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60年代起，钓鱼城遗址考古工作开展至今，考古发掘面积4万余平方米，出土各类遗物数以万计。本文就钓鱼城遗址宋元战争时期出土的部分瓷器做初步梳理，敬请大家赏鉴。

图1 钓鱼城遗址位置图

器物造型规整，芒口内侧较窄，外侧较宽，其上残留有黑色的金属（银？）扣痕迹。敞口，方唇，浅弧腹，圈足极矮。白胎，胎体较薄。青白釉，青中显白，白中泛青，色泽光亮温润，通体满釉，仅足内露胎。内壁模印双凤瓶花图案；具体为，内壁上部为一周连续回纹，其下六出筋分隔出六组扇形图案，以三足盆栽花和长颈瓶插花相间排列，栽花为萱草、梅花、菊花，插花为牡丹、扶桑；内底心为两只相向飞舞的凤凰。纹饰清晰，构图精巧，造型挺拔秀丽。口径17、足径5.4、通高4.3厘米（图2）。

器物造型规整，胎体由上至下渐厚，重心偏下，显得敦厚稳重。敞口，圆唇，斜弧腹，矮圈足，挖足极浅。白胎，青白釉，釉色青中透白，通体满釉，仅足内露胎。内饰篦划云气纹，刀法犀利流畅。口径18、足径5.5、通高5.3厘米（图3）。

该器物造型规整，胎体轻薄，迎光透视，内外可见。口与足径之比为4/1。敞口，尖唇，斜直腹，矮圈足，挖足极浅。白胎，胎质坚细白，青白釉，青白淡雅，介于青白二者之间，青中显白，白中泛青，色泽莹润如玉。通体满釉，仅足内露胎。内壁饰篦划水波纹，线条流畅，纹饰清晰。口径13.8、足径3.2、通高5.9厘米（图4）。

景德镇窑位于江西景德镇，由湖田、杨梅亭、黄泥头等诸多窑址组成。创烧于五代，盛于宋元明，清代逐渐衰落。初期主要烧青瓷和白瓷。宋代创烧青白瓷，真宗景德元年所烧御用瓷，时称“景德窑”，镇名也由吕南改为景德。元代青花极盛，创釉里红，并产“枢府瓷”。明清设御器厂，成为全国制瓷中心，创各种色釉和彩饰，出现许多著名民窑，其制瓷工艺一直处在全国领先的地位。

青白瓷其胎体质薄轻巧，釉色白而略带青色，这种白中泛青、青中见白的色釉，为景德镇窑的新创，其色调给人以清新爽快之感。青白釉瓷器的釉质透明如水，胎薄的器物花纹在迎光下若隐若现，故又有影青、映青、隐青、罩青之称。景德镇窑青白瓷曾作为贡瓷，其品种有碗、盒、盘、注子、瓶等。纹饰有牡丹、梅花、芙蓉、莲花、鸳鸯、鱼、鸭及儿童形象等，其装饰方法为刻花、划花、印花和贴花等种类。 

器型规整，口与足径之比近4/1。敞口，圆唇，弧腹，小圈足较矮，外足墙内倾，内足墙外撇，足心有鸡心状突起。灰白胎，胎体较厚。梅子青釉，通体施满釉，釉层较厚，釉面均匀光洁，玻璃化程度强，足端露胎，露胎处见赭褐色窑红。腹部模印仰莲纹，莲瓣细长，中部有一道凸脊。口径12.6、足径3.5、通高5.6厘米（图5）。

造型敦厚而端庄，胎体厚重。口径与足径之比为2/1。敞口，口缘处略外撇，圆唇，上腹斜直，下腹近底部内折，大圈足，挖足过肩，外足墙内倾，内足墙外撇，内底及足内平坦。灰白胎，梅子青釉，通体施满釉，釉层较厚，釉面均匀光洁莹润，玻璃化程度强，足端露胎，露胎处见赭褐色窑红。素面。口径12.4、足径6.2、通高4厘米（图6）。

