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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庙山遗址大溪文化遗存彩陶研究
发布人:  2022-10-28

关庙山遗址位于湖北省枝江市问安镇关庙山村,地处江汉平原的西部边缘高出周围地面1.5~4米的台地上(图一)。1975年,该遗址在修渠工程中被发现,同年,宜昌地区文物工作队进行了试掘。后续在1978年秋~1980年冬进行了五次发掘,进一步揭示了江汉平原西部地区以大溪文化为重点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内涵、面貌及相互关系。并于2017年出版了《枝江关庙山》专题报告,为深入研究关庙山遗址的文化性质及大溪文化的分期问题提供了线索。

 

图一 位置图

(注:该图修改于《枝江关庙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11)

 

通过历年的发掘工作,已经确认关庙山遗址存在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晚期、石家河文化依次叠压的三种文化遗存,其中关庙山遗址大溪文化遗存可以分为四期:第一期是大溪文化初步形成的时期,可分为早、晚两段;第二期是大溪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第三期是大溪文化繁荣发展的时期;第四期是大溪文化走向衰落并孕育新的文化(屈家岭文化)因素的时期。该遗址的大溪文化遗存据碳十四年代测定,其年代区间应为距今6200~5200年[1]。鉴于该遗址发现有大量大溪文化时期的彩陶器,本文通过对其载体、纹样的观察,梳理其纹饰组合、纹饰制法以及具体纹样的特点,就关庙山遗址大溪文化遗存彩陶文化及由此反应的问题进行讨论,望批评指正。

 

一、纹样分类

经过对陶质、陶色的初步统计分析,发现关庙山遗址大溪文化遗存彩陶器泥质红陶多于夹砂类陶,以泥质红陶最多,泥质橙黄陶次之,泥质白陶再次之,泥质灰陶最少,伴有少量的夹炭红陶。上述彩陶器包括红陶系(即橙黄陶、红陶、红褐陶)、白陶系及灰陶系(即灰陶、灰褐陶)、黑陶系等四个陶系。关庙山遗址彩陶器中,除大量为普通纹饰外,仅有少部分施加彩陶纹饰,多见平行条纹、网格纹、绳索纹、花瓣纹、草叶纹,另有宽带纹、齿形纹、梯架形纹、水裂纹、曲线纹以及横人字纹等。上述纹饰一般在红陶衣与白陶衣上绘制而成,彩纹颜色以黑彩为最多,棕彩次之,橙红彩、赭彩、红彩、绘彩、褐彩、蓝彩、红褐彩很少,并有几件朱绘陶器,也具有彩陶纹饰的意义。

根据花纹样式的不同,可将关庙山遗址大溪文化遗存彩陶纹饰分为18种(图二),分别为:平行条纹、双曲线十字形纹、宽带纹、曲线网格纹、曲线纹、菱形网格纹、冰裂纹、花瓣纹、履带纹、草叶纹、齿形纹、菱形纹、链环纹、曲线圆格纹、横人字纹、绳索纹、漩涡纹。这些花纹样式的具体情况如下:

图二  彩陶纹样分类

 

