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照母山与冯时行

在重庆主城北部，宽敞的金开大道蜿蜒伸展开来，在照母山立交金开大道西段与烟波浩渺的人和水库之间，巍然屹立着一座巨大的仿木构汉白玉冲天牌坊。坊上横额有由重庆市文联副主席、市书法家协会主席漆钢题写的“照母山”三个红色大字，当心间立柱撰有“慈母萦怀故国忧心忠孝两全状元传世”“高风垂范名园颂美古今一脉照母流芳”对联。方圆数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就是集观景、休闲、怀旧、健身于一体的原生态森林公园——照母山森林公园（又名照母山植物园），占地面积近五千亩。这里栽植有上千种、十万余株各类植物，植被茂盛、繁茂花木稠密，形成了磅礴大气的生态景观。森林公园内有湖泊、森林，厅堂轩榭、亭台楼阁、山庄、塔、牌坊等传统建筑点缀其间，自然风貌与人文景观相得益彰。……

 

照母山汉白玉冲天大牌坊

 

重庆民间流传这样的故事：宋代状元冯时行（1100—1163），重庆璧山人（一说恭州璧山缙云山人，一说恭州巴县洛碛人），于南宋绍兴二十八（1158）年冬，带着母亲和妻子沿嘉陵江左岸前往黎州（今属四川汉源）赴任知州途中，经过一座林木茂盛、海拔460余米、名叫大竹林的山头，适逢他的母亲突然身染重病，便在这座山上暂时结庐而居，由妻子照看患病直至不治身亡的母亲，后来获得宋高宗赵构恩准丁忧（古代官员的父母去世，官员必须辞官回到祖籍，为父母守孝的制度）三年之允，在墓地日夜照母守孝，并将结庐而成的山庄取名为照墓山庄（后改名为照母山庄）。后世人为表达冯时行忧国忧民，不忘老母养育、侍亲至孝之恩情，就将此山取名为照墓山（后改名为照母山）。

这里还特别要提到照母山森林公园里主体建筑为传统四合院的人和民俗文化村，内有由当时的北部新区管委会收藏的数百余套（件）两江新区开发前的民俗文化用品与生产工具，包括富有巴渝民俗特色的多层贴金雕花大床、玲珑剔透的博古架、工艺繁复的桌椅等家具，以及几近消失的犁铧、拌桶、耙梳、䉪子、风车、磨子、簸箕等传统农具展览陈列物品供社会公众参观、观赏；其中有若干清代的精美青花瓷碗，就是由笔者于2003年夏主持牌坊坟考古发掘而出土的珍贵文物。

 

人和民俗文化村石照壁

 

二、牌坊坟墓地的发现

二十年前的重庆北部新区（今重庆两江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系从当时的渝北区析出的大竹林、人和、鸳鸯与天宫殿等街道组成）是重庆市新的经济增长极，是市人民政府为贯彻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重庆市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而设立的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基础的现代产业基地。当时的北部新区方圆一百余平方公里的范围正成为大规模的建设施工工地，境内众多的各类地面、地下文物不时出露于广大市民面前。

