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考古发掘中，湖北宜昌中堡岛遗址出土一种特殊的陶器，它们由座盘、器柄和器座三部分组成，座盘和器柄有孔相通，器柄较高，且整器呈现中空的形态。随之在湖北秭归朝天嘴遗址、宜昌路家河遗址、荆州荆南寺遗址、陕西城固宝山遗址、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十二桥遗址、彭州周家院子遗址、重庆云阳大地坪遗址、云阳丝栗包遗址、忠县永兴场遗址等72个遗址中皆发现此种陶器。此类器物形制特殊且数量较多，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以期通过相关研究解读文物的文化内涵。

 

一、相关概念

纵观往期的发掘简报，研究者对这类器物的名称总是各执一词，存在着高柄豆、豆形器、灯形器、灯形器座、灯座形器、喇叭形器以及高柄器座的命名。

据上述名称，可以将此类器物的命名大致分为四类：其一，与豆相关的名称，如高柄豆和豆形器；其二，与灯相关的名称，如灯形器、灯形器座、灯座形器；其三，与器座相关的名称，如高柄器座，此三类是以“功能命名法”[1]命之。其四，根据器物形态而命名的喇叭形器；此类器物的外形虽与陶豆和陶灯有某些相似性，但亦有一定的差异。陶豆既是实用器又是礼器，属盛储器类，是用来盛放食物的器皿。为保证陶豆的实用性，豆盘与豆柄实心相接，显然与此类器物有悖。陶灯是古人照明的器具，灯盘是用以插烛或置放燃料的，故对盛盘有着特殊的要求，或可排除作为灯具的可能。根据座盘形态而命名的喇叭形器，同样适用于其他器物的命名，此种命名过于笼统，不具代表性。而高柄器座的首次提出是在《城固宝山——1998年发掘报告》一书，在祭祀坑和烧烤坑中出土了数量较多且制作精美的此类器物。它们上下相通，排除盛储器和灯具的功能，并认为可能属器座类。高柄器座虽是首创，但是在功能命名的基础上突出强调了该类器物的基本特征。故把这种有着特殊形制的陶器统称为“高柄器座”。

 

二、器物形制

（一）器物形制

高柄器座与众陶器不一，通过对不同地域和不同时段的高柄器座进行整合，可将高柄器座分为碗形高柄器座、漏斗形高柄器座和杯形高柄器座。

1.碗形高柄器座

碗形高柄器座的座盘腹部圆鼓，腹壁曲线外弧且起伏较大，形如碗状。同时座盘口径均远大于座盘通高，整体较为矮胖。如永兴场遗址T3③:7[2]，器形完整。泥质磨光黑陶，座盘为侈口，圆唇，斜弧鼓腹，素面。器柄呈纺锤形，中部略鼓且外饰一道凸棱。器座为细高喇叭形座，圈足上部饰两道凹弦纹。座盘口径约14厘米，通高36厘米。三星堆遗址AaT4①:38[3]，器形复原完整。泥质灰陶，施黑色陶衣。座盘上部分略有残缺；器柄为空心柱状柄；器座呈喇叭状。座盘口径约15厘米，器座底径17厘米，通高残约41厘米。而路家河遗址T3③:1[4]，器形完整。泥质灰陶并施黑色陶衣，座盘为侈口，弧腹，外壁饰有两道弦纹；器柄为粗把斜直柄，其上有数道凹弦纹；器座呈高台面，往下略收，底座外撇。座盘口径约9.6厘米，把径4.8~6厘米，底径17.6厘米，通高32厘米。

 

永兴场遗址T3③:7

三星堆遗址AaT4①:38

路家河遗址T3③:1

  

