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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石柱马氏土司“祖源重构”现象
发布人:  2022-07-15

一、石柱马氏土司祖源探究

南宋时,石柱马氏土司先祖马定虎,或称马什用,因平定“五溪蛮”作乱有功而被授予石柱安抚司,并设治所于今悦崃镇古城坝。此为石柱马氏土司之肇始,此后传袭元明清三代,直至清代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改土归流。

关于马氏土司的祖源,其后人历来认为可追溯至汉代伏波将军马援。位于今石柱县悦崃镇古城坝马氏宗祠的清代乾隆五十三年的“马氏源流碑记”碑载有:“苗裔传之于伏波,陕西扶风郡,吴家发祥之所也。”而且,古城坝马氏宗祠残存的石朝门上题刻的对联上联为“世系传之汉朝将军门第”。清代道光年间的《马氏家乘》记载:“(马定虎)公陕西东扶风茂陵庄人,汉伏波将军三十九代孙也。……大臣范宗尹奏曰:五溪蛮敬畏伏波将军如神,偿得其裔往征,必克。高宗允奏,因诏定虎公领兵由建始入川,驻兵于南滨县之水车坝。”【1】此外,清代乾隆年《石砫厅志》和道光年《补辑石砫厅新志》的“沿革”条均记载“(马)援籍扶风,已得扶风人马定虎,援三十九代孙也。”【2】石柱马氏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后裔的历史记忆得到了石柱马氏族人的普遍认同,直至现代,石柱马氏的家族谱牒依然如此记述。

 

马氏宗祠遗址

 

然而,明代曹学佺的《蜀中广记》和明末清初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均引《渝州志》云:“宋景定中蛮酋大虫马什用同向师壁大败蒙古兵,继平九溪峒夷。”【3】,清代初年顾祖禹的《读史方舆记要》卷七三:“蛮酋马什用败蒙古兵,继又平九溪洞彝,因置司授之。”【4】清代嘉庆《四川通志》载:“理宗景定中,蛮酋大虫马什用同向师壁率师败元兵”【5】“石砫土通判马定虎”【6】。清嘉庆《一统志》卷420载:“宋景定中,以土官马定虎征五溪蛮有功,授安抚司。”【7】这些文献中将石柱马氏的先祖称为“马什用”或“马定虎”,并将其身份定为“蛮酋大虫”“蛮酋”“土官”“土通判”,且均没有指出其祖源是伏波将军马援的情况。

有关石柱马氏先祖的称谓和身份的不同记载显示了不同时期、不同人群对石柱马氏先祖及其祖源的认知分歧。首先,从最早出现于文献记载中的称谓——“马什用”来分析。据研究,“‘什用’是用汉字反切注音,实为‘送’,土家语土司王名称呼中常出现的冲、送、什用、踵是同一意思,是土家语的同一个专用名词的几种异写。”【8】“什用”是典型的土家族词语的汉文音译,“汉姓加土名,并在人名后缀有‘送’‘什用’‘踵’‘冲’‘宠’‘誓用’‘赏’‘俾’等词,在土家族土司的土家语人名中这一类最多”,【9】如“向安什用”“向大旺什用”“田大重什用”“向贵誓用”“田大旺送”等。而且,“什用”“送”等这类的词是具有一定地位的人才能用的,乾隆时期的《永顺府志》载“土人名官长曰冲,又曰送,又曰踵,又曰从,若吴着冲,惹巴冲,药师冲即吴着送,吴着从云云也。”【10】“土家语只有大小土司才能称‘什用’。”【11】其次,对于“什用”“送”等词的渊源,有学者通过文字的发音、意义等方面的分析,认为“賨、冲、送、踵、什用是同一少数民族语言的一个单词,是由于巴人、土家人口述者和汉文记录者方言的影响所出现的几种异写”【12】。《说文》:“賨,南蛮赋也,从贝宗声,祖江切。”《晋书•李特载记》:“巴人呼赋为賨,因谓之賨人焉。”如此分析,则可以认为“什用”作为土家语与巴人的“賨”同源。第三,关于马什用身份,即其官职的记载。清代道光年《马氏家乘》记载“事宋为骁骑队长,属吴璘军。靖康之乱入京师勤王,张魏公爱其丰神俊伟,编为禁军校尉”【13】。此处记载的“骁骑队长”和“禁军校尉”的官职以及与吴璘和张魏公二人的关系均有不实之处,不尽可信。然而成书时代更早的《蜀中广记》《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四川通志》等文献的记载却非如此,而是以“蛮酋大虫”“蛮酋”“土通判”“土官”等词称其身份,再结合上文对“什用”的分析,“马什用”或“马定虎什用”之名是汉语姓名与土家语姓名的组合使用,是汉语与土家语融合的一种表现。可以明了马什用是土著首领,意译即是“土著首领马姓官长”。