重庆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王小若是一位爱好祖国文化遗产的热心人。这里有一个历史的小插曲，让笔者不得不提及。社会公众大都知道，中国境内迄今发现最早的人类化石是距今214万年前的“巫山人”。它的科学发现者，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古人类学家黄万波研究员的团队于1985年在巫山龙骨坡发现的；但极少有人知道巫山人最早的“蛛丝马迹”，却是王小若找到的。1969年，王小若与马千真（后来与王小若结成伉俪并成为重庆市财政局局长、党组书记）等几个重庆知识青年来到当时的四川省巫山县大庙区庙宇公社（今重庆市巫山县庙宇镇）新华大队插队落户。王小若不经意间发现这个地方的地名很奇怪，乡民们总是把“龙坪”“龙骨坡”“龙洞”“龙骨”这些有关“龙”的话语提起，时时放在嘴边，感觉好像当地和“龙”有着某种千丝万缕的关联。与生俱来就对神秘事物充满好奇心的青年小伙王小若也疑窦丛丛：既然有这么多“龙”，尤其还有“龙骨”，是不是就应该真的有什么“龙”存在呢？于是王小若就有了去探“龙洞”、寻“龙踪”的冲动，打算钻进去看这个龙洞里面究竟有什么名堂，想把“龙”的问题弄明白。一天，王小若邀约了几个说得拢的“知青”，打着手电筒、举着火把钻进龙骨坡后的“龙洞”探险。令他们几个没有想到的是，洞里的空间非常大，古代人类活动的痕迹依稀可见，数通古代残碑石刻倒卧于地，还有前人在洞中烧硝的遗坑……通过这些发现，王小若推测此地极有可能就是古人类居住过的地方，而这些“龙骨”应该就是他们生活遗留下来的东西，后来成为了化石或文物。他庚即写信给北京的中国科学院报告自己的发现，推测巫山这些山洞可能就是人类祖先居住与活动过的地方。因为当时的特殊社会状况，他们一直没等到回复的消息，时间一久，也就慢慢淡忘了这件事。直到1985年黄万波及其团队来到巫山庙宇的龙坪村龙骨坡……“巫山人”化石的发现，进一步揭示了古人类发展的进程，填补了中国早期人类化石的空白，对于研究人类的起源和三峡河谷的发育史，东亚早期人类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价值。

 

 

王小若同志（中）现场检查工作

 

话又说回来，北部新区人和镇吉乐村（今两江新区人和街道金安社区）二社照母山南麓的青岗堡东部，有一处海拔高程为370米的浅丘，东距金开大道约200米，北隔大脑壳至苏家大土的冲沟，与团山堡相邻，南为井水湾、雕嘴岩、高家店山；该浅丘西端有一条小溪流淌而过，浅丘东缘耸立着一座坐西朝东的高大石质牌坊，浅丘因故得名为牌坊坟。

2003年初，高新区管委会在建设人和工业园过程中，计划打造北部新区唯一的人文景观——人和民俗文化村，那时还没有照母山森林公园呢，打算把青岗堡牌坊坟浅丘的石质牌坊搬迁到民俗文化村作装饰性的山门之用。6月末，王小若主任邀请了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的老先生们到就近的石牌坊处调研，了解北部新区的历史文化，在半坡上的人和民俗文化村即兴吟诗作画之余，还专门给在青岗堡附近进行北部新区人和工业园的施工单位重庆渝高新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段茂伟打招呼：我感觉牌坊坟这个石牌坊很特别，与其它牌坊不大相同，也许和墓葬有关，附近可能就有古墓葬，你们施工时一定要密切注意，不要挖坏了。

 

牌坊坟石牌坊原貌

 

重庆的7月7日，正当盛夏，白日间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一股的热浪；人和工业园施工现场旁山林的树枝纹丝不动，只有知了还在叫个不停。工友们顶着烈日挥汗作业着……中午时分，不出王小若所料，青岗堡施工现场硕大的挖掘机意外刨出一坨巨大的物件，既不像泥土，也不像石块、更不像木材。获讯赶到施工现场的段茂伟总经理仔细观察后，发现这一大坨物件是重叠在一起的瓷碗，碗与碗之间似乎被某种粘性物质粘住，很难把它们分离。这些碗上都绘有青幽翠蓝色的图案，应该是属于青花瓷系列，像是有些年代了；出露部分的数量，至少有几百件之多，另有不少青花瓷碗还掩埋在地下。“这一定是重要文物！还是上报国家文物部门吧，要是破坏了珍贵文物，我们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段茂伟总经理马上责令施工队伍停止施工，把部分现场先期出土、露头的青花瓷碗块体及已剥落的部分搬运到附近的人和民俗文化村暂时存放，还立即安排工作人员查找重庆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市文化局（文物局）的电讯联系方式，几经周转，信息很快由市文化局（文物局）通知到重庆市唯一具有文物考古发掘团体领队资质的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后改名为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今为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三、考古队进驻文物现场

