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严志斌研究员在2020年1月15日“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2019年业务科研汇报会专家讲座”上发言录音资料整理而成。

 

巴蜀符号概说 

严志斌

 

▲ 严志斌研究员

 

何为巴蜀符号？

 

在四川、重庆地区出土的战国秦汉时期器物上，常见一些图形符号，与平常所见的纹饰有异，又与汉字不同。学界多称此类符号为“巴蜀符号”。对古文字，特别是对死文字的解读是学术界的重大课题，巴蜀符号是这一课题中的难题之一，也是目前尚未明确其性质与含义的符号系统，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将有助于重建与理解巴蜀古文化。

 

巴蜀符号的性质

 

此前，学术界大量对巴蜀符号的研究将重心放在了对符号的释读上。

一为花纹说。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较少，没有专文出现，只在描述文字中使用“花纹”等字眼。

 

二为图像语言说。邓少琴认为巴蜀符号是巴人使用的象形文字，处于最初创字阶段，“有些有如图画”，推想它与汉字的构造可能具有一些共同基础；李复华和王家祐认为巴蜀符号绝大多数是写具体的实物图像，没有动词、形容词、连接词、数目字，不构成文句，称之为“巴蜀图语”。

 

三为符号说。孙华认为文字是由物件记事、符号记事、图画记事引导出来的，但这些物件、符号、图画本身并不是文字，它们只起备忘作用，而不能完整记录语言，所以称其为“巴蜀符号”，是一种原始巫术吉祥符号；刘豫川从印章研究出发，认为巴蜀符号印章是具有标识、领有、称谓、徽记等一类实用性质，在巴蜀青铜器上，“符号”、“纹饰”两者联系密切，界限难免混淆。与青铜器不同，纳入印章组合的所有符号不是纹饰，至少处于狭义文字的上源。

 

 

四为文字说。童恩正认为巴蜀符号是文字，巴蜀两族进入阶级社会，文字的出现和使用是必然的，从文字结构来看，这种文字是方块字而非拼音字，直行而非横行，应属于表意文字；李学勤也认为巴蜀符号属于文字，并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的“符号”认定为巴蜀文字甲，将“似汉字而非汉字者”为巴蜀文字乙。巴蜀文字甲包括一些常见、抽象的文字属于表音，另一种不常重复出现的，具象的文字属于表义；钱玉趾认为成都百花潭战国墓出土的铜盉盖上的符号，应是一种较为发达的拼音文字，属于音节文字体系。

 

五为图腾徽识说。邓廷良、陈宗祥认为巴蜀符号为族徽；胡大权认为巴蜀符号与图腾艺术或宗教绘画有关；王仁湘则视其为一种泛文字体系，其各种组合形式，多数是巴蜀人的徽识，包括联盟的徽识，也有部族徽识，甚至还有家族及个人的标记，同时也有文字的意义。

 

也有学者将巴蜀符号与甲骨文、金文或民族文字，如彝文、纳西文进行对比释读，虽然提供了研究的视角，但对问题的解决没有根本的促进。

 

巴蜀符号分布地域

 

据统计，巴蜀符号的出土点主要在重庆、四川、湘西、鄂西以及陕南等，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西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南北条带，以及重庆至枝江的峡江地区。分布区域与巴蜀文化的分布范围一致，但具体出土点却比巴蜀文化遗址点少得多。

 

研究思路

 

对巴蜀符号进行系统研究，应充分发挥数字统计分析技术的作用，调整研究范式。首先厘清每一种、每一类巴蜀符号的特征、变化、组合、地域、年代，才能考虑进一步的研究和解读；其次运用考古类型学进行分期断代，综合考虑铸有巴蜀符号的器物，进行统计分析；然后分析同一器物上的符号组合规律以尝试推求其语言学特征，把握符号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地域的分布、变化以推求符号在不同的时空维度的特征；最后，分析符号与其载体性质的对应关系（如不同的材质、不同的用途、不同的社会层级），尝试回答巴蜀符号的性质、内容、分类、特点、规律等问题。

 

巴蜀符号的时代

 

巴蜀符号的时代只能通过所在的器物年代进行判断，时代上限可至春秋晚期，下限为西汉时期，集中在战国时期。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文化遗址出土陶片上发现有刻划文字符号，但不能将巴蜀符号上推至商代。巴蜀符号流行的时代基本在战国初期至西汉早期。

 

巴蜀符号器物种类

 

巴蜀符号出现的器物种类包括剑、矛、戈、钺、削、錞于、罍、箭镞、漆耳杯、勺子等。依据将巴蜀符号尽可能进行区分的原则，区分出272种符号，2844个符号单字，依其所像归为人形12种、动物形26种、植物形33种、器物形31种、建筑形20种以及几何形150种等。此外，有一些符号形体上虽有差别，但通过组合可以推测它们可能是同一种符号的异构。

 

 

两类特殊符号

 