龙泉窑以烧制青瓷而闻名，因其主要产区为浙江龙泉而得名，创烧于三国两晋，盛于宋元，明清逐渐衰落。生产瓷器的历史长达1600余年，是中国制瓷历史最长的瓷窑。其产品胎体较厚，胎色灰白为主，底足露胎处见赭褐色窑红，釉的玻化程度强，釉层透明，釉表光泽强。透着淡淡的青色，梅子青、粉青，装饰普遍采用刻花和堆塑法，在装饰工艺上有刻花、划花和蓖纹。纹饰较简练，常见纹样有鱼纹、蕉叶、金枝、荷花等，例如在盘中常堆贴出双鱼图案。它的产品畅销于亚洲、非洲、欧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影响十分深远。 

器型规整。敞口，圆唇，斜弧腹，矮圈足。灰白胎，胎体较为厚重。釉下施白色化妆土，白釉略泛黄，内满釉，外施釉至足端，有流釉现象。外壁阴线刻画双层仰莲纹。内底有砂堆支烧痕。口径18.2、足径6.4、通高7.2厘米（图7）。

磁峰窑，位于今彭州市（原彭县）磁峰镇，以烧白瓷为主，主要装饰方法有印花、刻花和划花，由于其产品在造型、纹饰、釉色、胎质等方面都与定窑有相似处，所以一般将其归入定窑系。

1.合州窑白釉瓷器

器型规整。外腹部内压呈七瓣花口，敞口，圆唇，斜弧腹，矮圈足，足墙外撇。灰白胎。釉下施白色化妆土，白釉，内满釉，外施釉至下腹，有流釉现象，口缘内外侧施酱釉一周，称之“黑覆轮”。内底有砂圈支烧痕。口径12.4、足径5.8、通高5.6厘米（图8）。

合州窑位于重庆市合川区盐井镇塘坝村，为黑釉瓷、白釉瓷混烧，以白釉瓷为主。出土瓷器胎质较细，胎色大多为白胎泛黄；白釉瓷大部釉色略泛黄或泛青，黑釉瓷釉色漆黑，极少变化。合州窑至迟创烧于北宋中期，主要烧造于北宋中晚期。产品绝大多数均为素面。瓷器胎面施白色化妆土。釉层较薄，外壁施半釉不及底。所见装饰技法有釉下装饰与胚胎装饰两种，以胚胎装饰为主。

口缘外侧在胎体上刮修一周，应有金属扣件。直口微敞，方唇，斜弧腹，矮圈足，足墙略外撇。灰白胎，胎体较轻薄。乳浊青釉，釉色不一致，呈乳白、泛蓝、浅黄色窑变；口缘内外侧未施釉，内壁施满釉，外施釉不及底，下腹部有积釉现象，釉面有密集的开片，腹部剥釉严重。口径12.8、足径6.8、通高7厘米（图9）。

敞口，方唇，上腹圆折急内收，矮圈足，挖足过肩，圈足修整较为粗糙。灰白胎，胎体厚重。乳浊青釉，釉色泛青，局部泛蓝，釉层较厚，内壁施满釉，外施釉不及底，下腹部有积釉现象，釉面有密集的开片。口径15、足径5.9、通高3.6厘米（图10）。

清溪窑址位于重庆巴南区清溪乡。分布在梓桐坝村、华光村，共发现三处窑址，清溪窑的烧造年代为北宋至南宋晚期、元初，梓桐坝窑以烧造黑瓷为主，兼烧白瓷、青瓷、白地黑花、酱釉印花和仿钧釉瓷器。华光村窑以烧白瓷为主，兼烧黑瓷。

3.涂山窑黑釉瓷器

口部微侈，方唇，束颈，折肩，弧腹，矮圈足。器型规整，白胎泛黄，胎体厚重，胎质较粗糙，未施化妆土；黑褐釉，釉层较厚，内外皆施釉不及底，釉面缩釉呈麻点状，有流釉现象。口径3.2、腹径11.8、足径5.2、通高11.6厘米（图11）。