时任国家考古发掘领队、重庆市文物考古所考古队副队长、文博副研究馆员的笔者林必忠，当时的主要工作职责就是负责抢救性配合重庆地域内大型基本建设工程的文物考古工作。接到工作任务后，笔者立即亲率一支考古小分队，搭乘考古所新购置的日产尼桑城市机动越野车，迅疾在一个小时内赶到了距离重庆市文物考古所本部渝中区枇杷山数十公里的牌坊坟施工现场。经过笔者与到达现场的考古技术人员的合力调查和勘探，初步判断牌坊坟是一处大型的清代晚期墓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必须配合该项建设工程进行抢救性考古清理发掘工作。

建设业主重庆高新区管委会马上责成施工单位重庆渝高新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全力配合重庆市文物考古所进行牌坊坟的考古清理发掘工作，公安部门与相关安保单位当即布置了警戒线，封锁了牌坊坟现场。为了抢时间，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在获得市文化局（文物局）抢救性考古授权的前提下，采用简易程序，由笔者担任该项目考古领队的考古小分队入驻现场进行考古清理发掘工作。

7月8日，重庆市文物考古所作了以下发掘前的准备工作：起草对牌坊坟墓地文物保护意见，并上报市文化局（文物局）；将市文化局（文物局）《关于“北部新区人和工业园”工程中发现文物的处理意见》和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关于《牌坊坟处局部停工通知书》两份书面文件递交给工程建设施工单位——重庆渝高新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墓地现场布置文物安全设施；在出土文物暂时存放处——人和民俗文化村查看文物保管情况并拟定文物保护技术方案。

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向重庆渝高新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发出的《牌坊坟处局部停工通知书》主要内容有：“贵公司的北部新区人和工业园建设工程，在位于渝北区人和镇吉乐村二社牌坊坟处，发现清代石质牌坊、墓葬及大量青花瓷碗等文物，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在进行建设工程或者在农业生产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应当保护现场……。’本着对文物保护负责的态度，现通知贵公司在此处停止施工，以便对文物进行抢救性保护工作。”

7月9日：重庆市文物考古所考古队在牌坊坟墓地现场拍摄照片资料，绘制墓地中轴线的走势图，拟定勘探、发掘、测绘方案；将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关于《北部新区人和工业园工程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计划及经费预算书》和1990年国家文物局、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财政部会签的关于颁发《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经费预算定额管理办法》的相关文件递交给重庆渝高新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并希望工程建设方尽快落实具体相关事宜。

7月10日起：重庆市文物考古所考古队开展考古调查、测绘、捶拓工作。

7月16日：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和重庆渝高新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人和工业园”工程“牌坊坟”考古工作协议书》。

针对牌坊坟考古清理发掘工作，并配合北部新区人和工业园的施工，笔者制定了两套田野考古工作方案。

 

方案一

田野考古工作包括牌坊坟浅丘范围全面勘探、部分清理发掘、测绘与捶拓以及北部新区人和工业园工程范围内进行部分考古调查勘探工作，工作人员有14人，其组织序列为：

考古领队：林必忠

现场负责：李大地

发掘组：徐克诚、林必诚

测绘组：丁韦强、陈安乐、徐静

调查组：刘春鸿、王胜利、董小陈

协调组：黄坤海、刘勇、郑利平、陈芙蓉

 

方案二

田野考古工作仅仅是牌坊坟墓地本身的考古清理发掘工作，工作人员有8人，其组织序列为：

考古领队：林必忠

现场负责：李大地

发掘组：徐克诚、林必诚

测绘组：丁韦强、王胜利

协调组：黄坤海、刘勇

 

作为牌坊坟考古工地领队，对于牌坊坟考古清理发掘工作本身，笔者根据墓地由墓前石牌坊和墓塚两部分组成的具体情况，制订了“地面、地下分工，捶拓测绘、清理发掘同期进行”的田野工作计划。在考古工作实施中，最终根据与工程建设方达成的意见，采用了第一套考古工作方案。

通过反复访问当地知情的年长老农，以及实地详细勘踏、寻找相关实物资料，复原出当时墓地地面遗迹情况：该墓地于上个世纪的50年末开始荒芜，墓垣、墓碑等石构件多被拆除；1986年、1987年曾两次被盗掘。现有墓前石牌坊一座，封土残部若干。

本次考古发掘实施的时间，从7月15日到8月1日，共历经17天，完成了包括墓地发掘、石牌坊提取资料两部分工作。

 