第一类,平行条纹,条纹整体宽度较窄且细长,饰器物一周呈带状分布,多施在圈足罐、平底罐、筒形瓶、平底钵、器座等器表。

第二类,双曲线十字形纹,双直线并排而立于中部交叉大致呈井字形状,仅见于圈足碗的圈足底面。

第三类,宽带纹,带纹上下略宽幅面稍大,常与其他纹样组合出现,大量发现于圈足碗器表。

第四类,曲线网格纹,绘制前先设定3个点或多个点为1组,再以曲线相连接,各格均为空白形式形成镂空状,多见于圈足碗腹部。

第五类,曲线纹,以小圆点纹做框架间以相连各点而成,多与带纹类纹样一起,饰于圈足碗和杯的器表。

第六类,菱形网格纹,各直线两两相交且于下一步大幅度弯折形成菱形成纹样,饰于圈足碗及杯的器表。

第七类,冰裂纹,错乱相连的短直线围合而成,与网格纹类似,仅见于圈足碗底部。

第八类,花瓣纹,以凹边三角纹和斜直线纹或弧线纹组合而成,偶尔伴有圆点纹,或以绘彩为花瓣,或以空白处为纹,主要见于筒形瓶及平底罐腹部,少见于瓮、器座及豆等器表。

第九类,履带纹,在平行条纹间再连以数条短直线呈梯架状,常成排布列于圈足碗底部底面。

第十类,草叶纹,以粗直线为支架向外延伸一定距离后开始分叉为3条长短不一的弧线,部分粗直线一端伴有大圆点纹,一般饰于钵、盆、罐及曲腹杯的器表。

第十一类,齿形纹,包括三角形锯齿状和短条梳状两种形式,三角形锯齿状为条状分布的数个三角形左右排列且三角一端不落在底座直线上而两两相连,短条梳状为通体直线一侧长出一排大小不一的三角状突出纹,少量饰于圈足碗及瓮等器物腹部。

第十二类,菱形纹,以两个等腰三角形一侧重合而成平行四边形,多在平行条纹间出现,常见于筒形瓶的腹部,也有杯、钵、罐、器座等器表出现。

第十三类,链环纹,于宽带纹内由数个椭圆形曲线纹两两相连成一直线状呈链条的纹饰,成排绕器物腹部一周,见于圈足碗及杯的腹部。

第十四类,曲线圆格纹,一般与宽带纹、条纹、曲线网格纹共同出现,为一宽直线条中部为不规则椭圆形空白彩呈网格状,多饰于杯的腹部,也有极少数在圈足碗腹部进行绘制的。

第十五类,横人字纹,以似“人”字形的纹样左右横向排列分布于上下平行条纹之间,两端均落在上下底座之上,也有以绘彩留白处为具体纹样的,主要饰于钵的腹上部,少量饰于盆、罐及筒形瓶。

第十六类,绳索纹,由上下平行的三角形底座上角沿长出支叉,支叉上下稍闭合且外侧搭有另一弧线,形成部分呈方形、近方形或不完整对接的绳索状纹样或变体类,以筒形瓶为主要施纹对象,也在罐、瓮及器座上绘彩。

第十七类,漩涡纹,采用圆点、圆圈弧线及三角纹组成的涡纹图案,饰于罐及瓮的腹部。

第十八类,波浪纹,为上下两条长短不一的短弧线一组横向排列,后一组前端压在前一组后侧以致形如起伏的波浪,只见于圈足盆。

 

二、彩陶特点

通过对比关庙山遗址大溪文化遗存彩陶的简单梳理和分类,可以发现这些彩陶主要出自一期晚段、二、三期及四期地层,其中尤以二、三期地层出土彩陶数量和种类最多,四期地层次之,一期晚段仅发现1件彩陶器。根据关庙山遗址大溪文化遗存分期结果[2],该遗存的彩陶发展经历了四个时期(图三)。

 

图三  关庙山大溪文化各期彩陶主要纹样

 