2.漏斗形高柄器座

此型高柄器座的座盘形态呈倒三角形，口径大于或接近通高，整体形态呈漏斗状。如大地坪遗址T7⑥:14[5]，器型复原完整。泥质黑陶，座盘为侈口，圆唇，素面；器柄中部略鼓且有一道凸棱，为纺锤形高柄；器座为喇叭形。轮制而成。座盘口径约13厘米，残高33厘米。朝天嘴遗址T⑥B:21[6]，器形完整。泥质灰陶，座盘为侈口，圆唇，斜弧腹。器柄呈梭形，上部略鼓，且柄上饰有三周凸棱。器座为喇叭状。座盘口径约14.8厘米，通高41.6厘米。金沙遗址兰苑地点H328:7[7]，器形完整。夹砂灰褐陶，座盘为浅腹，腹壁斜曲，子母口。器柄呈空心圆柱状，略粗。器座口微敛，较高。素面。座盘口径约15厘米，底径12.6厘米，通高52.6~53.4厘米。

 

大地坪遗址T7⑥:14

朝天嘴遗址T⑥B:21

金沙遗址兰苑地点H328:7

 

3.杯形高柄器座

此型高柄器座的座盘口径接近或小于其高度，腹部内弧，整体形态呈杯形，座盘瘦高。此类器物数量较多，并且分布地域广泛，是高柄器座的主要发展器形。如陕西城固宝山遗址SH9:41[8] ，器形完整。泥质灰陶，座盘为侈口，圆尖唇，口沿较窄。阶状柄座，器柄为竹节状柄，器座呈喇叭状。其上纹饰较多，饰有1道宽棱沿，8周凸棱纹，2周凹弦纹以及21个圆形镂孔。座盘口径约10.8厘米，底足径17.4厘米，通高54厘米。周家院子H41:213[9] ，整器较为完整，器座略残。泥质灰白陶。座盘为敞口，圆唇，斜壁，座盘底部有一小孔与器柄相通。器柄为空心柱状柄。器座呈喇叭状。座盘口径约9.6厘米，柄径2.4厘米，残高43.3厘米。金沙遗址兰苑地点H328:20[10] ，器形完整。夹砂灰褐陶，座盘为敞口，器柄为圆形柱状中空柄，器座为喇叭状。器体泥条盘筑的痕迹较明显。座盘口径约7.8厘米，底径18厘米，通高36.2厘米。

 

宝山遗址SH9:41

周家院子H41:213

金沙遗址兰苑地点H328:20

 

（二）时空关系考察

结合考古发掘资料，高柄器座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地域，可将高柄器座的年代划分为四个时段，即夏至商代早期、商代中晚期、商代末期至西周初期以及西周至春秋时期；将空间分布分为三个区域：即峡江地区、汉水上游和川西地区。

第一期：夏至商代早期的高柄器座主要出现在峡江地区，散落分布在湖北宜昌、秭归、巴东地区以及重庆巫山、云阳、万州、忠县、和涪陵一带。代表遗址有路家河遗址、朝天嘴遗址、楠木园遗址、毛溪套遗址、大地坪遗址、中坝子遗址、中坝遗址、永兴场遗址以及江东嘴遗址。此地区以碗形和漏斗形的高柄器座为主。碗形高柄器座出现的时间最早，且主要存在于夏至商代早期，延续时间不长。漏斗形高柄器座亦在夏代就已经出现，发展于商代，形制和数量亦少。而相较之下，此时段杯形高柄器座处于萌芽时期，仅在峡江地区的路家河遗址中有所出土。

第二期：商代中晚期的高柄器座主要分布在峡江地区和川西地区，仍有部分高柄器座分布在汉水上游地区。此时期峡江地区的高柄器座主要分布在重庆云阳、忠县和涪陵一带。代表遗址有蔺市遗址、哨棚嘴遗址、老鸹冲遗址以及丝栗包遗址。峡江地区的碗形高柄器座不见踪迹，以漏斗形和杯形为主，但数量不多。相比之下，川西地区的高柄器座发展甚好。此地区碗形、漏斗形和杯形高柄器座共存。碗形高柄器座在三星堆遗址中有所出现；漏斗形高柄器座见于朱王村遗址和十二桥遗址中，而此区域杯形高柄器座的形制和数量最多，主要分布在成都、彭州和广汉一带的成都平原地区，其代表遗址有朱王村遗址、柳岸村遗址、新华村遗址、新药铺遗址、十二桥遗址以及周家院子遗址。汉水上游地区仅见宝山遗址出土杯形高柄器座，此高柄器座是宝山遗址的典型器物，器物表面饰有多种纹饰，且制作精良，是发展阶段中较为成熟的高柄器座。

