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陵县最早见于《永初郡国》。《宋书·州郡志》（以下简称《州郡志》）记载：“建平太守，吴孙休永安三年，分宜都立，领信陵、兴山、秭归、沙渠四县。晋又有建平都尉，领巫、北井、泰昌、建始四县。晋武帝咸宁元年，改都尉为郡，于是吴、晋各有建平郡。太康元年吴平，并合。五年，省建始县，后复立。《永初郡国》有南陵、建始、信陵、兴山、永新、永宁、平乐七县，今并无。按《太康地志》无南陵、永新、永宁、平乐、新乡五县，疑是江左所立。”

《太康地志》一般认为由西晋官方编撰，并按太康三年（282年）断限。但也有研究者认为，《太康地志》成书于东晋时期，断限区间在太康三年到十年（289年）。唐初官修的《晋书·地理志》同样缺少南陵县记载，但此书仓促撰成，疏谬较多。南朝齐刘澄之所撰的《永初郡国》记南朝宋武帝永初年间的政区沿革、山川地理等，其记载相对更为可靠。《州郡志》的年代断限，其自序中讲“大较以大明八年为正，其后分派，随事记列。内史、侯、相，则以升明末为定焉。”有学者研究认为其中的“荆州部”断限在元徽四年（476年）冬至升明二年（478年）。也即是说，到了南朝刘宋末年，南陵县已废。

到了唐宋时期，各家地理文献中提及巫山或建平郡时皆无南陵县的相关记载。明代李贤等纂修《大明一统志》卷七十《夔州府》时首次提及南陵县的治所以及置、废时间：“废南陵县，在巫山县治南，与阳台对，晋置，刘宋废。”其后，《蜀中名胜记》引《志》云：“废南陵县与阳台相对，晋置，刘宋废，基址存。”清代《四川通志》（乾隆）卷二十六《古迹》则更详细地说明了南陵县置、废时间：“南陵故城，在县南大江南岸。晋南渡后置县，属建平郡，刘宋元嘉中废。今县南大江渡口有南陵渡。”

由此可知，明清两代学者关于南陵县的地理认识是统一的，即县治今巫山县南长江南岸。关于南陵县置、废时间，各家记载虽有差异，但也都不超出两晋刘宋时期。

六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地方政区建置因而极度混乱，“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加之时间久远，流传下来的地理文献往往记载疏漏颇多，更增添了两晋南北朝时期政区研究的复杂性，建平郡南陵县是否存在过，其置、废时间是否如文献所载，或可从考古中寻找相关证据。

二、寻找消失的南陵县

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组编制《四川省巫山县文物古迹保护规划报告》时，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对巫山县境内三峡工程淹没区和移民迁建区内的文物古迹进行了调查，在巫山县城对岸发现并确认了叫花洞遗址、李家湾遗址、南陵村遗址、南陵堤坝遗址、南陵村墓地等古遗址、古墓葬：

（一）南陵村遗址。分布高程105米，面积25500平方米。调查发现有陶器，遗址时代判断为东周至明清。

（二）李家湾遗址。分布高程120米，面积20000平方米。采集到陶器、青瓷片，遗址时代判断为东周至汉晋。

（三）叫花洞遗址。分布高程110米，面积4500平方米。采集到陶器、瓦片，遗址时代判断为汉、晋。

（四）南陵堤坝遗址。分布高程117～125米，面积1000平方米。发现有条石墙基，遗址时代判断为清代。

（五）南陵村墓地。分布海拔130～300米，面积16800平方米，发现有墓葬，墓地时代判断为汉、晋。

上述遗址中除了清代南陵堤坝遗址，其他三处遗址都发现有汉晋时期遗存，遗址海拔高程普遍在105~120米之间，墓地则位于遗址后部的地势高岗处，这一现象符合当时的墓地选址理念。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巫山县文物部门在巫山新县城对岸的南陵居委新发现了一处驿站古道遗址——南陵古道（图1），调查时发现有“清道光七年（1827年）重修，道光十年（1830年）四月竣工，清同治三年（1864年）县民再次捐资进行整修”等题记。这条古道见于南宋陆游的《入蜀记》和美国华盛顿自由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宋代《蜀川胜概图》（图2）。《入蜀记》记载：“隔江南陵山极高大，有路如线，盘屈至绝顶，谓之一百八盘，盖施州正路。”《蜀川胜概图》中，巫山县城对岸除了标注有“一百八盘”，还标注了施黔路、施州盐仓等地名，可见，宋代的南陵古道是巫山通往今湖北恩施市的重要驿道和盐道。

图1 南陵村遗址及南陵古道地形卫星影像图

2013年，笔者参与巫山县消落区文物巡查工作时，在巫山新县城对面的南陵居委信号台发现一处汉至六朝时期墓地。墓葬分布在海拔160～170米的山坡上，类型包括土（岩）坑墓和砖室墓两种（图3、4）。调查中在现场采集到铭文砖一块，砖残长19厘米、宽14.5厘米、厚5.5厘米，侧面以阳文方式从上往下模印“□廷賓南陵□”，上部残缺（图5、6）。其下游不远处另发现有南陵墓地。结合既往工作，我们判断两处墓地同属于原南陵村墓地的分布范围，时代为汉至六朝时期。“南陵”铭文砖的宽度、厚度、书写风格与隔江相望的江东嘴墓群出土的东晋时期墓砖相近，结合历史文献记载与墓地分布规律、墓葬形制研判，“南陵”铭文砖的时代当属东晋至刘宋时期。它的出土为我们确定南陵县的存在及治所提供了重要证据。