综上所述,石柱马氏土司的先祖马什用或马定虎并非汉代伏波将军马援之后裔,进而可知,石柱马氏亦非马援之裔,而是源自武陵山区的土著,且很有可能是古代巴人的后裔。此外,也有很多学者执此观点。龚荫在《中国土司制度》中依据文献记载认为:“马氏并非汉马援裔之扶风县人,而是土著。”【14】田敏在《土家族土司兴亡史》中经过对相关史料和史事的分析认为“石柱马氏与鄂西土司一样,是土家族,应该是无可置疑的”。【15】
 

二、祖源重构

石柱马氏本是武陵山区的土著大姓,宋末,马什用被封为“石柱安抚使”,之后,该族群在石柱地区扎根发展,至明清时期,随着土司制度的发展完善,石柱马氏土司的实力及其管辖范围也不断地壮大。在此过程中,马氏土司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通过逐步塑造族群的历史记忆,将其祖源追溯至汉代伏波将军马援。这种历史现象即是祖源重构。这一过程也是逐步进行的,比如从上文列举的部分史料中对马什用的称谓的变化也可发现端倪,按时代的早晚由明代至清代大致为:蛮酋大虫马什用—蛮酋马什用—土通判马定虎、土官马定虎—马定虎,这一塑造族群历史记忆的现象即是祖源重构过程的反映。

祖源重构现象在历史上是普遍存在的,“石砫马氏来自溪蛮土酋,与东汉扶风马援家族并无关联,只是中古诸多土司‘祖源重构’现象的重演。”【16】祖源重构现象表面上是攀附名人,然其背后的历史动因却是多重的,涉及政治、文化、宗教、族群等多方面,这里既有土司族群内部的需求,也有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央王朝的外部社会环境的客观要求。

石柱马氏将其祖源追溯至马援的原因首先是同为马姓的伏波将军马援在武陵山区,乃至整个南方地区的巨大名望。《马氏家乘》记载:“时五溪蛮因朝廷多故,联结土司覃勾等陷施州卫大田所、南宾诸郡,扰及大江之南,官兵屡讨不克。大臣范宗尹奏曰:五溪蛮敬畏伏波将军如神,倘得其裔往征,必克。高宗允奏,因诏定虎公领兵由建始入川,……溪蛮闻定虎公为伏波之后,已自慑服欲降,独贼首覃勾拒施州欲战。”【17】马氏的谱牒中,马定虎能从诏入川的原因是因为他是马援的后裔,此后能慑服溪蛮,取得战功,也是得益于伏波将军在溪蛮中的威名。侧面反映了马援的巨大影响力,也在不经意间道出了石柱马氏将其祖源追溯至马援的理由。因马援之威名而自认其后的并非只有石柱马氏,《资治通鉴•后晋记》中记载:“(马)希范自谓伏波之后,以铜五千斤铸柱,高丈二尺,入地六尺,铭誓状于上,立自溪州。”【18】说明早在五代十国时,雄踞湖南地区的马希范就自称伏波将军马援之后,称马援为其“烈祖”,并效仿马援铜柱的典故于溪州立铜柱。

相较于因同为马姓而将其祖源追溯至马援的缘由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广泛和影响深远的社会因素——伏波信仰。伏波信仰是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比较重要的一项民间信仰,主要分布在武陵山区和岭南地区,其信仰内容也有所不同。就石柱马氏所处的武陵山区而言,伏波信仰的对象即马援、马伏波。马援是历史上著名的英雄人物,曾协助汉光武帝灭隗嚣、西征诸羌、南平交趾、北伐乌桓,战功赫赫,功绩卓著。东汉初年,武陵山区的“五溪蛮”叛乱,已62岁高龄的马援又请求征伐五溪,然而因染病而卒于五溪地区,并被诬陷,以至死后获罪。建初三年(78年),汉章帝“谥援曰忠诚侯”【19】,为马援平反。此后,历代的史家对马援多溢美之词,使其地位由将军至英雄,由英雄至偶像。唐代开元十九年(731年),马援成为配享太公庙的七十二弟子之一,自此,马援在历代王朝政权的宣扬和塑造下,逐渐走向神坛,并从国家祭祀的英雄神逐渐走向了民间信仰的全能神,形成了民间的伏波信仰。

 

武陵山区的伏波信仰具体表现为不同历史时期各地修建的伏波祠、伏波将军庙、马侯庙、三功祠、三贤祠等祠庙,分布区域涉及今湖南、贵州、重庆、湖北等。【20】保存于今石柱县悦崃镇古城坝马氏宗祠的清代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的“马氏源流碑记”碑记载:“应武公遵父命焉,披荊刺棘以为食邑,营建宮室,正寝之东设有伏波宗祠,以尽木本水源之思。”这里是指石柱土司马良于明代正统元年(1436年)命其子马应武重新经营古城坝以镇守石柱土司的东部边界,因此,马应武在古城坝营建宫室,并在宫室之侧修建伏波宗祠。至清代乾隆年间,古城坝马氏在伏波宗祠的故址上修建马氏宗祠。这一历史事件也得到了考古工作的证实【21】。古城坝明代正统年间的伏波宗祠转变成清代乾隆年的马氏宗祠,也从侧面反映了石柱马氏以伏波信仰为基础的祖源重构过程。