葫芦形口，圆唇，垂腹，矮圈足。颈肩之交对称双耳。灰白胎。黑褐釉，内施釉至颈部，外施釉不及底。口径2.7、腹径6.9、足径5、通高9.8厘米（图12）。

涂山窑位于重庆市南岸区黄角垭镇南山与涂山之间的宽谷地带，取“大禹娶涂山氏”的涂山而命名。创烧于北宋末，南宋时极为兴盛，至元代渐趋衰亡。以黑釉瓷为主要产品，釉色以黑釉、黑褐釉为大宗，其次为柿色、青褐釉，白釉最少。黑釉瓷有兔毫、玳瑁、鹧鸪、菊花瓣、油滴纹、星点纹和极少量虹彩、“曜变”纹。出土器物以碗、盘、碟、罐、碟形灯、奁、器盖等日用器及茶盏为大宗。

4.钓鱼城窑黑釉瓷器

出土黑釉瓷器以日用品为主，见碗、盏、罐、盘、瓶、执壶、奁、钵、灯盏、器盖等，以碗、盏为大宗，釉色以漆黑、黑褐、酱色为主。

其造型粗犷简朴，坚固耐用，具有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口径在16～18厘米，足径4～6厘米，高5～6.2厘米之间，敞口，腹部斜直内收，矮圈足，有圆唇和方唇两类。多为灰白胎或白胎泛黄，胎体厚实稳重且夹砂较粗，砂粒匀称坚致，手感粗糙，胎泥淘而不精，胎面未施化妆土，见砂眼，并留有轮制时细砂随着轮转形成的细微旋痕，偶见胎体变形者；方唇类型者唇部均未经修整，棱角分明。釉色有漆黑、黑褐、酱色等，施釉方式以浸釉、 刷釉为主，碗内为避免装烧时粘连，将内底釉刮掉一圈（涩圈工艺），外壁施釉不及底，至⅔处，釉层薄，釉色较为一致，采用明火叠烧（图13）。

敞口，唇部圆润，腹部斜弧内收，小饼足。釉色有漆黑、黑褐等，灰白胎，胎体较轻，胎泥淘洗较为精细，胎面未施化妆土，留有轮制旋痕；内满釉，外壁施釉至⅔处，釉层薄，釉色较为一致，外下腹有流釉现象，口径在10～12厘米，足径4、通高4～5厘米之间，（图14）。弇口，圆唇，腹部斜弧内收，小饼足。灰白胎，胎体较轻，胎泥淘洗较为精细，未施化妆土，留有轮制旋痕；黑褐釉，内满釉，外壁施釉至⅔处，釉层较厚，外下腹有流釉现象，口径11.6、足径3.6、通高8厘米（图15）。 

盏是最重要的饮茶器具之一，通常小于碗。钓鱼城遗址出土数量较多，其多呈半球状，器型规整；以敞口居多，多为灰白胎，胎体较轻，胎泥淘洗较为精细，胎面未施化妆土，且留有轮制旋痕；施釉方式以浸釉为主，均为一匣一器精烧。弇口类黑釉盏口沿内侧有一道凸棱，是观察水痕出现时间的标准线，此种设计是为了适应“斗茶”的需求而特定制作的。

自唐代饮茶已渐成风俗，至宋尤盛。黄儒《品茶要录·总论》言：“自国初以来，士大夫沐浴膏泽，咏歌升平之日久矣……惟兹饮为可喜”，可见当时士大夫阶层饮茶是甚为流行的，宋代文豪苏轼即为斗茶好手。宋徽宗著《大观茶论》，更使得饮茶成为风行天下的习俗，民间饮茶、斗茶之风愈盛。元代赵孟頫《斗茶图》对此风俗描绘极为传神。其时斗茶所用茶盏，以黑为佳。蔡襄《茶录下·茶盏》言：“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最为要用，出他处者……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3]。宋人祝穆也在《万舆胜览》中指出，“茶色白，入黑盏，其痕易验”可见黑釉盏的设计是为了适应“斗茶”的需求。其时建窑、吉州窑所产黑釉茶具最为流行，全国各地仿其器型、釉色烧制者颇多。当时的喝茶不仅仅是为了解渴，更是成为一种文化，一种艺术和风尚。因此黑釉茶盏深得人们的喜爱，也成了一个社会文化的载体。

