示出这是一个一路三进带侧花园的大型建筑。后来通过勘探调查研究，我们认为，这应该是一个三路三进，带侧花园的大型建筑群。范家堰遗址面积大约2-3万平方米，我们目前的发掘区大概是该建筑群的1/3。这一发现，应该说改变了我们既往对钓鱼城城防格局的认识。
这样大的一组建筑在这里发现，不是衙署概率非常小，有三个原因：
第一、这里的地形与重庆市老鼓楼衙署的选址如出一辙，地形推断应该是衙署。
第二、这组建筑始建于宋蒙战争时期，在元初被拆除。其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有3到4次成规模调整建筑的轴线，这不是一般建筑能做到的，比如文庙，或者是学校。
第三、建筑格局和出土的器物更多显示出与战争和军事指挥中心有关。
如果这组建筑是衙署，那将是重庆、山城防御体系乃至全国宋元时期，衙署遗址考古最重要的发现，这组建筑规模宏大，保存非常完整，将对钓鱼城遗址的保护展示，特别是钓鱼城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带来最大的支撑，是钓鱼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过程中最重要的发现和实物证据。
钓鱼城遗址有关城防体系的遗迹遗物由宋元、晚清两个时期构成，请您谈谈如何区分这两个时期的遗迹遗物？还有您对钓鱼城城防体系的研究有何新的成果？
合川钓鱼城是宋蒙战争时期川陕战区最具代表性的山城遗址，战后经过元朝地方政府的毁城和晚清白莲教时期的局部复建，地面保留部分以清代遗迹为主。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旅游开发的推波助澜，使钓鱼城大量白莲教时期的城防遗迹被指认为宋元遗物。在钓鱼城全力申遗的今天，以考古学为基础的多学科合作已经具备了系统梳理、还原历史的能力。
2004年以来，随着考古学方法的介入，先后揭露了山顶环城，北一字城墙，内外南一字城，12个城门的调查清理以及更多城门线索的追踪，特别是九口锅、范家堰大型建筑群落的发现和揭露，使钓鱼城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无论宏观还是微观，都能区别宋元及晚清城防体系的遗迹遗物。从战略层面上，宋元之际是世界级的冲突，城防体系恢宏大气，气势联络，除了依山为固外，创建一字城控制江河水道为最大特色。白莲教时期则仅仅是退守山头，结寨自保，因此，两个时期城墙的线性选择截然不同。同时，我们也搞清了在城墙石料开采、加工方式、形状以及磊砌方式上的差异。有了这些观察和研究基础，在方法论上对两个时期的城防体系进一步研究成为了一种可能。
十余年的田野考古探索，加上不断梳理文献，观察山水形式，地形地貌。在以考古学为基础，地形、考古、文献三管齐下和相互启发的综合研究下，有关钓鱼城遗址宋元时期城防体系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即由中东西三部分组成的山顶环城，每一部分又可分为若干有较厚院墙分割的功能区。南一字城还可进一步分成内外两部分，一字城与嘉陵江构成城防体系的第四重防御。
袁院长，您在钓鱼城工作了十余年，对钓鱼城的情况非常了解，那么您认为钓鱼城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钓鱼城的突出普遍价值可分为文化价值和遗产价值两个方面。首先是文化价值，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有汉族，还有其他55个少数民族。今天的现状有一个历史的形成过程，这个过程就像一个巨大的漩涡，由于中原巨大的向心力，把边疆的游牧和中心的农耕民族反复的杂糅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整体，像阴阳鱼，像太极图，农耕和游牧不停的融合，从而形成了华夏文化圈，最终形成了今天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秦汉时期，以长城为分界线，北方是游牧民族，南方是农耕民族。唐宋以来，辽西夏金问鼎中原，黄河秦岭成为农耕和游牧政治势力的分界线，13世纪蒙古人在北方草原崛起后，迅速越过了秦岭黄河，席卷华夏全镜。而钓鱼城就是13世纪蒙古人崛起过程中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碰撞的最好证明，也是蒙古军事扩张过程中保存至今全世界最好的古战场遗址之一。30余年的对立和抗争，这里发生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有蒙古的，也有宋人的。合川现在还有塔尔门等地名，也有喝早酒吃羊杂汤的习俗，这些现象一定与北方游牧文化有关联。历史发展到今天钓鱼城变成了让人凭吊的古战场遗址，从文化遗产的角度看，钓鱼城的遗产价值有两点，首先蒙哥因钓鱼城之战而亡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蒙哥的陨命给忽必烈以机会，忽必烈依托蒙古东方的力量，南宋的财富，华夏的智慧建立的元朝，直接改变了中国的历史，间接对世界中古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合乎联合国申遗标准的第六条，“与具有特殊普遍意义的事件或先行传统或思想或信仰或文学艺术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要申遗成功，合乎联合国申遗六条标准中的一条就够了，然而第六条不能独立使用，必须还得有其他支撑。而钓鱼城作为宋蒙战争山城攻防体系的一个重要点位，由宋人建立的多重防御的城防体系，是东方军事智慧的伟大结晶和最好例证，符合申遗标准的第四条，“是一种建筑、建筑整体、技术整体及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阶段）。”最后，祝钓鱼城遗址申遗成功！
来源：“钓鱼城申遗”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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