南陵村遗址背靠南陵村墓地与南陵古道，与高唐观遗址隔江相对，从旧地图上看，也与南陵渡口高度重合，因此我们推测南陵村遗址为文献中记载的建平郡南陵县县治。而从《蜀中名胜记》所引《志》的记载来看，大约在明代中叶以前南陵县治的基址仍然是存在的。

图3 南陵信号台墓群远景

图4 文峰山与巫山南岸的历史影像（张伯林1909年摄）

图5 在信号台墓群调查中采集到的墓砖

图6 南陵信号台墓群墓砖拓片

对政区变迁历史过程考察的同时，也需要积极探索政区变迁背后所蕴含的驱动因素，进而探讨政区变动与地方社会与环境之间复杂的联动关系，并由此窥见地域历史的发展脉络。

检索《州郡志》记载，西晋太康元年以后，三峡地区分为梁州的巴东郡（惠帝太安二年度益州，穆帝平蜀后度属荆州）、荆州的建平郡和宜都郡等三郡。其中，巴东郡领鱼复、朐肕、南浦、汉昌等四县（《晋书》无汉昌县），其中鱼复、朐肕为汉时旧县，南浦为蜀汉建兴八年（230年）改羊渠县立，汉昌则见于《太康地志》；建平郡领巫、北井、泰昌、建始、信陵、兴山、秭归、沙渠、归乡等九县，其中巫、秭归为汉时旧县，归乡见于刘宋何承天的《州郡志》（以下简称何志）和《晋书·刘弘传》，何志指其为吴分秭归立，北井、泰昌见于《晋太康地志》，沙渠见于《晋起居注》，记载其为太康元年立，但吴立建平郡时有，或与兴山、信陵等皆为吴孙休永安三年所立；宜都郡领夷陵、夷道、佷山等三县,皆汉时旧县，另有宜昌县，何志记载为晋武帝所立，《州郡志》依据《太康地志》和《永宁地志》无宜昌县记载，推测其为西晋以后所立，《晋书》卷六十《张辅传》：“（张辅）累迁尚书郎，封宜昌亭侯。”可见何志所记不误。

刘宋初，建平郡已增至十四个县，除之前的九县外，新增南陵、永新、永宁、平乐、新乡等五县。巴东郡新增新浦县，并将汉昌改为汉丰。

刘宋末年（约元徽四年冬至升明二年），建平郡已无信陵县、兴山县、建始县、南陵县、永新县、永宁县、平乐县等7县，余巫、北井、泰昌、秭归、沙渠、新乡、归乡等7县。巴东郡新增巴渠、黾阳两县。宜都郡则不变。

可见三峡地区在三国至西晋太康时期出现第一次析县潮，新增了一批县级行政区划；西晋至刘宋初年间出现了第二次析县潮，再次新增了一批县级行政区划，其中就包括南陵县，结合明清时期的地理方志和历史背景分析，我们认为本次增县的时间可以具体到西晋末至东晋初，且两次新增县主要集中在建平郡；而到了刘宋末年，除巴东郡新增两县外，建平郡则对南陵县等大量县级政区进行了并省。

西晋末至东晋初的建平郡增设大量新县与安置蜀中动乱带来的大量东迁流民以及抵御成汉政权的东进不无关系。

西晋永宁元年（301年），李特带领就食巴蜀的天水、略阳、扶风、始平、武都、阴平等六郡流民起兵反叛。太安元年（302年），西晋太尉、河间王司马颙遣将衙博击李特于蜀为特所败，李特领导的六郡流民逐渐攻占了蜀郡大部。此后，由于西晋朝廷的日益混乱，对六郡流民武装的镇压被来自荆州的政治力量所主导：西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年），“朝廷遣荆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孙阜帅水军三万以救罗尚。岱以阜为前锋，进逼德阳。特遣李荡及蜀郡太守李璜就德阳太守任臧共拒之。”；永兴元年（304年），“（荆州刺史刘弘）遣治中何松领建平、宜都、襄阳三郡兵，屯巴东，为罗尚后继。”但这些镇压行动最终失败。西晋惠帝光熙元年（306年），李特之子李雄在成都称帝，国号大成（《晋书》记为蜀）。西晋怀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因罗尚卒、成都为成国所占据，“三府官属表巴东监军南阳韩松为益州刺史，治巴东。”益州刺史由成都迁往巴东郡。