第三期：商代末期至西周初期，此时期的高柄器座延续商代晚期的风格。杯形高柄器座仍是主流，主要分布在川西地区的金沙遗址兰苑地点、金沙遗址万博地点、正因村遗址中。峡江地区高柄器座亦少，在万州苏和坪遗址中出现杯形高柄器座。而汉水上游地区则不见高柄器座的出土。

第四期：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高柄器座较为少见。目前仅在四川石棉三星遗址出土少量杯形高柄器座。可见高柄器座已经趋于消失。

 

三、功能试析

功能决定形态，高柄器座的特殊形制与其功能功用息息相关。然而学界对高柄器座用途的认识并不一致，认为其可作为实用器如器座[11] [12] [13] 或滤器[14] ，亦有认为属于宗教礼器[15] 。高柄器座上下中空的形制不能用作盛储器。而滤器需与容器形成组合以达到分离固体和液体的目的，且使用之后细长的器柄不易清洗，故高柄器座与滤器的功能有悖。而结合高柄器座的同出器物及其形态，推测可能属器座类。

此外高柄器座主要出现在遗址中，其遗址性质或为中心聚落，或为大型聚落，又或为小型聚落。如路家河遗址第二期后段遗存，在T5中发现4件高柄器座与卜甲T5⑤:22同出，且卜甲上有15个圆形钻孔，灼烧痕迹明显[16] 。此遗址中出土的高柄器座质地和制作技术精良，很可能是祭祀时所使用的礼器。在属中心聚落的宝山遗址中，高柄器座皆出土于烧烤坑和祭祀坑中。尤其是K01祭祀坑，所出陶器皆为盛储器和礼器。其中出土的3件高柄器座，应为礼器中的一类，并与其他器物形成组合，用于烧烤坑使用前的祭奠仪式，或用于宗教活动中的祭祀仪式[17] 。

 

四、小结

高柄器座存在于特定的时间和地域，主要分布在夏商周时期的峡江地区、汉水上游地区以及川西地区。根据座盘的形态可将高柄器座分为碗形高柄器座、漏斗形高柄器座和杯形高柄器座。而高柄器座这种上下贯通的形制，很可能属器座类，又可作为礼器用于祭祀或奠基仪式，不具备实际用途。然而高柄器座在历史长河中出现的时间不长，可能囿于其自身细高柄的不稳定性或是当时工艺技术的衰退，高柄器座于东周时期逐渐消失在古人的生活中。

 

注释

[1] 钱耀鹏.考古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28-29.

[2]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忠县永兴场遗址2003年度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C].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2098.

[3]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广汉县文化馆.广汉三星堆遗址[J].考古学报,1987(02):242.

[4] 长江水利委员会.宜昌路家河:长江三峡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66.

[5]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大地坪遗址2003年度第二次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C].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3208.

[6] 王军,王鲁茂,杨林.湖北秭归朝天嘴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1989(02):50.

[7]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市金沙遗址”兰苑”地点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1）[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20.

[8]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城固宝山:1998年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126-127.

[9]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四川彭州天彭周家院子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2016(03):13.

[10]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市金沙遗址”兰苑”地点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11)[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20.

[11] 荆州博物馆.荆州荆南寺[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137.

[12] 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弓鱼国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455.

[13]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市金沙遗址”兰苑”地点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1）[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20.

[14]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忠县永兴场遗址2003年度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C].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2098.

[15]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城固宝山:1998年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177.

[16] 长江水利委员会.宜昌路家河:长江三峡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85.

[17]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城固宝山:1998年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177.

 

文稿：陈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