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以后，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渐融入到中国文化当中来，被深深地烙印上了中国色彩。尤其到唐宋时期，佛教进入了全面中国化、世俗化的阶段，其中最为重要的体现就是与儒家文化的融合，特别是将佛教的报恩思想和儒家的孝文化相结合，这使《大方便佛报恩经》、《盂兰盆经》、《报父母恩重经》等宣扬孝道的经书得以在社会中广为流传，同时为了进一步传播教义，自唐代开始还出现了相关的变文、经变画和戏曲等通俗艺术，让这些经书内的孝道故事被人们所熟知，并深刻影响了当时的孝文化，乃至在世俗人的墓葬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经变石刻，这也是佛教孝道观念世俗化的重要体现，其中重庆的井口宋墓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井口宋墓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井口镇的嘉陵江西岸，地处井口场与南溪口之间的河岸小山坡上。1959年3月，重庆市博物馆对其进行考古发掘。这座墓葬是一座双室合葬墓，两墓由墓门、墓室、棺床、藻井等组成，两墓间还有前后两个穿道相连，墓室内还雕刻有人物故事、仿木建筑、四神等图案，这与川渝地区流行的宋代画像石室墓的形式基本一致，根据墓葬形制以及出土器物，发掘者判断此墓的时代为宋代。

图一 井口宋墓全景（画）

此墓最重要的发现便是清理出三十二件墓壁石刻，其完备地包含了中国儒、佛、道三教文化因素，这在川渝地区宋墓中是较为少见的。反映儒家文化因素的是九块雕刻于两墓室左右壁的传统孝道故事石刻，即“孝行图”。故事题材分别为：王延元求鱼、姜诗行孝、陆绩怀橘、郭巨埋儿、仲由负米、闵损行孝、丁兰奉亲等。表现道教文化因素有1号墓左壁第二幅的“鹤、鹿衔草、仙驴、仙猴偷桃”石刻，1、2号墓藻井盖石上的“延长”、“福寿”带字石刻。“鹤、鹿、仙驴”、“延长”、“福寿”都是道教祈求长生思想的反映。其中还有两幅雕刻于墓室后穿道东、西壁的石刻最为特殊，是依据佛经故事所作的“经变”，具有浓郁的佛教文化孝行观念。

图二 井口宋墓墓壁部分石刻位置图

第一幅石刻，位于墓间后穿道东壁。画面内容为：“刻光头手持念珠的僧人，为释迦弟子阿难，旁有一男子裸上身赤足肩担两老人，一为其父，一为其母……”。发掘者敏锐地指出它与重庆大足石刻的《大方便佛报恩经变》中的“六师外道谤佛不孝”的图案一致，两者表现应当是同一主题。这是描绘《大方便佛报恩经变》序品中的场景，《大方便佛报恩经》的内容主要是佛向众弟子宣说佛的各种报恩故事。这幅石刻表现的是阿难遇到一位家境贫困的婆罗门子，对他孝养老母的行为进行称赞。《大方便佛报恩经》记载：“尔时，阿难承佛威神，于晨朝时入王舍城，次第乞食。……城中有一婆罗门子，孝养父母，其家衰丧，家计荡尽，担负老母，亦次第行乞，若得好食，香美菓蓏，仰奉于母；若得恶食，萎菜干果，而自食之。阿难见之，心生欢喜，偈赞此人：‘善哉！善哉！善男子！供养父母，奇特难及！’”。

图三  墓间后穿道东壁图像

经中接下来的内容是六师徒党（当时与佛教对立的六个哲学派别）批判佛舍弃双亲，是不孝之人。“有一梵志是六师徒党，……语阿难言：“汝师瞿昙（释迦牟尼的姓）实是恶人，适生一七，其母命终，岂非恶人也？逾出宫城，父王苦恼，生狂痴心，……是故当知是不孝人……”。阿难回去问佛说：“佛法之中，颇有孝养父母不耶？”，继而引出佛宣说《大方便佛报恩经》。

雕刻于南宋淳熙至淳佑年间（1179-1252年）的重庆大足宝顶山大佛湾第17号龛，就有一幅表现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的石刻，此石刻命名为“六师外道谤佛不孝”，完整地展示了“阿难遇婆罗门孝子偈赞”、“六师外道谤佛不孝”两幅画面。而井口宋墓后穿道东壁石刻仅仅表示了婆罗门子担负父母行孝，阿难对其进行偈赞的画面。此石刻可命名为“阿难遇婆罗门子行孝”。

