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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的三峡文物保护
发布人:重庆考古  2014-12-01

    凡涉及有文物的基本建设工程,都会对文物造成一定损失,三峡工程也不例外。但是,经过文物工作者的努力,经过近20年保护,三峡文物保护取得了重大成果,将文物的损失降到了最低。

  截至2011年,1137处三峡文物得到了妥善保护,包括772处地下文物和365处地面文物,比国务院三峡办批准的1087处的规划任务多完成了50处。

  在地下文物保护过程中,出土文物24.7782万件(套)(不包括重庆库区158处未整理的文物点),其中,湖北库区11.4694万件(套)(含坝区),重庆库区13.3088万件(套),较珍贵文物占出土文物总量的25.18%。完成发掘面积177.8512万平方米,其中,湖北库区47.5460万平方米,重庆库区130.3052万平方米;完成勘探面积1219.8408万平方米,其中,湖北库区198.6万平方米,重庆库区1021.2408万平方米。

  在地面文物保护过程中,原地保护项目63处,搬迁保护项目132处,留取资料169处,仿古新建1处,其中既有白鹤梁水文题刻、石宝寨、瞿塘峡石刻等原地保护项目,也有张桓侯庙、无名阙、丁房阙、大昌古镇等搬迁保护项目。

搬至白公祠的丁房阙(左)、无名阙(右)

 

云阳旧县坪遗址出土汉景云碑

 

仰墙护坡保护的石宝寨

 

涪陵小田溪出土战国鸟兽铜尊
 

数据中蕴含的特色与内容

  1.广泛融入了我国文物保护理念

  在三峡文物保护中,“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保护方针和“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得到了贯彻和执行。依据三峡文物状况,对地下文物采取了考古发掘、登记建档、考古勘探等保护措施,对地面文物实行了原地保护、搬迁保护、留取资料等方式的保护。

  2.调集了全国文物保护力量

  三峡文物保护是在国务院三峡建委的领导下,在国家文物局的组织和协调下,调集了全国20多个省市226所文物保护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数千名文物工作者进行的工作。这是一项参加单位最多、专家阵容最强、保护队伍最庞大的文物保护工程,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文物保护史上极为罕见。

  3.建立了适合三峡文物保护的管理体制

  三峡文物保护工程的管理体制是在国务院三峡建委统一领导下的大体制,国务院三峡建委办公室、国家文物局、国务院三峡建委移民开发局、湖北省和重庆市政府是大体制的职能运行单位,湖北省和重庆市的文物主管部门是基础体制的管理单位,各区县的文物管理部门是基础体制的协调和协作单位。

  4.集合了多种学科

  在三峡文物保护中,多学科的共同参与和协作,提高了文物保护工作的效率与质量,保障了三峡文物保护工程的顺利进行。这些学科包括:考古学、建筑学、民族学以及水下考古、航空考古、地质勘探、地理测绘、生命科学、现代医学等。

  5.采用了高科技的技术和手段

  将物理勘探、电子测绘、质子激发X光技术、DNA技术、地层提取技术、水下考古勘探、遥感考古、环境测绘、地形地貌测探、碳十四测年法、原子吸收光谱、原子发射光谱、X射线荧光光谱、红外照相技术、孢粉分析法等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应用在了三峡文物保护中,一些先进仪器应用在了考古勘探和考古发掘中。

  

  工程的创新与填补空白之处

  以国务院三峡建委为领导核心的三峡文物保护管理体制,是在我国文物保护中最高级别的管理体制。根据三峡文物保护工作的需要,将世界银行“监评”的监察方法进行完善和改良,创新性地建立了“综合监理制”。

  开创了我国“先规划,后实施”的文物保护先河。《三峡文物保护规划》是我国第一部,也是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文物保护规划。规划阶段的文物调查,填补了三峡地区文物总量不确定的空白。《三峡库区地面文物保护规划经费概算细则》的制定,填补了我国地面文物保护缺少经费概算依据的空白。《民族民俗文物保护规划》是我国首次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定的保护规划。

  在三峡文物保护中,建设了世界上第一座也是目前唯一一座水下博物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张桓侯庙搬迁保护工程”是继三门峡水利工程“永乐宫搬迁保护工程”之后,我国规模最大的地面文物保护搬迁工程。在三峡沿岸兴建的10余处文物古建复建区,是我国规模大、数量多的文物古建复建区之一。大昌古镇的整体搬迁是我国大规模的古镇搬迁工程之一。

  在三峡文物保护中,第一次采用DNA技术对古人类和现代人类的基因进行了提取和比较,为解开古代巴人之谜和DNA技术在文物保护中的广泛运用奠定了基础。大量旧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存的发现,填补了三峡地区缺少旧石器遗存的空白。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发现,为研究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长江中上游之间的文化关联以及巴文化的起源,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双堰塘遗址是西周时期分布在长江中游大宁河流域中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遗址级别较高的巴文化遗址。丰都冶锌遗址群是三峡地区的首次发现,是中国乃至世界科技史上的一项重要发现。大量夏商周遗址的发现,建立了夏商周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填补了这一时期考古学文化认识上的空白。重庆市区南岸干溪沟遗址等汉代遗址的发掘,填补了重庆市区没有古遗址发现的空白。忠县中坝遗址和云阳云安遗址等盐业考古相关遗存的出土,填补了这一地区盐业考古的空白。在云阳明月坝对唐代城镇遗址数万平方米的总体揭露,在国内尚属首例,获取了街道、广场、建筑等城镇布局以及建筑特点、功能等多方面资料,弥补了我国早期市镇遗址发掘与研究的空白。对巴东旧县坪遗址的发掘,第一次全面揭示了宋代县城面貌,被列为200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秭归东门头发现的元代县城城墙和元代卵石摆塑龙文物,填补了三峡地区元代考古的空白。

  构建三峡文明

  在三峡文物保护工程的实施中,健全的管理制度,使繁缛的保护工作井然有序。高效率的组织与协调,在短时间内调集了全国文物保护力量参加。多学科相结合的专业组合,解决了单一学科难以解决的难题。高新技术的采用,增加了文物保护的科技含量。

  数百处文化遗址的发掘,大量的出土文物,为解决历史问题和学术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许多学术空白得到了填补,一些历史疑团获得了诠释,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民族发祥地的观点得到了进一步印证。

  通过文物保护,使许多带有古代元素的人文景观更加丰富多彩。石宝寨的傲然凸起,张桓侯庙的古朴凝重,白鹤梁的水底深邃,文物复建区的古建神韵,增添了三峡风光的悠远与绚丽。

  三峡工程是一项注重文物保护的文明工程,它为三峡文物提供了一次难得的保护机遇。在机遇的把握上,文物部门与工程建设部门通力合作,营造了有利于文物保护的环境,树立了共同保护好文物的榜样。

   来源:中国文物报(2014年11月28日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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