关庙山大溪文化第一期距今约6200~6100年,为大溪文化彩陶的萌芽阶段,只在该期晚段出土一件圈足罐,肩部饰棕彩平行条纹。

关庙山大溪文化第二期距今5940~5830年,为大溪文化彩陶的蓬勃发展时期,彩陶主要由圈足类和平底类器组成,包括圈足罐、圈足盘、陶杯、平底钵、平底罐。另外,还有极个别残陶瓮、三足单耳杯及陶球彩陶片,包含十四类彩陶花纹。第一类,平行条纹,器形多为圈足类罐、碗、盘及平底罐、陶球片、瓮、陶杯。第二类,双曲线十字形纹,器形主要为圈足碗。第三类,宽带纹,多与其他纹样组合出现,器形主要是圈足类碗、杯和极个别三单耳杯。第四类,曲线网格纹,多以组合式纹样出现,器形有圈足类碗、罐、杯及少数三足单耳杯。第五类,菱形网格纹,数量较少,总与其他类纹饰相伴,器形有圈足类碗、杯和三足单耳杯。第六类,草叶纹,仅在一件平底钵腹部。第七类,齿形纹,也称为三角锯齿纹,器形主要为圈足碗。第八类,链条纹,多和其他类纹饰组合出现,器形主要为圈足碗。第九类,曲线纹,仅发现于一件圈足碗腹部。第十类,冰裂纹,也叫水裂纹,总是和宽带纹相结合,器形为圈足碗。第十一类,花瓣纹,只在一件豆的腹中部发现,以凹边三角纹之间的空白处为纹样。第十二类,履带纹,又叫梯架形纹,常与宽带纹一起,彩陶器形为圈足碗。第十三类,菱形纹,器形为圈足杯。第十四类,菱形圆格纹,多和其他类纹样相伴,器形主要为圈足类杯、碗。

关庙山大溪文化第三期距今5645~5505年,为大溪文化彩陶的繁荣鼎盛时期,彩陶一般为圈足类和平底类器构成,主要是圈足类杯、碗、罐及平底类罐、盆、碗,还有包括筒形瓶、瓮、圜底盆、曲腹杯、器座等在内的其他陶器,涵盖了十类彩陶纹样。第一类,平行条纹,该期此类纹饰最多,相比第一期数量增加了很多,与其他类纹样组合出现较多,为其他纹饰的边框线,彩陶器形主要有圈足罐、盘、盆、碗以及平底碗、钵、罐,还有瓮、曲腹杯、筒形瓶、圜底盆、器座。第二类,宽带纹,彩陶数量较少,器形为圈足碗、杯及筒形瓶。第三类,菱形网格纹,总是单独出现,器形有圈足类杯、碗及平底钵。第四类,草叶纹,大量单独在器物表面发现,施纹对象有钵、盆、曲腹杯、罐。第五类,齿形纹,发现较少,器形有罐、杯。第六类,花瓣纹,彩陶器形主要有筒形瓶、平底罐、器座、钵、瓮。第七类,菱形纹,含绘彩区域和留白区域两种表现模式,载体有筒形瓶、平底钵、圈足罐、器座。第八类,漩涡纹,仅在该期地层中出现,器形主要为瓮。第九类,横人字纹,多与平行条纹组合,主要彩陶器形有平底钵、圜底盆、平底罐。第十类,绳索纹,为典型彩陶纹饰,经常与平行条纹结合,器形主要为筒形瓶,其余为圈足罐、瓮、平底罐、器座。

第四期距今5330~5235年,为大溪文化彩陶走向衰落的时期,彩陶器由圈足类、平底类、圜底类器物组成,包括圈足罐、平底盆、平底罐、平底钵、圜底盆,还有筒形瓶、瓮、器座、曲腹杯等,包含十四类彩陶花纹。第一类,平行条纹,多同横人字纹一起出现,器形有圈足罐、筒形瓶。第二类,草叶纹,总是单独进行绘制,施纹器形为平底盆、圜底盆、平底钵、平底罐、器座。第三类,菱形纹,仅发现于一件筒形瓶腹部。第四类,横人字纹,常与平行条纹组合,陶器器形有圈足罐、筒形瓶。第五类,绳索纹,多与平行条纹结合,载体有圈足罐、瓮、平底罐、器座。第六类,花瓣纹,仅发现于陶瓮的肩部。

