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东一带的人们常以口语的“盐巴”“巴盐”来指代“盐”。其实仔细追究，刨根问底，两者并非完全是同一个意思。“盐巴”，指盛产食盐的巴国，着重强调的是“巴”这个古国。“巴盐”，指巴国盛产的食盐，着重强调的是“盐”这种调味品。毫无疑问，“盐巴”和“巴盐”两词确都与“盐”有关，集中展现了“巴人兴盐”和“巴盐兴国”历史发展主轴。

擅长制盐的巴人在灿烂的文明进程中曾掌控了清江流域及长江三峡以西（川江一带）的重要盐泉资源，规模较大的有湖北长阳清江盐泉、巫溪宝源山盐泉、忠县涂井盐泉、忠县㽏井盐泉、奉节白盐碛盐泉、开县温汤井盐泉、云阳云安场盐泉、万县长滩井盐泉、彭水郁山镇盐泉等。

 

巫溪宝源山盐泉

 

彭水郁山盐厂遗址全景照

 

在早期巴人掌握的盐泉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夷水盐泉。古夷水（清江）上游的盐泉资源最早被盐阳（即传说中的）母系氏族部落发现利用。廪君带领巴人发动“盐阳之战”，战胜“盐水女神”，建立巴人夷城，当地的盐泉资源被巴人掌控。

对于古夷水流域的盐水资源，众多文献都有所记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水经注•夷水》则描述：“夷水又东与温泉三水合大溪，南北夹岸，有温水对注，夏暖冬热，上有雾气，瘍痍百病，浴者多愈。”《宜昌府志》载：“盐井寺下即盐水，温泉在焉。”唐太子李贤注引《荆州图（副）》时特别提到：“夷陵县西有温泉，故老相传，此泉出盐，于今水有盐气。”

在巴国故都（夷城）的考古发掘成果中亦有巴人掌控古夷水盐泉的实证。巴人故都夷城遗址，位于湖北省清江流域的长阳渔峡口香炉石一带，随着清江流域考古活动持续推进，出土有大量的圜底罐、尖底杯等文物，都是熬制食盐使用的器皿，进一步佐证了古代巴人曾在这一带开展盐业生产活动，同时也证明了附近存在丰富的盐泉资源。

 

三峡博物馆内圜底罐制盐陈列场景

 

清江渔峡口镇盐池温泉又称盐池河，因温泉味咸、可熬盐而得名，被土家族人誉为“神水”。相距盐池温泉不远处，有一座古朴庄重的盐井寺，体现了古人对当地盐泉的崇敬。扼守“八百里清江第一峡”的渔峡口处的峰峦曲线，恰似绝妙的美女侧面像，当地土家族人说那就是“盐水女神”的化身。

除了渔峡口盐池温泉，清江流域还有巴山峡盐泉、贺家坪白咸池、榔坪咸池河等盐水资源。据清同治年间《利川县志》记载，利川古为巴子国，后周置盐水县，说明地处清江上游的利川县也与盐泉有关。清江流域盐泉为巴人巴国的繁荣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当地的制盐产业一直持续到了上个世纪40年代。

巴人进入三峡地区后，逐渐掌控了另一处重要的盐泉资源——大宁盐泉。流经重庆市巫溪县的大宁河，古代又称为昌河、巫溪水、盐水，是已知中国最早盐泉之一，距今已有五千年历史。

据《巫溪县志》记载：“盐泉出自县北宁厂宝源山麓，古称大宁盐井或白鹿盐泉。”相传，古代猎人袁氏追逐白鹿至宝源山洞口，白鹿忽然消失，但见洞口处有盐泉涌出，白鹿泉因此得名。

 

宝源山白鹿盐泉

 

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里对大宁盐泉的描绘不吝笔墨，写道：“（江水）又东过巫县南，盐水从县东南流注之。”北宋地理学家欧阳忞在《舆地广记》里也有记录：“故北井县，晋属建平郡，宋齐梁因之，后周省入大昌，有巫溪咸泉。”

结合近些年三峡库区文物抢救性发掘的出土文物推论，大宁河盐业资源开发利用距今已有5000多年历史。早在上古时期，巫臷国拥有巫溪宝源山盐泉资源，并逐步形成庞大制盐中心——大宁盐场。有了巫盐，巫臷人不种庄稼能有吃，不搞纺织也有穿，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山海经·大荒南经》对此有记载：“食谷，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

水运是人类最早采用的交通方式之一，巴人擅长驾舟行船，其向西迁徙进入三峡地区后，凭借舟楫之利，与巫臷人开展经贸合作，充当了贩运巫盐的角色。《山海经·海内经》曾有“太皞生咸鸟”的记载，“咸鸟”一词，可能指的是驾驶独舟载运食盐在风浪中穿梭自如的巴人。