图四 大足宝顶山第17号龛

对比佛经和墓中石刻、17号龛石刻的一处细节，发现佛经中只是提到婆罗门子“担负老母”一人，而墓中石刻和17号龛石刻却表现为肩挑父母两人。查找年代更早的敦煌大方便佛报恩经变，此画面在敦煌石窟壁画研究中归为经变的序品。这种经变在敦煌石窟有较多的发现，时代从盛唐延续到宋代。敦煌第112窟中唐时期壁画描绘为婆罗门子赤膊肩负其母一人，旁有阿难一人。第85窟晚唐和第98窟五代时期壁画描绘为婆罗门子赤膊肩负老母一人，旁有阿难与“六师”辩论两人。第4窟五代时期壁画描绘为婆罗门子着上衣，背坐于竹篓的母亲一人，旁有阿难一人。在佛教的传播中，婆罗门子的形象自中唐到南宋产生了变化。由赤膊肩负老母一人，变为穿衣肩担父母两人，此着衣和肩担父母形象的改变，也是佛教中国化典型特点的体现。

第二幅石刻，位于墓间后穿道西壁。画面内容为：“浮雕一贵妇像，旁有五人侍立。左有一兽，据地而坐。下有一僧人鞠躬合十作敬礼状“。发掘者指出此“图画内容可能是目莲救母故事”，其源于目连救母变文，敦煌变文中有关目连救母内容的有十余卷，均根据西晋竺法护翻译的《佛说盂兰盆经》演绎而成。《佛说盂兰盆经》叙述的重点是佛宣讲佛法，而目连救母变文则依据经中的起始部分，即目连救母的缘由，改编出数千乃至上万字的文学故事。  

图九  墓间后穿道西壁图像

此西壁石刻应是来源于《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变文中记载：“……汝母转饿身之鬼，向王舍城中作黑狗身去。……行至大富长者家门前，有黑狗出来，捉汝袈裟，衔著作人语，即是汝阿孃也。”

简报只是表述此可能为目连救母故事，而参考榆林窟第19窟目连变相，一幅图画应有一个榜题。根据《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内容，后穿道西壁石刻可命名为“目连救母转却黑狗身”。目连救母变文的出现及其变相的传播，就是佛教吸收儒家思想进行中国化的一个表现。

图十 榆林窟第19窟目连变相

这两个石刻比起其他石刻，特殊的地方有两点。第一点，其是佛教经变，宣传的是佛教认可的“孝”，它们和中国儒家传统的“孝行图”出现在同一座墓葬中，应是把它们与其他孝行图并为同等重要的地位。考古发现众多有“孝行图”的古代墓葬，其所表示的是墓主人在生前深受中国儒家孝道思想的影响。第二点，是这两个石刻的雕刻位置特殊。其雕刻于墓间后穿道的东、西两壁，而儒、道文化因素石刻主要雕刻于两墓室的左右壁上。从空间位置上看，这两个石刻与其他石刻有所隔离，应是有特殊的原因及意义。

简报将井口宋墓的时代定为宋代。“阿难遇婆罗门子行孝”和“目连救母转却黑狗身”石刻，与体现儒家思想的“孝行图”、道教思想的祈求长生石刻同时出现，反映的正是宋代儒、佛、道交流对社会思想的影响。体现宋代儒、佛、道交流的实物材料，还有雕刻于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的重庆大足妙高山第2号窟。窟中有儒、佛、道主尊同在的三教造像。另外，雕刻于南宋淳熙至淳祐年间（1179—1252年）的大足宝顶山第15号龛的父母恩重经变，表现的是父母艰辛养育儿女的过程，则更加体现了佛教吸纳儒家思想宣传“孝”。

图十一 妙高山第2号窟

图十二 宝顶山第15号龛

梁启超在其所撰《中国佛教研究史》中指出：“无论若何高邃之宗教，要之皆人类社会之产物。既为社会产物，故一方面能影响社会，一方面又恒受社会之影响，此事理之无不可逃避者”。孙昌武先生在《论“儒释调和”》一文中，对儒佛交流的看法是：“所谓‘儒释调和’，从总的倾向看，一方面是外来的佛教思想向中国传统意识靠拢；一方面是儒家思想在佛教冲击之下吸收其某些思想内容来补充、完善自己的体系，使之更适应维护封建经济基础的需要。”

佛教作为外来宗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认可的原因，就是其进行了中国化、世俗化。中国佛教既继承了印度佛教的基本教义，又吸收了儒、道思想。而儒家思想吸收佛、道思想表现为宋代理学家们“出入于释老”，以儒家思想为本位，部分采纳佛、道思想。直至南宋，朱熹提出理学，融合佛、道，形成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