综上,可见关庙山大溪文化各期均有彩陶,第一期晚段彩陶仅发现一件圈足罐,其余陶器都未施彩。自第二期开始,彩陶大量涌现,其中第二期不仅彩陶器种类增多,彩陶花纹也呈现出多样化,彩陶纹样也相对复杂,在延续了第一期晚段平行条纹的基础上,产生了以宽带纹、曲线网格纹、菱形圆格纹等为代表的更多的彩陶纹样,且部分彩绘幅面布局几乎占据整个陶器表面。至第三期,彩陶纹样与彩陶数量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彩陶纹饰表现风格逐渐以简洁为主,而以双曲线十字形纹、曲线网格纹、履带纹等部分纹饰消失不见,出现了一批以绳索纹、横人字纹等为典型代表的新纹样,花瓣纹和草叶纹的数量相比前期也是大为增加。而第四期作为彩陶发展的末期,简洁明了的彩陶展示风格完全处于主体地位,平行条纹作为传统纹样被保留,草叶纹成为该期最为常见和识别度的彩陶纹样,绳索纹已走向变体式的平面布局,至于其余各类彩陶纹饰则完全不见。

 

三、产生发展

一些彩陶花纹共见于关庙山大溪文化遗存以及其他大溪文化遗址,也在周邻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中可以看到,表明了本地彩陶纹饰的产生和发展应是内、外两方面因素造成的。

首先,从关庙山大溪文化彩陶的表现手法来看,地纹是能够直接反映关庙山大溪文化部分彩陶与周边的西阴文化关系密切的证据之一。所谓彩陶,通常被定义为是直接以彩为纹。而地纹彩陶则是以彩为衬底,即地纹彩陶是以彩绘的颜色作衬底,以无彩的地子为图案的一种表现方式特别的彩陶[3]。关庙山大溪文化地纹彩陶以花瓣纹、横人字形纹、菱形纹发现最多(图四),其中花瓣纹以凹边三角的彩纹座衬底,至少有两个相对的花瓣,共用三角一边划分等面积的叶状,中部通常有一条弧线把花瓣一分为二,图案一般呈二方连续形式排列布局。横人字形纹以平行条纹间的留白区域作为地纹彩陶,往往绘彩部分和留白区域兼具表现两种彩陶纹样的形式。菱形纹在彩绘范围内等间隔留以大小相仿的空格以作地纹彩陶。

 

图四  关庙山遗址大溪文化遗存的地纹彩陶

 

1.豆(T51⑤A:192) 2.圈足罐(T51⑤A:171) 3.圈足罐(T70⑤H111:3) 4.瓮(T62⑤A:16)5.器耳(T55⑤:77) 6~8.平底钵(T51④A:442、449、450) 9.平底钵(T54⑤:49) 10.瓮(T1③:21) 11.平底罐(T52④A;120) 12.筒形瓶(T53④A:214) 13.平底罐(T65④A:42) 14~18.筒形瓶(T52④BF22:155、T34④BF1:8、T53④:146、T52④A:121、T68④C:135) 19.平底罐(T52④BF22:156) 20.器座(T51④BF22:151) 21~22.平底罐(T3③H1:10、76④BF30:22) 23.瓮(T37④A:9) 24~26.筒形瓶(T60④AF26:21、T52④BF22:156、T52④BF22:154) 27.圜底盆(T54⑤H56:9) 28.罐(T64③A:137) 29.瓮(T51③:62)

 

分布在关中、陕南、晋南和豫西以及邻近中原的边缘地区的西阴文化中,发现有较多的地纹彩陶,主要以花瓣纹为代表,是作为西阴文化最为常见和具有识别度的彩陶纹饰,它们大都以非彩绘区域来当作彩陶纹样,多施在盆和钵的上腹。这些彩陶与关庙山大溪文化遗存彩陶所见同类花纹无二,在纹饰风格和施纹方式上都是大同小异。因此,对于后者产生花瓣纹的原因无外乎是受到来自西阴文化彩陶的强烈影响(图五,1~7、15、18~24、27、30)。

 

图五  关庙山大溪文化与其他考古学文化彩陶纹样比较

 