 

“马氏源流碑记”碑刻

 

对石柱马氏土司而言,伏波信仰不仅是历史传统,也是土司社会的宗教需求,可以说,伏波信仰是马氏土司进行祖源重构的社会基础和历史依据。综合而言,石柱马氏土司将马援视为其祖源的记忆重构不仅得益于同为马姓这样的天时,更是顺应了流行于武陵山区的伏波信仰这样的地利和人和。

 

三、祖源重构的历史意义

石柱马氏追溯其祖源为伏波将军马援的祖源重构现象,是一种为了满足客观需求而进行的主观历史记忆构建。对内,通过祖源重构可以加强族群的凝聚力,也可以通过历史记忆获取族群的文化自信,这对于土司的管理、族群的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对外,马氏土司需要得到以汉族为主体的主流文化和国家政治的认同,祖源重构即是达到认同的一种方式,是马氏土司及其族群长期发展的现实需求。

当土司制度施行之时,马氏土司对自己的辖区拥有区域自治性质的主导权,这时候的土司族人需要迫切通过一些方式跟外界产生联系,也就是希望得到国家主流观念的认同。其中一种方式就是“祖源重构”,期望从源头上获取能量,这是一种简单而且实用的方式,也是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强调的“正统”观念的一种反映,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获取外部主流思想的认同,也能得到内部民众的认可,从而为维持土司家族性质的管理秩序提供思想动力,增强族群的凝聚力和自信心。

“改土归流”终结土司制度之后,原先土司管辖区域的马氏族人在客观实际上逐渐融入了主流,成了整体的一部分,而不是土司时期比较独立的存在。这时候的马氏族人需要的是强调自身的独特性,挖掘族群的凝聚力,因此才有了对马氏土司历史的追溯,有了对土司制度时期的怀念,有了对族群未来的强烈期望。在这样的意识引导下,石柱马氏通过加强和明确族群历史渊源的方式构建完整的历史记忆。正因为如此,古城坝遗址的“伏波宗祠”变成了“马氏宗祠”,并留下了“马氏源流碑记”的碑刻。

石柱马氏通过“祖源重构”以期达到民族认同,获得主流文化上的认同,进而得到“大一统”背景下的国家认同,通过国家的政治机制又反馈到马氏土司的长期发展上,形成一个互相促进和依赖的循环。“国家认同的实质是政治认同,国家认同依靠文化认同来实现,并由民族认同作保障。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四者之间有一致性、兼容性,均与历史认同关系密切,同时也有差异性与独立性,需要不断进行调整。”【22】国家认同是马氏土司所处的历史背景下的政治现实需求,其核心就是获得政治认同,通过国家的政治机制又反馈到马氏土司及其族群的长期发展上,形成一个互相促进和依赖的循环。

 

注释:

【1】四川黔江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川东南少数民族史料辑》,四川民族出版社,1995年,第326页。

【2】石柱古代地方文献整理课题组:《石砫厅志(点校)》,重庆市欣荣铭印务有限公司印刷,2009年,第13、137页。

【3】何服生:《石柱土司史料辑录》,四川省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印刷厂,1994年,第5页。

【4】(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七三,中华书局,2005年3月第1版,第3451页。

【5】(清)常明、杨芳灿等纂修《四川通志》卷九十三•武备边防,巴蜀书社,1984年,第2956页。

【6】(清)常明、杨芳灿等纂修《四川通志》卷九十三•武备边防,巴蜀书社,1984年,第3102页。

【7】田敏:《土家族土司兴亡史》,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35页。

【8】谭志满:《土家语人名中“送”的文化意蕴》,《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9】陈延亮、叶德书:《土家族土司人名训释》,《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第35卷第1期,2015年1月。

【10】谭志满:《土家语人名中“送”的文化意蕴》,《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11】袁德洪:《“賨”、“送”考》,《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

【12】袁德洪:《“賨”、“送”考》,《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

【13】四川黔江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川东南少数民族史料辑》,四川民族出版社,1995年,第

326页。

【14】龚荫:《中国土司制度》,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450页。

【15】田敏:《土家族土司兴亡史》,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36页。

【16】马强:《略论西南土司政区地理的形成与终结》,《民族学刊》,2019年4月,总第54期。

【17】四川黔江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川东南少数民族史料辑》,四川民族出版社,1995年,第

326、327页。

【18】四川黔江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川东南少数民族史料辑》,四川民族出版社,1995年,第67页。

【19】(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卷二四。

【20】杨洪林:《从国神到家神:武陵地区伏波信仰变迁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12年第3期。

【21】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石柱县文物保护管理所:《石柱县古城坝土司遗址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收获与认识》,《长江文明》,2020年第1期。

【22】常建华:《国家认同:清史研究的新视角》,《清史研究》,2010年第4期。

 

(原文刊于《巴渝文化》第5辑)

图文:杨鹏强 王秀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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