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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绘制工艺
发布人:  2022-03-22

彩陶作为中国文化艺术史中最具艺术魅力和文化成就的代表之一,在新石器时代就形成了完整而有序列的彩陶发展史。结合迄今为止彩陶出土的分布情况,可知其遍布于全中国。根据新石器时代早晚阶段的划分标准,可以看到彩陶的发展主要集中于新石器中晚期,早期和末期分别是彩陶开始出现和逐步消亡的阶段。

自现代考古学诞生起,彩陶便进入了考古工作者的视野,并成为探索远古人类艺术、文化面貌以及人类发展的重要手段,其中最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主要有张朋川先生的《中国彩陶图谱》[1],王仁湘先生的《史前中国的艺术浪潮 ——庙底沟文化彩陶研究》[2]等等。与此同时,各类专题性的彩陶研究著作或论文相继问世,为彩陶文化研究注入了活力。纵观彩陶研究史,可以发现以往研究主要是在考古学文化视角下,围绕其分类起源、交流互动、文化内涵及彩陶意义等方面进行的;针对彩陶绘制技艺和手法的专门性研究相对较少,进而使得部分学术性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本文拟对新石器时代部分彩陶进行一定的梳理,并就其纹饰形成、彩绘工具及绘彩技术等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彩陶的制作主要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陶坯表面进行绘制,然后入窑烧制,颜料发生化学反应后与陶胎融为一体,以这种方式产生的彩陶不易脱落;一种是将颜料直接涂抹在烧成以后的陶器器表,表现为彩陶贴附在表面,容易损坏掉落,这一类彩陶也被称为彩绘陶。

通过对新石器时代部分彩陶器的初步观察和辨识,发现该时期陶工在对彩陶纹饰成形的过程中,普遍存在人工处理的痕迹,考古工作者依此能够更加清晰的观察陶工在绘制和处理纹饰时的方法。其中,最先被识别出来的绘彩技艺便是广泛流行于彩陶绘制者之中的描边手法,这里所提到的描边技术痕迹,其表现形式为在绘彩时先把整体轮廓勾勒出来,下一步在这个轮廓框架内填充颜料,进而完成彩陶的绘制流程。需要注意的是,描边技艺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彩陶。就目前的数据分析来看,陶工会着重选择诸如宽带纹、三角形纹、垂鳞纹、变体鸟纹等幅面占用面积较大的纹饰图案采取描边手法,如马家窑文化变体鸟纹长颈罐,表现为鸟纹底座弧边三角,其下横线同两侧弧线形成的外轮廓,明显是描边手法形成的,后在框内涂抹黑彩(图一,1);复道竖线纹瓮,其腹部竖线纹两侧的半月纹,是以描边技艺勾画而成的外侧弧线与底部横线共同构成的半月形框架,进而填彩(图一,2);弦纹颈耳壶,线纹间的弧边三角纹和半月纹,都有以弧线外边产生涂彩区域的描边痕迹(图一,3);红山文化宽带纹,筒形器近底部上下横线之间描边使得形成宽长状黑彩纹,其间涂抹黑彩部分较外框线更易脱落(图一,4);勾连纹,底座三角状顶端长出支叉,其三角以底边横线,外侧弧边成描边闭合区域(图一,5);垂鳞纹,呈弧线状的宽带状纹饰,以描边构成上下弧线外框,于其内填涂黑彩(图一,6)等等。由上可知,描边技法的成功运用,是陶工实际绘彩工作中无法一次性完成绘制而采取的积极应对措施,为彩陶纹饰的规范化和美观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此可以推断,描边技艺是一种针对性极强的绘彩技术,其原因可能是画面太大,使得绘彩工具无法一步完成纹饰的绘制。鉴于经过描边的外框线相对于涂抹于框内的彩绘颜料更易保存、更具色彩感,有理由推测框内彩陶的实施更像彩绘陶,至于其具体情形如何,还需要依赖于其他学科的介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图一  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描边痕迹

 

除了描边的现象,在进行观察时可以发现,陶工进行填彩的过程中,彩陶纹饰展现出来的纹饰走向和涂彩笔迹,存在顺涂和乱涂的区别,其中顺涂为画笔不间断的自落笔处横向长距离的划至下一处,上下多道横线紧凑相邻,构成宽带纹类似的彩陶(图二,1),有的上下较窄略等同于弦纹的彩陶纹样还会在停顿处留下顿笔的痕迹,提醒下一个线条的起始,这样方式产生的纹样样式基本上会有较为明显的线条边界或停笔点(图二,2)。而乱涂则几乎没有涂彩规律可言,只不过在部分填彩区域内,似可见类似毛笔刷分叉的痕迹,排除被埋葬所造成的因素外,表明这种绘彩工具的笔尖应该是有较多道的笔锋,至于无法识别出填彩工具的彩陶纹饰,可能表明绘彩工具倾向于柔软度更高的器具。绘彩前,陶工会充分考虑器物自身的基本形态和彩陶纹样的画面布局,以及不同施彩工具会产生不同绘彩效果的这一基本特性。因此对于施彩者而言,早在施彩之前便已成竹在胸,能够直截了当的完成任何一件彩陶器制作的工作内容。

 

 

图二  新石器时代彩陶绘制痕迹

 

以马家窑文化和红山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彩陶绘制技艺,与周边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相比,可以发现,描边技艺几乎伴随着中国彩陶的发展,在广阔的神州大地上,各文化间都以相同或相似的技术规格作为本地区秉承的行业准则,为文化交流与互动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形式和外观的学习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因素,而技术因素的传播交流更加能够为文化因素分析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撑,因为技术的渗透更容易代表人群的迁徙和文化的扩张,可以认为彩陶的传播模式基本是建立在技术、工艺等文化模式的传播基础上的,而以交换手段来实现的方式可能还需要去论证。描边技艺所代表的外围边框,给予了填彩工作一个“规矩”,可以想象,施彩过程中稍有不慎将颜料涂抹于边框外,或缺乏边框的约束使得彩陶纹样变形,那么这一件彩陶器物应当算是残次品。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到一些收获,彩陶纹饰的形成是史前文明中最为突出的文化标志之一,从中国最早产生彩陶的老官台文化和上山文化,发展到仰韶时代诸考古文化迸发式的彩陶潮流,进而到龙山时代彩陶元素的衰退,其间,彩陶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同史前文化面貌的发展大体是同步的。因此,我们可以将彩陶置于考古学文化视角之下的综合性研究,更能够利用不同彩陶元素进行专题性研究。相信随着科技考古分析手段和技术的广泛应用于彩陶研究,能够为关于史前彩陶的成分分析、颜料来源、呈色机理与绘彩工艺,以及史前文化交流与传播方式提供全新的视角。

 


参考资料:

【1】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文物出版社,1990年。

【2】王仁湘:《史前中国的艺术浪潮 ——庙底沟文化彩陶研究》,文物出版社 2011年。

 

文稿:李能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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