巴蜀符号研究中有两类特殊符号载体即虎纹戈和棘戈。

虎纹戈即一种有虎纹的戈，戈的上缘有一行字。通过对比研究，认为虎纹戈铭是汉字的可能性极大，需要先将其从巴蜀符号中剔除出去。

棘戈上的铭文一般在下垂的胡部棘戈上的“棘”字符号可分为五类。从符号的数量、组合以及戈的数量上来看，“棘戈”似乎在楚地为多，四川地区“棘戈”的分布是此类戈分布的边缘地区，年代多集中在战国中晚期；棘戈铭则仅见于铜戈上，不见于其它有巴蜀符号的器物上，与巴蜀符号非同一系统；从“棘戈”内部的凤纹来看，应该属于楚戈。

因此，巴蜀符号戈、棘戈、虎纹戈应为三类，不应统一归为巴蜀符号戈。

 

巴蜀符号研究举例

 

以战国时期巴蜀文化罍形符号研究为例，得出如下推论：第一，时代范围为战国早期至秦；第二，主要组合为“罍”与“宝盖”，属于固定的组合；第三，符号归类有水波纹和折线纹；第四，有“同铭”现象，即同样铭文在不同器物上出现；第五，繁化现象；第六，巴蜀文化中有“列罍”制，列罍的出现与使用，说明巴蜀文化对罍的重视，较比其它的铜器有更重要的意义，并以此开成了独特的使用礼规；第七，川西蜀文化区中罍形符器物从战国早期到战国晚期皆有分布，巴文化区罍形符号分布似不是主要分布区，从历时性分析，成都平原蜀人区出罍形符号的墓葬等级都很高，巴人区出罍形符号的墓葬等级较低；第八，巴蜀符号本身的方向性问题，这关涉到符号本身结构与形态的问题，是巴蜀符号研究中的关键性问题；第九，次序性问题，即在一个器物上的巴蜀符号应该以怎样的顺序来排，巴蜀符号应存在一定的次序性。

 

 

以战国时期巴蜀文化钟形符号研究分析表明，主要分布在川西蜀人聚居区，峡江巴人区不见出土，应为蜀人特有符号。学术界对其释读的主要意见有“铎”、“牙璋”、“钟”等。“钟”与“罍”的组合，仅出现于印章中，说明在当时蜀人的社会意识里，印章是一类重要的标示物。鉴于出土印章的墓葬级别比较高，拥有“钟”与“罍”印章者，当是蜀人社会中的高地位者，“钟”应该是蜀人文化中具有社会等级身份含义的符号。

纹符号流行时代主要在战国时期，分布地域从川西的蜀人区开始，尤以成都附近为集中分布。对于符号组合的理解，应该是概念表述的繁化与细化。符号组合和数量在战国时期的变化趋势是先渐增，到战国晚期早段最为繁复，到战国末期又呈现简化、少化的态势。此类符号总体而言，不是社会等级的标识物。

纹符号流行时代在战国中期至汉代，集中于战国晚期到秦，主要出土于川东和川北的巴人区，而川西与川西南的蜀人区则出土较少，与器物种类没有对应关系，在其被使用的过程中有不断繁化的趋势，符号与社会等级相关。

纹符号年代流行于战国中期到秦灭巴蜀后，地域分布散乱，与等级没有特定对应关系，符号使用等级在巴蜀文化社会中与社会层级没有明显的对应关系，与其它符号的组合说明巴蜀符号的组合是有一定次序和意义，不过在次序的共同规律之下，符号组合也有一些局部的变动。

纹符号分布时代为战国中期到秦代，只见于铜剑、铜戈、铜矛上，存在组合规律，是流行于巴蜀文化区的共同符号，在峡江地带的巴人区有更大的流传性。

四川宣汉罗家坝墓地出土巴蜀符号63类，其中有7种符号仅见于罗家坝，但是与族群没有太大关系。罗家坝巴蜀符号组合、数量、年代变化也经历由简到繁，再从繁到简的过程。同时，发现了同铭器，与四川什邡城关战国墓地出土符号总体上接近，相似性大于其它地点。施劲松认为罗家坝的铜器组合和成都平原蜀人区的铜器组合相似，与从巴蜀符号研究上得到的结论一致。

 

 

总结及问题

巴蜀符号研究涉及多个问题：复合式符号的问题，即符号常形成固定组合出现；符号的异体关系问题，即有一些符号在形体上差别比较大，但通过符号的组合可以推测它们可能是同一种符号的异构；符号年代的不一致性的问题，即巴蜀符号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同时创立，并同时使用，其消亡也并不同时；符号使用频率的问题，即对符号组合和单体出现次数进行统计，发现有些符号单体出现高达100例以上；符号方向性问题，即同一巴蜀符号在矛与剑上的位置常常互为反向，其方向性问题难确定；器物性的问题，即有些符号出现在多种器类上，有些符号仅见于特定种类的器物上；族群性问题，即虽可以通过巴蜀符号地域性分布来探讨之，但总体而言并不能区分出巴人或蜀人的专用符号，巴蜀符号似乎不具备民族的族群性特征，但又不能排除其有聚落性（地域性）的特征，其族群性的研究还得基于对巴蜀人群聚落形态性质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