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之辩是中国传统民族观的核心思想，也是秦汉至明清时期指导和影响人们的民族认识问题。华夷之辩中的华是指华夏，夷是指蛮夷。华夷之辩就是要区辨华夏与蛮夷。古代对巴人、巴族和土家族的认识就是在这样的传统民族观念下进行的。

汉晋时期对巴人巴族有三种认识：

第一种认为巴蜀是华夏，这个观念既有对现实的认识，也有对历史的追溯。基于现实的认识下，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提出巴蜀是华夏这个观点，他在《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述巴蜀外蛮夷，表明在当时中原人眼里巴蜀外才是蛮夷，巴蜀是华夏。此外，在汉晋时期人们的历史记忆里，巴蜀是华夏。《史记·五帝本纪》和《华阳国志》将巴蜀与五帝建立了联系。

第二种认识是巴蜀原来为蛮夷，在秦汉时期变为华夏，这是东汉班固在《汉书》内提及的观点。

第三种认识是巴人为蛮夷，只是在设置了巴郡以后，有部分巴人华夏化了，这是南朝范晔在《后汉书》中的观点。

唐宋时期对于历史上的巴族多载于《南蛮传》，而对当代巴人记载则散见于各类史籍，不再专设列传(巴蜀僚人例外)；元明清时期实施土司制，武陵山区的土司都见载于正史和各类文献中的《土司传》，应是对《后汉书·南蛮传》的沿袭。

建国70年来对近代土家族的研究，为学界共识的是潘光旦确立的古代巴人与近代土家族有直接的渊源，但清代以来的土家族家谱中的祖源和族源记忆则大为不同，将之纳入西南少数民族家谱比较，独具特色，具体可分三类：一是真实，古老的族源记忆，以丽江木土司《木氏宦谱》为代表；二是外来说与本土说并存，如大理白族十大姓；三是单一的外来汉族说，以土家族为代表，如石柱马土司以东汉马援为祖，酉阳冉土司将唐代冉驸马奉为祖，杨土司溯源宋代杨门，土家大姓向氏家谱称湖广填四川而来。

抗战时期，顾颉刚先生在四川地区实地调查后，提出了先秦巴蜀与中原的关系是真传说，不是真史实的观点。从此入手，可以来谈谈学术研究和地方文化建设时如何处理“真传说”与“真史实”之间的矛盾。

首先，如何认识真实历史与真传说之间的关系。真实性是历史的基本要素，是历史研究者求证的终极目标。但是，除了具体的史实外，还需考虑与之相关联的诸多社会要素和文化现象，它们的集合才构成了完整的历史全貌。以大禹治水及所娶涂山氏是指江州（重庆）涂山氏为例，认同顾颉刚先生认为这个是假的史实这一观点。在秦汉时期推动这一传说的产生有着诸多的社会经济、思想因素，而且在这一传说的影响下，修建了大禹庙，形成了大禹、涂山的崇拜与祭祀，那么，这些就是确定的史实了。真传说在历史上产生的历史影响，在客观上已经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但是历史研究者往往忽略了这一点。

其次，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即需要采用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顾颉刚运用多学科“三重证”研究方法，历史学与考古学“二重证”方法运用甚好，而人类学的运用则未深入探索。研究和解读古代巴人和近代土家族族群记忆中多样化的现象，需要利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人类学的方法侧重点是文化、社会和历史的求真。因此，研究现象时要采用多学科深入融合的交叉使用。

再次，如何从现实的文化建设来理解“真史实”与“真传说”的问题。有一场研讨会对巴南地区是否树立涂山氏雕像产生了激烈的争讨。当时的设计者从艺术和文学的角度来看，认为涂山氏是重庆女性的象征，是重庆的名片，应当树立，但是历史研究者却不赞同，因为无法考证涂山氏到底是不是重庆人。经过多年对这场研讨会的反思，认识到在历史的求证过程中，历史研究者对当时的历史构成和地方文化遗产是有误解的，忽略了真传说产生的文化、思想、建筑以及民间崇拜也是真实的历史，忽略了这些元素也是当地的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地方文化建设时，要全面地看待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