 

大宁河两岸

 

勇武聪慧的巴人并不仅满足于巫盐销售，他们需要的是从根本上掌握盐水资源，于是找准时机进行争夺，最终将富饶的宝源山盐泉据为己有。经过巴人勤奋经营，大宁盐场“万灶盐烟”，商旅云集，载盐之舟百舸争流。这里迅速成为古代中国最早的财富中心之一。

 

大宁盐场图（清）

 

巴人占有巫盐后，急剧膨胀的财富引起了周边诸国的觊觎和垂涎，同时，巴国自身也有新的盐水资源拓展计划，扩充版图。从最初的巴、楚、秦三国联手灭庸，再到巴楚之战，商业盛行、依靠巴盐买卖的巴国，不敌农耕发达、粮草屯厚的楚国，最终选择放弃大宁盐泉，巴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开始了向西迁徙。而以宁厂盐场为代表的传统巫盐，延续到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手工制盐成本高产量低，才被迫退出了历史舞台。

颠沛坎坷的巴人，先后迁都鱼复（今重庆市奉节县）、瀼（今重庆市万州区瀼渡一带）等地，后来在临江（今重庆市忠县）㽏井溪、涂井溪一带发现了盐泉。

据古代文献记载，忠县㽏井溪、涂井溪一带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盐泉之地。据《水经注》记载：“自县北入盐井溪，有盐井营户。”《华阳国志·巴志》也记载了：“临江县有盐官，在监（今㽏井）、涂二溪，一郡所仰；其豪门亦家有盐井。”可见巴国时期㽏涂盐井之兴盛。

有传说，涂㽏一带的盐井是因东汉关西夫子杨伯起偶然看见白兔饮泉而掘井留下的。传说归传说，“早在巴人社会时期，这里已成了制盐中心”这一说法，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

上个世纪50年代，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忠县中坝一带的田野中发现了大量陶片，由此揭开了涂㽏地区巴盐文明的神秘面纱。1997年至2002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又在中坝遗址展开系统考古发掘，最终证实这是一处远古巴人制盐产业的遗存。出土巨量的制盐陶器中，包括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口尖底缸，商周时期的尖底杯，东周时期的花边口圜底罐。足以说明，古代巴人至少从西周时期开始，在当地就有了大规模的井盐开采加工活动。

 

中坝遗址的制盐作坊蓄卤坑

 

忠县中坝遗址东周圜底罐

 

忠州涂㽏一带崛起为古代巴国的又一座超级“盐都”后，惯于商贸理念的巴人，又拓展了新的销盐路径。为了面向楚国供盐，巴人将食盐通过长江水路载运到南岸的西界沱（今重庆市石柱县西沱镇），再以人工背运方式，从西界沱开辟陆路通道，翻越雄伟险峻的方斗山和七曜山，到达楚国境内（今鄂西、湘西一带）。这条遇山择垭，遇石凿路，遇水置磴，绵延六百多公里的三尺宽运盐大道，就是今天广为人知的千里“巴盐古道”。从那时候开始，巴盐古道上的西界沱、王家、石家等场镇就与“涂㽏盐都”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一荣俱荣，因盐而兴。西界沱更是成为巴国时期“巴盐销楚”网络中最重要的水陆转运中心。

 

西沱古镇（西界沱）区位图

 

巴人迁都西退，并没有换来安宁的发展环境，涂㽏盐都的快速崛起，反而激起楚人更大的贪欲。战国时期，楚国不断强盛，遂再次发动了灭巴之战。巴人虽说曾经骁勇善战，但受限于渔猎文明和商业浸染，粮草与斗志明显不足，最终再次西退，权力中心迁至平都（今重庆市丰都县）。“涂㽏盐都”沦为巴楚共治，成为楚国人又一棵摇钱树。

“涂㽏盐都”历经新石器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等朝代，从中坝遗址厚达12.5米的文化堆积层可以窥见端倪。而楚人进入古忠州的史实，可以从忠县石匣子、西沱公农背、陶家坝、江家漕等地楚墓群的发掘得到印证。

 

中坝遗址深达12米的古代人类文化堆积

 

清道光版《忠州直隶志》记载忠县涂井、㽏井两盐厂有盐井34眼，分别取名上沙井、杨井、古市井、箭尾井等。至清同治年间，以上34眼盐井依然存在。清末民初，《忠县志》记载涂㽏二溪“盐业渐衰”。直到1962年4月，涂㽏所有盐井才全部停产关闭，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巴国盐源的兴衰历史，正好是巴人跨越几千年，不断迁都立国演变，最终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全过程。

 

文稿：谭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