1~17.关庙山(T51⑤A:192、T37④A:9、T51④A:449、T52④A:214、T52④BF22:154、T52④BF22:155、TT52④A:120、T53⑤BH49:176、T58⑤H177:4、T36⑤H12:1、T10④:38、T34④B:49、T65④A:41、T54⑤:49、T70⑤H111:4、T4③:9、T34④A:6) 18~20.庙底沟(H11:75、图版伍·4、图版陆·8) 21.大寺(T5④:23) 22. 下王岗(T21③:2) 23.西阴村 24.下王岗(H323:5) 25.庙底沟(图版伍·10) 26.西阴村 27~29. 庙底沟(T315:09、T328:08、图版捌·10) 30.泉护村(H38:9) 31.师赵村(T114③:33)(1~17为大溪文化,31为马家窑文化,其余为西阴文化)

除此之外,关庙山遗址出土的链条纹、菱形纹等纹饰风格与西阴文化同类纹饰并没有明显区别,可能是直接接受了西阴文化的原创彩陶(图五,8~11、25~26,14、28)。至于绳索纹和漩涡纹,前者受到西阴文化勾连涡纹启发进而创造出来(图五,12~13、17、29),后者则与甘肃马家窑文化彩陶相关(图五,16、31)。另外,关庙山遗址出土的圈足碗、圈足罐等彩陶器表绘制的履带纹、双曲线十字形纹、曲线网格纹、横人字纹等各种纹样,是大溪文化自己发展的结果。

其次,关庙山遗址内颇具代表性的草叶纹,或与来自西阴文化的鸟纹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主要是鸟纹简化过后的形态,即以完全抽象的弧线来体现鸟儿飞翔的姿态。鱼纹作为半坡文化和西阴文化彩陶分类系统中非常重要的纹样之一,存在写实图案、抽象几何化、完全几何化等形式[4]。关庙山大溪文化遗存中出土的曲腹杯、平底罐、瓮几幅鱼纹彩陶纹样属于抽象几何化类,共通的特征是保持了以大圆点纹表示的鱼眼,身体部分扭曲或完全简化用几条直线或曲线替代。从纹样形态观察,文化属性为史家期半坡文化的姜寨遗址[5]二期遗存中发现的变体式鱼纹彩陶应该是上述鱼纹产生的主要来源,在母题元素上与关庙山大溪文化彩陶鱼纹具有极高的相似程度,由此促进了后者的产生和发展。

 

图六 关庙山大溪文化鱼纹与草叶纹发展变化

1.姜寨(ZHT5H76:18) 2~7、10~11.关庙山(T62⑤A:16、T64④A:81、T75④BH73:10、T51③F8:211、T69③B:174、T75④E:206) 8~9.泉护村(H01:4、H01:58)(1为史家期半坡文化,2为大溪文化,3为西阴文化)

 

四、余论

关庙山遗址大溪文化遗存文化面貌并不以彩陶著称,相比中原地区和西北地区,彩陶显得并不突出。通过对该遗址大溪文化彩陶进行初步梳理,可以发现,虽然不处于彩陶文化的中心地带,但在不同阶段与周边各地考古学文化以彩陶作为载体进行交流和互动:仰韶时代中国北方大部出现红顶式宽带纹彩陶钵,并诞生了一批以彩陶作为标志的考古学文化,随后史家期半坡文化的彩陶传入长江流域,之后西阴文化形成强大的扩张态势,长江中游地区也受到了影响,产生并促进了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油子岭文化等本地土著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以多元化而著称,彩陶作为各地考古学文化间相互交流和互动的媒介之一,不仅积极吸收外来影响,同时也在对外来彩陶改造之后向外输出,或许这就是双赢。彩陶作为连接不同地区考古学文化不同族群生活状态、精神面貌、艺术思想的文化纽带和羁绊,成为促进中国文化大一统的坚实后盾。

 

注释: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枝江关庙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枝江关庙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

[3] 王仁湘:《中国史前彩陶地纹辨识》,《中国史前考古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

[4] 王仁湘:《庙底沟文化彩陶论·上》,《四川文物》,2009年第2期。

[5] 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图文:李能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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