敞口，圆唇外卷，腹部斜弧急内收，矮圈足。灰白胎，胎体厚重，器型规整，胎质较粗糙，未施化妆土，留有轮制旋痕；漆黑釉，釉层薄，内施满釉，外施釉不及底，见流釉现象，唇部釉层极薄呈酱黄色。口径16、足径5.8、通高4厘米（图16）。

直口，圆唇，矮领，圆肩，鼓腹，矮圈足，颈肩之间粘贴双耳。器型规整，白胎泛黄，胎体厚重，胎质较粗糙，未施化妆土，见轮制旋痕。黑褐釉，釉层较薄，外施釉不及底，口缘处刮釉，避免口对底叠装烧制时粘连。口径10.3、腹径16.2、足径8、通高14.8厘米（图17）。

喇叭口，圆唇，领部较高，溜肩，鼓腹，矮圈足。器型规整，灰白胎，胎体厚重，胎质较粗糙，未施化妆土；漆黑釉，釉层较厚，玻璃质感强，内外皆施釉不及底，有流釉现象。口径3.2、腹径10.5、足径/6.2、通高9.8厘米（图18）。

直口，方唇，深弧腹，近底部急内收，矮圈足。灰白胎，胎体厚实稳重且夹砂较粗，砂粒匀称坚致，手感粗糙。黑褐釉，釉层薄，内外施釉不及底，口缘处刮釉。口径23.2、足径13.2、通高12厘米（图19）。

敞口，厚方唇，斜腹，平底。白胎泛黄，质粗，内夹粗砂，见砂眼。腹壁见修坯旋削痕，底部修制较规整。黑褐釉，内满釉，外施釉不及底，上腹部刮釉。口缘处有叠烧粘连痕。口径8.5～9.2、底径3.4～4、通高2.3～3厘米（图20）。

重庆地区发现的瓷窑址，大抵可追溯至1938年。时任中国华西大学博物馆（今“四川大学博物馆”）的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先生在重庆南郊的黄桷垭区域调查时，于王庄附近发现一处主要烧造黑釉瓷的窑址，以其与宋代福建建窑的产品较为相似，遂称其为“重庆的建窑遗址”。20世纪70年代以后，重庆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南岸区黄桷垭镇、巴南区清溪乡长江南岸、合川区盐井镇嘉陵江西岸、铜梁区黄门村、荣昌区安富、广顺街道瓷窑里及涪陵区石沱、蔺市等地发现了29处烧造黑釉瓷的窑址。这些窑址大多集中分布于四个区域：南岸区黄桷垭至鸡冠石一带、巴南区清溪乡的华光村一带、荣昌区的瓷窑里、合川区盐井镇的塘坝村一带，形成了四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宋代瓷窑址群（图21）。最新考古材料显示，在九龙坡走马镇以沙岚垭为中心成渝古道附近的缙云山脚亦有宋代窑址群分布。

黑釉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其釉色包括漆黑、黑褐、酱色、茶褐等，色泽的差异是因火候、烧成温度和釉层厚度不同造成的。黑釉瓷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当釉质中的氧化铁高于5％时，经过1300℃左右高温，釉料在氧化焰中就会形成黑色釉面。南北方黑釉瓷的创烧年代有所差异，南方黑釉瓷最早出现于东汉中、晚期的浙江上虞地区，北方黑釉瓷则晚至北朝时期。黑釉瓷盛行于唐代，宋代则是黑釉瓷的高峰时期，冯先铭先生曾指出，“在发现的宋代瓷窑中，三分之一以上都见到黑瓷，南北都产[4]”。两宋以后，因斗茶文化的衰退，黑釉瓷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尤为景德镇青花瓷及各种花色瓷的兴起，加速了它的衰落。 

1.低温绿釉瓷器

直口，平折沿，沿面外缘微凹，圆唇，矮领，鼓腹，平底，底下承以三矮足。红褐胎，质细腻。绿釉，釉色较明亮，内壁仅口沿内侧施釉，外施满釉，底部及足部剥釉严重。颈部及腹部各饰两道凸弦纹。口径13.6、腹径12、底径6、通高10.5厘米（图22）。       