牌坊坟考古工地现场

 

 

搭脚手架捶拓拓片

 

 

拓印墓碑

 

四、牌坊坟考古收获

牌坊坟的田野考古工作，在建设业主重庆高新区管委会与施工单位重庆渝高新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与考古同人们的通力合作下，依地形地貌与文物的具体情况布10×10米考古探方2个，实际发掘250平方米的面积，共清理墓葬6座，其中石室墓3座、土坑墓2座、碗椁墓1座，出土文物上千件；在牌坊四周搭上由铁管组成的扣件脚手架捶拓拓片、测绘图纸近百张，基本掌握了牌坊坟墓地的规模、性质、原始地面建筑情况，并形成完整、科学的考古资料，取得较大的收获。

牌坊坟墓地现存面积约850平方米，前为墓牌坊，后为墓葬区，整个墓地由牌坊、拜台、墓垣、墓塚四部分组成，也算一处豪华的墓葬区。

牌坊：四柱三间三楼仿木构石坊，由基、身、楼、顶几部分组成，高约5米，面阔3米许；当心间面阔1.66米，次间面阔0.65米。坊顶重檐歇山，宝顶居中，两端翘角飞梁；当心间立柱与横坊交接处镂雕雀替。立柱前后均有抱鼓状夹杆石。楼部满雕精美的神话、戏曲故事、吉鸟、瑞草、八宝等图案。部分构件缺失，有一定程度的风化。

拜台：位于牌坊与墓塚间，用石块铺地，地面上立有一长方形石香炉，长约1.2米、宽、高各约0.6米。

墓垣：用条石垒砌而成。平面呈“U”字形（朝东的一面未封闭，正对石牌坊），墓顶平面为“　”字形，浮雕牡丹、菊花图案；南北宽约22米，东西长约30米，残高约1.5米。

墓塚：位于墓垣内，封土平面呈椭圆形，顶为穹隆形。前有“八”字形挡土石墙。墓门面阔5间，镶嵌石碑5通，现存2通，碑间以石柱相隔，其中一通石碑中部阴线刻竖书“皇清诰封七品孺人顕妣陈母蒋老太君墓”十七个行书大字。

据现场观察与口碑材料判断，当心间一通石碑体量最大，墓主人是男姓；两侧次间二通石碑略小，刻的墓主人姓名均为女性；两外侧稍间二通石碑最小，满刻文字，可惜大多风化漫灭不清晰。由此推断，该墓葬为一夫一妻一妾的三人合葬墓，“陈母蒋老太君”应是由朝廷封赐了七品夫人头衔。

石牌坊与墓葬共同组成墓园，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与墓主人的官阶、等级、家族中的地位或财富有关。墓地前立单独石牌坊的清代墓地在重庆地区现存不太多，这为研究重庆地区清代墓葬的埋葬制度提供了较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出土碗椁之青花瓷碗块体

 

墓葬内木棺以外的表层，瓷碗一个挨着一个，一个顶着一个，即瓷碗内底套外圈足叠摞起来，形成平行的条形碗垄，层叠在木棺的外围，形成由瓷碗组成的外椁室，碗与碗之间，垄与垄之间，用糯米浆（把糯米熬成粥，加入石灰搅拌，形成粘稠、吸潮、杀菌的软质糯米浆，硬化后有强度高、韧性强的特点，具备密封和防渗作用）粘接、全密封。这种完全用软质的糯米浆、硬质的瓷碗、零散的鹅卵石、调和沙子和泥土粘合组成外层椁室的墓葬，当地俗称“碗椁”（这个“椁”字发儿化音，其实就是“棺椁”的外棺之意）或“碗墓”。墓葬密封紧密、坚固，可防盗、防潮。以瓷碗作椁室的特殊葬具，在近数十年来笔者主持清理的重庆渝中鹅岭正街、沙坪坝双碑特殊钢厂、高速公路北碚东阳出口、北碚东阳村张家湾、北碚东阳凑成湾等地都有所发现，墓葬情况基本类似，具有区域特征。这批青花瓷碗的烧造工艺、釉面特征、装饰图案、器物形状等整体风格，与清代重庆地区流行的“沙坪窑”（主体窑址在重庆沙坪坝区距离磁器口古街不远的石井坡街道歌乐山麓的青草坡）青花瓷碗有相似之处，“沙坪窑”生产冥用瓷碗具作为墓葬的外椁习俗在考古工作中再次得到佐证；这对重庆地方历史、生活习俗、埋葬制度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根据国家文物保护相应法律法规以及当时具体情况，工程建设业主高新区管委会和施工单位渝高新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这次牌坊坟墓地的考古工作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和劳动力保障，在此再次谨致谢忱！