成汉政权的基础是来自秦、雍二州的六郡流民，统治集团则是以賨人李氏宗族亲党为核心的六郡流民上层人士，原梁、益二州的土著居民一直与流民存在尖锐矛盾，当李雄逐渐在军事上取得胜利时，为了逃避流民的报复，益州的蜀郡、犍为郡，梁州的梓潼、巴西、广汉、新都等六郡之民便开始大规模逃亡，其中一部分南入宁州，而绝大多数则是跟随援蜀的荆州军队逃到了荆湘地区。

稳定了益、梁后，成国开始攻击三峡地区的巴东、建平郡：建兴五年（317年）春正月，“李雄使其将李恭、罗寅寇巴东。”永昌元年（322年），“蜀贼张龙寇巴东，建平太守柳纯击走之。”东晋咸和五年（330年），“冬，十月，成大将军寿督征南将军费黑等攻巴东、建平，拔之。巴东太守杨谦、监军毌丘奥退保宜都。”可见在晋室南渡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李雄的成国一直是东晋的西疆之虞。庾亮在给东晋成帝的上疏中提到：“蜀、胡二寇凶虐滋甚，内相诛锄，众叛亲离。蜀甚弱而胡尚强，并佃并守，修进取之备。”成汉政权对巴东、建平郡的进攻和占领，必然导致临近巴东郡的建平百姓也随益、梁流民流亡荆州。《晋书》卷六九《周顗传》：“元帝初镇江左，请为军咨祭酒，出为宁远将军、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假节。始到州，而建平流人傅密等叛迎蜀贼杜韬，顗狼狈失据。”

长江上游的威胁促使“树根本于扬越，任推毂于荆楚”的建康政权加强三峡地区的防御，以防峡口失守之后“敌泛舟顺流，星奔电迈，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县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这是建康政权增设南陵、永新、永宁、平乐、新乡五县以增加建平郡实力的重要原因，而因社会动荡随荆州军东撤的巴蜀地区侨寄人口则成为五县政区设置的重要基础。

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年），李势降于桓温，成汉政权灭亡，但巴蜀地区的局势并未平静。同年四月，隗文、邓定拥立原成汉“国师”范长生之子范贲为帝，与东晋益州刺史周抚相抗衡，益州重新陷入动荡直至永和五年（349年）方平。之后，益州地区经历了梁州刺史司马勋反叛、李金银动乱、前秦取蜀等重大历史事件，由于成都平原难以防守，巴东、建平两郡一直都是东晋朝廷防御、进攻的重要屏障与前出基地。

到了刘宋世祖初，“罢南蛮并大府，而宁蛮如故。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结党连群，动有数百千人，州郡力弱，则起为盗贼，种类稍多，户口不可知也。所在多深险，居武陵者有雄溪、褭溪、辰溪、酉溪、舞溪，谓之五溪蛮。而宜都、天门、巴东、建平、江北诸郡蛮，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迹罕至焉。前世以来，屡为民患。”

蛮夷之乱导致三峡交通时常阻断，甚至连军队出川都遭受了阻击而不得行。“初，邓琬徵兵巴东，巴东太守罗宝称辞以郡接凶蛮，兵力不足分。巴东人任叔儿聚徒起义，遣信要宝称，宝称持疑未决，暴疾死。叔儿乃自号辅国将军，引兵据白帝，杀宝称二子，阻守三陕。萧惠开遣费欣寿等五千人攻叔儿，叔儿与战，大破之，斩欣寿。子顼又遣中兵参军何康之领宜都太守，讨叔儿。军至陕口，为夷帅向子通所破，挺身走还。叔儿遂固白帝。”至此，“陕口道不复通。（萧惠开）更遣州治中程法度领三千人步出梁州，又为氐贼杨僧嗣所断。”

蜀中动荡以及三峡地区的蛮夷之乱导致原本富庶的建平郡变得衰败，人口大量流失，“大明中，建平蛮向光侯寇暴峡川，巴东太守王济、荆州刺史朱修之遣军讨之，光侯走清江。清江去巴东千余里。时巴东、建平、宜都、天门四郡蛮为寇，诸郡民户流散，百不存一。太宗、顺帝世尤甚，虽遣攻伐，终不能禁，荆州为之虚敝。”这或许是南朝刘宋晚期南陵等县拆撤省并的直接原因。

参考文献：

1.顾江龙：《<太康地记>考——兼论王隐<晋书·地道记>和<元康地记>》，《文史》2018年第4辑。

2.李伟：《<宋书·州郡志>断限新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三十六辑。

3.《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组》：《四川省巫山县文物古迹保护规划报告》，1995年8月，第11-14页。

4.张红梅、何方：《南陵古道藏身库区深山百年》，《重庆日报》2011年9月6日B8版。

5.田赤、赵明启：《鄂西南川盐古道探微》，《铜仁学院学报》2017年5月。

6.重庆市文化局、中国文物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巫山县文管所：《巫山江东嘴墓群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06-231页；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重庆巫山江东嘴晋墓的发掘》，《江汉考古》2010年第3期。

7.岳云霄：《国家·族群·环境:康雍乾时期农牧交错带政区变迁的多元面向——宁夏府新渠、宝丰二县置废研究》，《社会史研究》第五辑。

8.贾大全、陈世松主编：《四川通史》卷三《两晋南北朝隋唐》，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