器型端庄大气，胎体厚重。子母口，尖圆唇，弧腹，短柄，覆盘状器座。红褐胎，胎质较粗。绿釉，仅在器表施釉，釉色略显灰暗，釉面有密集的开片。通体模印阳纹，可分为上中下三组，上部饰三层仰莲纹，每层九瓣，莲瓣中部有一道凸脊；中部（柄部）为弦纹、乳钉与如意纹，下部（足面）为凹弦纹和回纹一周。口径15.6、腹径19、足径19.8、通高21厘米（图23）。

因其上面常覆盖一方丝绣之物而得名，又名“鼓墩、坐墩”，是汉族传统家具凳具中最富有个性的坐具。其造型尤似鼓，圆形，上下细，腹部粗，上下端各有一圈乳钉，腹中部以镂空工艺手法饰四朵花卉纹。胎色灰褐，胎质较细腻。釉色绿，釉面光泽度不高，釉层乳浊，外壁施满釉，内壁无釉。面径30.8、腹径42.8、底径30.8、通高40.8厘米（图24）。

2.黑釉瓷器

敞口，尖唇，腹部斜直内收，小饼足，腹、足相交处削成一小平台。灰白胎，胎体厚重，器型规整，胎质细腻，未施化妆土，留有轮制旋痕；酱黄釉，内壁满釉，外施釉至腹中约½处，内外壁缩釉呈斑状。口径12、足径3.8、通高5厘米（图25）。

器型规整，直口，尖唇，矮领，圆肩，鼓腹，矮圈足。颈肩之间粘贴双耳。灰白胎，胎体厚重，胎质较细腻，未施化妆土，有明显的轮制旋痕；酱黄釉，釉层薄，内满釉，外施釉不及底。口径12、腹径16.2、足径8、通高9.2厘米（图26）。    

图25 不明窑口黑釉瓷盏

钓鱼城遗址主体遗存为宋元（蒙）战争时期（1243—1279），遗址内出土瓷器主要为该时期军民的生活用器，多为普通瓷器，精细者甚少，以碗、盏为大宗，其他类型少；窑口主要为景德镇窑、龙泉窑、磁峰窑以及重庆本地窑址烧制。瓷器中除青白瓷、青瓷器等多为外来产品外，钓鱼城军民自主生产占了很大比例，尤以黑釉瓷为主，如碗、盏、盘、罐等。虽钓鱼城窑生产的黑釉瓷器的造型与涂山窑、合州窑等周边窑口大体一致，但胎、釉等各有特点，说明其技术是一脉相承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原料上。

在钓鱼城宋元（蒙）战争长达三十六年的时间里，虽战事不断，但钓鱼城军民在城内生产、生活井然有序，自给自足。“城中之民，春则出屯田野，以耕以耘；秋则收粮运薪，以战以守[5]”，且耕且战，山城既是前线也是后方。钓鱼城之战，彰显出钓鱼城军民坚忍顽强、忠贞不渝的精神气节；面对战争表现出英勇无畏的气势、顽强的民族精神，值得发扬与传承；同时，钓鱼城山城遗迹、遗物等文化遗产见证了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始于碰撞、终于融合的重要历史阶段，是中国一统多元国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发展脉络上的重要节点和历史实物见证。

注释：

[1] 陈世松、匡裕彻、朱清泽、李鹏贵.宋元战争史[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154。

[2] 2020年度在范家堰遗址考古发掘南宋时期地层时，出土有烧制黑釉茶盏的漏斗形匣钵残片和方唇瓷碗叠烧粘连在一起的废弃残品，此类窑具和废弃器物的出土，直接证明钓鱼城内已有专门烧造生活用品的瓷窑。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逐年推进，相信不久的将来在钓鱼城遗址内定能发现窑炉或制瓷作坊等遗迹，故此类瓷器暂命其为“钓鱼城窑”。

[3] 宋·蔡襄：《茶录》，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茶经、茶录、品茶要录》P38。

[4] 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277。

图文：赵振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