 

五、牌坊坟考古后续余响

牌坊坟田野考古工作进行到后期的7月28日，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应高新区管委会之请，以“考[2003]11号”文号的形式，向市文物局提出了《关于“北部新区人和工业园”工程出土文物的紧急请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本着有利于经济建设和文物保护的“双有利”原则，建议将本次考古出土的青花瓷碗块体（本次考古工作出土的清代青花瓷碗多粘结在一起，形成块体，数量一时无法统计）交由以下国有单位收藏，即：“碗椁”墓右侧壁部分的青花瓷碗块体及已剥落部分，由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和重庆市博物馆研究、收藏。考古工作开展之前出土并暂存于人和民俗文化村的青花瓷碗块体及已剥落部分交由北部新区管委会（或高新区管委会）社会发展局收藏与陈列。“碗椁”墓后壁部分的青花瓷碗块体及已剥落部分交由渝北区文物管理所收藏与陈列。以上出土文物的现场交接及有关手续，由本所代市文物局进行。

 

照母山森林公园碗椁与民俗文化村位置示意图

 

牌坊坟田野古工作过程中，新华社、人民日报、中新社等驻渝中央媒体以及重庆电视台、重庆广播电台、重庆日报、重庆晚报、重庆晨报、重庆商报、重庆经济报、重庆政协报等市内各大媒体纷纷进行系列报道，引起了巨大反响。

 

林必忠（左）接受新闻媒体采访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重庆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刘庆渝同志特地到牌坊坟田野考古现场慰问工作人员并指导工作。

 

刘庆渝同志现场视察工作

 

笔者时任重庆市第二届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在年初的第一次大会上提交并立案了《关于健全地方立法，尽快制定<重庆市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的建议》的520号提案。该提案引起了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与重庆市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因此由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与重庆市人民政府相关部门组成了《重庆市文物保护条例》立法调研小组，我有幸成为立法调研小组成员参与立法工作。为了给立法调研小组工作内容增添文物保护实例，笔者主动邀请立法调研小组到牌坊坟考古现场视察。考古队还在考古现场悬挂、张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宣传挂图，向围观的广大市民进行国家文物保护法的普及宣传。

 

文物保护法现场普及宣传

 

田野考古工作结束后，保护与研究工作转入室内，粘叠在一起的青花碗块体经过剥离、清洗及测试等处理，大都完好无损，没有使用过的痕迹。一部分一直由高新区管委会收藏在人和民俗文化村陈列展出，供社会公众参观、观赏。

 

剥离后的青花瓷碗

 

既定计划未变，当时的北部新区管委会将这座牌坊坟墓坊（陈母蒋老太君墓坊）整体搬迁并经过适当修复，归安到附近的照母山森林公园二号门（这座门是当代用水泥建造的仿木构冲天牌坊）内盘山公路旁茂密的树林里，并新定名为“忠孝牌坊”，铭牌标注为“重庆两江新区不可移动文物编号：500112-0532”。

 

照母山植物园二号门为仿木构冲天牌坊

 

忠孝牌坊标牌

 

归安的忠孝牌坊新貌（正面）

 

 

归安的忠孝牌坊新貌（侧面）

 

游人或车行进公园二号门沿盘山公路上行，忠孝牌坊的英姿就会映入人们的眼帘。它与照母山顶巍然耸立的“清代处士王鸿甲妻聂氏孺人坊”（又名“鸳鸯节孝牌坊”）、“照母山庄”以及坐落在照母山北麓的王家大坟墓门坊，都是保存完好的忠孝节义文化的历史见证，一并供后人瞻仰、观赏，文化遗产与旅游资源亲密无间、有机融合。

图文：林必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